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经济大趋势：美国货币政策与主权债务稳定性

此前的章节，主要是从中美两条主线看未来的大趋势，接下来，将从全球的角度来做进一步分析。

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未来，将更加清晰。

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中国已经慢慢融入世界。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身影和中国元素。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距离中国很远的因素下，也往往能够对中国产生直接的影响。更何况，当这种影响处于全方位且目的性很强的棋局中的时候，释放出来的能量是足以令人敬畏乃至畏惧的，当然更令人不敢低估。

中国是新兴经济体的引领者。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经济合作日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的危机，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中国，都具有巨大的影响。

2016～2022年，对全球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是充满黑暗和恐惧的时期。

为什么是2016年？

2016年，处在美国收紧货币政策后的第三年，杀伤力日益充分地显露出来。而且，这个时候，全球的债务规模也达到了令人畏惧的程度——别忘了，这是在经济衰退而非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许多分析师通过经验分析发现，主权债务稳定性的临界点为债务占GDP的60%。2006年时，全球国家超过GDP的60%的债务，总量仅仅为7万亿美元，且大部分为日本债务。而十年之后的2016年，该债务总量将会达到惊人的28万亿美元！[1]

债务作为一条带血的主线，正在变成血红的利刃！

更具体的原因，还会在其他章节中进行阐述。

在2016年开启的这个时期内，丛林法则仿佛“王者归来”，弱者遭到猎杀和蚕食，而强者则高踞食物链顶端，安享一切。

如果用美国法学教授乌戈•马太和人类学教授劳拉•纳德的话来为这个时期做注脚，再合适不过了：法治滋生的巧言辞令伴随着欧美的扩张而大行其道，并不断掩饰着其对无数殖民地区当地民众的土地、水资源、矿产和劳动力的掠夺行为。[2]

在这个时期，除了诸如粮食等少数品种，绝大部分大宗商品的运行轨迹尽管有阶段性的反复，但最终都将以坠入深渊的姿态重新延续跌势——这个趋势其实从2011年，即2012年大转折点的前一年就已经展开了，只是随着美国从削减购债到加息的过程，趋势不断被强化。

在企业领域，展现出来的则是明显的紧缩形态：资金紧张、市场萎缩、产品积压、应收账款增加……不堪重负的企业，不断在痛苦中关闭。在就业领域，越来越多人感受到找工作的艰难，企业部门迅速衰退，岗位供给不断减少——这个趋势同样是从2012年大转折时，就开始快速积聚能量。

在货币方面，则是本币对美元持续贬值，并且速度越来越快，幅度越来越大……跌得最凶的货币将是：新兴市场国家和货币超发严重的国家的货币（如阿根廷比索、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南非兰特等）、资源型货币（澳大利亚澳元、波兰兹罗提等）——有的国家同属这两类，如巴西、俄罗斯、中国等。

从经济危机的角度来看，三种国家的危机最为严重。一是资源型国家，资源储量丰富；二是内需不振、经济对外依存度非常高的国家；三是与美国有竞争关系的国家——这种竞争特指在危机后抄底全球优质资源方面，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日本、韩国以及欧洲的富裕国家。

在这场空前的（指覆盖面和强度）大危机中，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不被危机摧残，包括资本、金融领域独立性较强而经济基础又非常坚实的国家，以及工业基础强大、创新能力强、财富积累多的国家（如德国）。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国家虽然能够抵御住这场大危机，但也将比较深地被伤到元气。

接下来，笔者将通过重要的信息和数据，对未来趋势的演变进行详细的阐述。

先说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金砖国家。

“金砖四国”这个词是高盛公司的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首次提出的。传统“金砖四国”（BRIC）引用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英文首字母。由于该词与英语单词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南非加入后，其英文单词将变为“BRICS”，并改称为“金砖国家”。

金砖国家保持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累积了大量财富。

2011年12月，高盛资产管理公司的奥尼尔总结说，在过去10年中，金砖国家改变了世界。10年前，金砖国家的GDP在全球中所占的份额在7%左右，现在则达到了将近20%。过去10年全球经济的平均增速为3.5%，而金砖国家的增速为8%，全球经济增长的1/3和金砖国家有关。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金砖国家更是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奥尼尔算了一笔账：自2001年以来，中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两番，从每年1.5万亿美元左右变成每年6万多亿美元。从经济学上来看，中国在10年中又创造了3个中国。

有趣的是，在过去10年，金砖国家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奥尼尔本人——“金砖先生”的光环让他成为经济学界的“摇滚明星”，使他得以担任全球排名前十的高盛资产管理公司的主席，旗下管理着超过7000亿美元的资产。[3]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金砖四国”。2012年“金砖四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25%。[4]

金砖国家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因为其资源或社会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优势明显。俄罗斯和巴西具有资源优势，俄罗斯被称为“世界加油站”，巴西被称为“世界原料基地”；中国和印度具有相对的劳动力要素成本优势，先后享受“人口红利”。其中，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5]

金砖国家打破了全球的经济平衡——这是促使美国“战略新移”的根本原因。

当世界被某个强势国家主导的时候，它最大的愿望当然是维持由它主导的平衡，因为这种平衡意味着它的权威得以延续，它就能在全球利益博弈的食物链中持续地占据最顶端的位置。

比如，美国同时交好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敌对的双方都有求于美国，美国在这种平衡中建立了石油美元，并且不断把阿拉伯国家卖石油赚取的财富通过军售、国债等形式，重新流回到美国为美国所用。当萨达姆主政时的伊拉克试图打破这种平衡——尽管仅仅是阿拉伯国家间的平衡——由于萨达姆提出的以欧元结算油价的构想直接触动了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便直接摧毁了萨达姆政权。

从经济上来看，金砖国家逐渐打破了这种平衡。对于美国而言，这种平衡被打破的初期，对它依然是有利的。金砖国家的廉价商品，拉低了美国的物价。美国每年的通货膨胀问题都相对缓和，很少有国家能在价格稳定方面达到美国的水平。[6]

而金砖国家尤其中国持续购买美国国债，给予了美国更重要的支持。比如，美国获得了大量的廉价资本，这成为推动美国科技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力量。

但是，当金砖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与美国的宏大战略交汇在一起的时候，金砖国家就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或者说，构成了战略实施的障碍。一方面，金砖国家中像巴西、俄罗斯等本来就是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是美国未来的重点收购对象；另一方面，金砖国家所积累的财富，使得它们有能力在未来抄底全球优质资源的过程中，对美国构成强有力的竞争威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基于生存空间的资源争夺。

早在2004年，世界保护自然基金会发表的研究报告就指出：近30年来，人类消耗了地球上1/3的可利用资源。在此期间，地球的森林覆盖面积减少了12%，欧洲河流和湖泊里的生物种类减少了55%。但是，人类对资源的需求还在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着。即使技术能带来比以前任何时候更高的燃料效率，汽车和其他形式的交通还是用掉了全球能源消耗的近30%、全球石油消费的95%。人类须想尽办法，解决地球资源枯竭这个目前最严峻的问题。[7]

2011年9月，位于美国加州的环境智库“全球足迹网络”发表报告指出，自2008年10月以来，人类对资源的需求一直在增长。以人类现在消耗资源的速度，需要1.2～1.5个星球才能维持。联合国根据人口增长和消费因素预测，到21世纪中期，将需要两个地球才能跟上人类的需求。[8]

如果人口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地球上的食物将不足以让所有人饱腹，人类必须找到第二个星球生存，因为“地球需要花一年半的时间才生产出人类每年的需求用量”。过度浪费更体现在人类需要5个地球才能让所有人过上美国式的生活，因为生养一个美国孩子所消耗的自然资源，是一个中国孩子的7倍。[9]

联合国估计，21世纪末，全球人口将达到100亿。要养活多出来的另外30亿人，地球仅存的森林、丛林、海洋、河流和野生动物还能剩下多少？即使人类完全牺牲环境，100亿人又能维持怎样的生活质量？[10]

英国学者也指出，到2030年以前，人类对食物和能源的需求将会猛增50%，对淡水的需求将增加30%，本已不堪重负的地球将面临着更沉重的资源压力。[11]

这也就意味着，在地球上保持优裕生活的人只能是少数！地球上的人不可能共同富裕，更可能出现的结局是：先强大先富裕起来的国家劫掠贫穷的国家，让它们更贫穷，以保护自己对有限资源的分享。换句话说，在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之中，一些国家似乎注定要处于贫困之中，以便为少数发达国家的优质生活腾让资源。

关于这一点，奥巴马说得再清楚不过了。2010年4月15日，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专访时说，如果十多亿中国人也过上与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同样的生活……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而奥巴马和我们都知道，美国人口不到全球的5%，却消耗着全球20%的能源、16%的淡水、15%的木材，生产10%的垃圾和25%的二氧化碳。[12]

如此露骨的表述暗含着一个冷酷的现实和一个更加冷酷的未来。

当金砖国家对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也就意味着这种矛盾必然以一种惨烈的方式来加以改变——这或许可看成是丛林法则的升级版。

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早在2008年就指出，“金砖四国”如果陷入一片混乱，美国的权力将得到极大提升。[13]

金砖国家具有共同的脆弱性。(www.xing528.com)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内源性现代化，往往是在某个特定的阶段解决某些特定的问题，前后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和渐进性。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现代化，往往受到初始条件不足的制约，“起飞阶段”刚刚到来，各种社会问题就接踵而至，诸如就业、社会贫富分化、环保、社会保障体系等问题，各种矛盾叠加在一起，解决的难度极大。[14]

新兴市场国家大多受产能过剩、货币超发、内需不振、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的困扰。以汽车行业为例。2014年3月初，福特公司首席运营官马克•菲尔茨（Mark Fields）警告称，全球汽车制造商在新兴市场上投入了过多的产能，令人担忧的是，在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市场上，汽车销售情况均未达到厂商们的预期。巴西、印度和俄罗斯2013年的汽车销量都在250万辆以上，分别位居全球销售额排行榜中的第五、第六和第七。但是，三个国家2013年的汽车销量都出现了十多年来的首次下滑。

毕马威（KPMG）的研究显示，到2016年，全球汽车市场的产能将过剩20%～30%。所谓“产能过剩”，是指能够制造出来的汽车数量超过能够卖掉的数量，由于工厂的建造、运营和维护成本都很高，只有当产能利用率高于75%时，企业才能盈利。这意味着，新兴市场看起来风光无限好的景象正在成为过去。[15]

连汽车这种在新兴市场被普遍看好的领域都出现严重过剩，那么，类似的这种隐患的严重性不难想象。

这也正是2011～2013年间，笔者在由北京东方世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主办的一年一次的趋势展望讲座中，特别强调橡胶期货步入下跌通道的重要原因之一。汽车业今天的这种状态可以根据投资规模与实际消费量等因素提前推导出来。

金砖国家正在变得越来越虚弱。

金砖五国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们很容易将危机向全球扩散。

巴西的影响力决定着它很容易把危机进一步扩散到整个南美洲和中美洲，但由于巴西的经济基础在南美相对比较好，更大的可能是阿根廷率先爆发危机，然后传给委内瑞拉等国，继而给巴西带来负面影响，把危机扩散到巴西，最后再由巴西进一步向南美、中美扩散。

俄罗斯一旦发生金融、经济危机，则马上向中亚诸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16]和其他东欧相关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国）扩散。

印度一旦发生金融、经济危机，则迅速向周边尤其东南亚各国扩散。

南非地处非洲大陆，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南非一旦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也就意味着危机迅速扩散到整个非洲。

中国在金砖国家中，起着灵魂和纽带的作用。诸如俄罗斯、巴西等资源依赖型国家，与中国的需求息息相关，中国的经济增长一旦回落，需求一旦下降，这些国家立即就会陷入重重压力之中——这是美国“战略新移”把中国与俄罗斯一起作为首要目标的又一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土耳其危机向中东扩散，希腊、西班牙爆发新一轮危机向欧洲扩散。

从美国大棋局的角度来看，金砖国家将成为首要的打击目标。对美国来说，金砖国家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砖。

由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通过举债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尤其是借外债多的国家，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危险。诚如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所言，随着这些国家外币债务（主要是美元）持续不断无限期地累积，最终将招致对其货币的攻击，就如同1997～1998年，印尼、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货币被迫贬值那样；或者，如同2002年阿根廷比索被迫贬值那样。这类攻击或者由此带来的威胁，将迫使债务国的政府融资和私人银行借贷的紧缩。[17]

这实际上就是步入经济危机的征兆。

危机往往都是从资本外流开始的。

2011年，金砖国家股票投资基金的资本外流达150亿美元，创近十年之最，金砖国家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将下降24%。其中，中国上海证交所、印度BSE证券交易所、俄罗斯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巴西Bovepsa交易所等指数，分别下降23%、23%、18%和17%。[18]

2011年，金砖国家（除中国以外）的货币开始出现转折点：

巴西雷亚尔从2011年7月18日起步入贬值轨道，从当日的1.55雷亚尔兑换1美元，贬值到2014年2月3日的2.44雷亚尔兑换1美元。

印度卢比从2011年7月25日开始贬值，从当日的44.01兑换1美元，贬值到2013年9月3日的67.63兑换1美元。

俄罗斯卢布从2011年5月2日起快速贬值，从当日的27.4兑换1美元，贬值到2014年3月2日的36.12兑换1美元。

南非兰特从2011年5月2日起步入贬值轨道，从当日的6.5437兑换1美元，贬值到2014年1月29日的11.3053兑换1美元。

如果把2011年看作除中国以外的金砖国家货币的转折点，那么2012年则为金砖国家实体经济的转折点。

从2012年开始，金砖国家实体经济正式步入转折点——2012年作为至关重要的大转折点，不断展现出它的威力。

2012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整体出现明显下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增长率2012年比2011年分别下降了1.2、0.6、1.9、1.5和0.5个百分点。中国从2011年的9.3%下降到7.8%，是自199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则从2.7%下降到1%，把第六大经济体的地位让给英国。

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水平则上升。2012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6%，俄罗斯的物价上涨6.6%，南非的CPI为6%，印度当年多数月份超过7%，个别月份甚至达到9%以上。

中国社科院专家认为，金砖国家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与货币超发有着直接的关系。截至2012年末，中国M2/GDP达到1.88，是1978年0.32的近6倍，创下新高，远高于美国的0.7。世界银行的M2/GDP数据显示，美国货币化走势曲折向下，金砖国家总体趋势向上，中国和印度最高。2012年，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和南非兰特均开始出现大幅度贬值。

2012年，外商投资增长下降和资本外逃较为严重。“201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117亿美元，同比下降3.7%。印度吸引外资下降较大。2012年，俄罗斯资本外流568亿美元。有关测算表明，2012年，中国外逃资金超过1500亿美元。”

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印度和巴西你追我赶的繁荣基本结束，今后10年将面临经济大幅减速。中国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很快将成为浪漫的回忆。金砖国家的奇迹值得质疑。[19]

下表为2011～2013年金砖国家与美国、世界GDP增长率比较。

数据来源：综合《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3）》和国家统计局《2013年世界经济回顾及2014年展望》。

尽管金砖国家在过去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但其隐患同样非常严重。

其一，高通胀压力。2010年，一次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中，金砖五国中除了俄罗斯外，其余四国即中国、巴西、印度及南非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均高于生产总量，能源依赖程度很高，甚至要依靠进口能源。金砖国家面对当前绝大多数的大宗商品价格高涨至历史新高时，其国内的通胀压力可想而知。因此，金砖国家的CPI水平远高于发达国家。

其二，资产泡沫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价格不断上涨。金砖五国的贸易部长们也认为，金砖国家面临着资产泡沫的挑战。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以及印度、俄罗斯等地，金融危机后房价上涨水平已经大大超过了普通百姓的支付能力，创下历史新高，甚至高于发达国家的房价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析认为，新兴市场国家信贷增长过度而且分配不当，对住房市场的高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三，经济过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包括金砖五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有可能出现经济过热现象。新兴市场国家已重现快速和持续的增长，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过热和资产市场的高涨正在累积新的下行风险，这种恐慌情绪现在已转向商品价格。[20]

其四，对外依存度较高，特别是对美国等发达市场依赖较大。比如，中国对外依存度达70%，俄罗斯、巴西、南非达50%，印度达40%。中国对发达国家市场依赖度尤其高。中国仅对美国的出口，就占其出口总额的20%，对美国、欧盟、日本三大发达市场的出口依存度更是高达60%以上。

其五，推进创新发展的瓶颈多。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总体上仍然属于数量型和粗放型增长，赶超主要体现在规模、速度上，但还缺乏质量、结构与可持续发展优势，如全要素贡献率不到30%，不到发达经济体同一指标的一半。

而且，金砖国家高新产业很弱，俄罗斯信息技术产业产值仅占GDP的1.5%，远远低于美国和爱尔兰的同一比例（分别为5%和12%）。

其六，经济增长过于依靠资本投入。比如，2009年和2010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因危机而低迷大背景下鹤立鸡群的主要原因，在于依托政府权力的过度刺激（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货币投放失控，使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迅速提高，并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一的水平。这也使得中国通胀水平上升过快，房地产泡沫积聚。

其七，廉价资源供给逐渐终结。中、印两大制造业大国及其自身资源的相对不足，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加工制造业的提升，将使其对外部资源的需求日益扩大。比如，中、印两国的石油进口增量占全球石油消费增长的一半以上，仅中国对铁矿石、铝土矿、铜矿、木材等一系列重要资源和原材料的进口需求就占全球供给量的1/3甚至更多。就连中国最为丰富的煤炭资源也从2009年开始，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了。

其八，“人口红利”衰减与低价劳动成本时代逐渐终结。[21]（关于人口问题对中国巨大影响的更为详细的分析，参见本书第17章第二节“人口巨变下的蛋”。）

因此，在2016～2022年的周期内，金砖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将出现崩溃性贬值，实体经济将快速下滑。金砖国家的灾难，在帮助美国削弱、重创竞争对手的同时，也将为美国带来大量绝佳的收购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