欧洲极右势力崛起并走向联合

2016～2022年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仅有极少数国家幸免于难，成为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危机将促使全球各地发生大变革。

2023～2034年，将是一个催生变革的时代。

从古至今，更多的变革都是在危机的推动下展开的。危机越大，危机意识越强烈，变革意识也越强烈。这种变革意识犹如洪流一般，以摧毁性的力量在一些地方实现政权的更迭，推动变革的深入。

任何试图阻止改革的力量都显得脆弱不堪。

变革就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

经过危机的惨烈洗礼，欧洲国家的极右翼势力必然迅速崛起，成为引发欧盟、欧元区分裂的最大隐患。

1991年12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即欧洲联盟条约，简称马约）签署，成为欧洲的一个分水岭——从此开始，欧洲极右政党越来越反对欧洲一体化。德国共和党提出“欧洲人的欧洲”，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则把马约比喻为“臭名昭著的《特洛伊条约》”。[1]

在欧洲走向融合的情况下，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处于边缘化的状态。[2]但是，当欧洲融合过程中出现问题，比如，受到欧债危机这样的风险事件的冲击，极右翼政党的影响力就会扩大。

还有一点，货币联盟会限制政治家的自由，使他们想实现选票最大化的目标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加入货币联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主权将受到某些制约，其政府调控空间和采取应对措施的选择也将受到限制。而且，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欧洲的政治家们由于措施失当，信誉受到很大损害。[3]

这当然有利于原本被边缘化的极右翼势力借助选举的力量崛起。

调查显示，在欧元区各成员国，从欧债危机爆发到2012年7月，极右翼政党的得票率或者民意调查结果，都比以往水平增长了一倍。[4]

以极右翼政党法国国民阵线为例，这是一个被严重边缘化的政党，但危机给了它重生的机会。

2010年3月，法国举行六年一度的地方选举，国民阵线在两轮投票中分别获得11.42%和9.17%的选票，分别位列第三、第四位。极右势力死灰复燃的主要原因是：受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影响，法国遭遇“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如下图所示）、就业不稳，治安问题突出，导致部分右翼选民转向极右翼。[5]

数据来源：Eurostat。

从上图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前，法国的失业率低于德国。但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法国的失业率持续上升而德国的失业率持续下降，法国的失业状况远比德国严重。

欧债危机的蔓延，让国民阵线继续前行。

2012年，法国经历了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快速上升，其候选人马丽娜•勒庞在总统大选中获得了高达18%的选票，国民阵线在立法选举中获得2个议席，重返国民议会。“本质上依然是极端民族主义和仇外、排外的”国民阵线，稳步上升为法国第三大政党。[6]

国民阵线的上升步伐并未就此止步。

2014年3月，国民阵线在法国市政选举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首轮投票中一举赢得北方城镇埃南博蒙，并在法国南方城市佩皮尼昂处于领先地位。[7]

在3月30日的市镇选举中，国民阵线在11个市镇获胜，亲国民阵线的候选人在另外三个地方胜出。这种强劲表现足以震撼传统的左翼和右翼政党，促使他们担心英国、荷兰和意大利等国的极右翼政党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大有斩获。[8]

而法国总统奥朗德领导的执政的社会党在150多个市镇输给了复兴的中右翼反对党——人民运动联盟。[9](www.xing528.com)

极右势力同样也在欧元区另一更为重要的核心国德国崛起。事实上，2010年，德国在帮助希腊摆脱困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在国内招致严重的质疑，而这种质疑的程度可能会使欧洲处于危险的境地。[10]

德国虽然统一20多年了，但极右势力反而呈现出上扬的态势。与过去不同，年轻人也容易接受极右翼思想。[11]

2013年4月14日，一个以抛弃欧元为核心目标的政党“德国的选择”在柏林举行成立大会，该政党主张有序地解散欧元区，重新引入德国马克。“德国的选择”领导人、汉堡经济学家贝恩德•卢克认为，欧元走到了尽头，因为它威胁到欧洲统一。他指责德国目前主要政党通过欧元救助政策，明显损害了民主、法治国家和经济的原则。[12]

这个新成立的政党在2013年9月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中，竟然赢得4.7%的支持率，虽然没有达到进入议会所需的至少5%的支持率门槛，但它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就能够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13]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反欧元的声音正在形成不容忽视的力量，凸显出欧元区的脆弱性。

而且，欧洲的极右势力正在走向联合。比如，法国马丽娜•勒庞和另一位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荷兰的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跨越国界，形成了一个意图削弱欧盟力量的泛欧洲组织。这些右翼人士不信任甚至是憎恶欧洲大陆的核心机构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议会，他们和其他国家的极端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削弱这些机构的力量。最终目标则是瓦解欧盟，将权力归还给各成员国。[14]

2014年5月，欧洲各国的反欧盟政党继续在选举中攻城略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领导的英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UKIP）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英国独立党是一个欧洲怀疑主义的右翼政党，它在1993年成立之初便以促使英国脱离欧洲联盟为目标，支持通过举行公投退出欧盟。

2014年5月22日，英国选民进行欧洲议会选举投票，选举欧洲议会751个议席中的73名英国议员。在25日晚公布的选举结果中，英国独立党的得票率在英国所有政党中排名第一，超过了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

英国独立党和法国国民阵线并列成为欧洲议会中的第四大党。由于反欧盟政党支持率上升，欧洲主流政党领导人纷纷被赶下台。[15]

英国独立党的异军突起，无疑将大大推动英国脱离欧盟的步伐；而失去英国的欧盟，力量势必会遭到削弱。更重要的是，英国的做法将成为一种“表率”，使得反欧元的力量团结起来，加速欧元区的解体。

失去欧盟的英国，力量同样被削弱。当欧洲变成“英国+欧元区+非欧元区成员国”的状态时，即使欧元区暂时不分裂，也已变得更为松散。当欧洲走向分裂，它将无力再对美国构成竞争和挑战，从而让美国得以施展“离岸平衡手”，坐享渔翁之利。

欧元区内部的差异化、超出其承受能力的高福利、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和失业率，是其实现一体化的巨大障碍。仅以失业率为例，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塞浦路斯的失业率在2013年全部创出新高，而且失业的主体是青年人，这等于是为极右政党输送力量。

应该认识到，货币联盟与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支持者，一直是人数有限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这些精英会把货币联盟和欧洲一体化的种种好处灌输给公众，使得大多数欧洲人处于乐观其成的状态。但是，一旦民众认为一体化不仅不能给他们带来帮助，还会伤害他们的时候，就会迅速地成为货币联盟和欧洲一体化的反对者。[16]

因此，影响欧洲一体化的障碍随着新一轮危机的爆发，将变得更加醒目。

2023～2034年的美元持续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将使经济状况和民众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恶化。欧元区各成员国乃至欧盟各成员国民众的不满之声也将日趋强烈，这必然助推极右翼政党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从而对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带来至关重要的甚至是致命的负面影响。

而且，2023～2034年的高价能源时代，将使得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经济无论是停止增长还是衰退，都意味着债务变得越来越沉重，无论被这种沉重压力摧毁的是希腊，还是被救援请求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德国，欧元区的现状都不可能继续维持——哪怕苟延残喘都不能。

欧元区原本就只有两个结果，要么走向邦联或联邦，形成一个更加统一的欧洲，要么分裂。

而更清晰的趋势演进路线显示，欧元区的分裂甚至解体是很难避免的结果。诚如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斯•奥特所言：“欧元会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样也会在某一天离开我们。”[17]随着欧洲央行与德国矛盾的激化以及欧洲右翼倾向的加剧，最终或许导致德国率先离开欧元区。失去德国的欧元区难逃解体的命运，而失去欧元区的德国依然十分强大。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倘若欧元毫无预兆地突然解体，很可能引发一场全球大衰退或如同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18]这不正是符合美国大战略的最终结果吗？只有借助这场大危机，美国才能摆脱沉重的债务压力，获得重生的机会——欧元区的解体将让美国这个金融大帝国变得更加强大，使其得以在2023～2034年这个周期内随意让美元贬值而不必有所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