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巨变下的蛋：未来二十年经济大趋势

人口巨变，让经济变成了一个看起来比较脆弱的蛋。蛋在温暖的环境里可以孵化出生命，而在寒冷的时光里则只能是一个蛋，冰冷且易碎。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密切。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17]中，对人类进入公元后2000年的经济增长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按照他的计算，在第一个千年里，世界人口增长1/6，人均收入没有提高；而在第二个千年里，世界人口增长22倍，人均收入提高13倍。

在第二个千年里，又包括两个显著不同的时期：

在1000～1820年这820年里，世界人口增长4倍，人均收入只增长50%；1820～1998年人口增长5.6倍，人均收入增长了8.5倍。虽然，在1820年后经济迅猛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科技进步及与之相关的、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变迁，但人口研究者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适应了技术进步与市场快速增长的要求，人口增长起到了经济增长推进器的作用：

人口规模扩大了市场容量，有利于加深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加速了人力资本和生产经济的积累；人口密度增加有利于形成集约化经济社会组织；人口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科技进步；新增人口对社会发展存在巨大的正外部性。[18]

诚如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所言，中国经济保持那么多年的快速发展，与人口红利是息息相关的。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自从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 Bloom）等人在其合著的《人口红利》[19]一书中提出这个论述，“人口红利”问题已经引起非常普遍的关注。

“人口红利”效应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之一。

“人口红利”从三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

一是高劳动参与率。高劳动力比重意味着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参与率高，而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高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

二是高储蓄率。适龄劳动力比重大，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率低，即每个劳动者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孩子数量较少。在其他条件不变时，这是实现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储蓄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重要来源。所以，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三是较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配置效率是相对于技术效率而言的。技术效率是指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配置效率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由现存资源的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我国工农业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为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使其效率提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我国有超过1.6亿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种植业和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市就业。[20]

但是，“人口红利”不是一直可以坐享的。

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是2004年春天开始的“民工荒”。这次“民工荒”的范围非常广，不仅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到京津唐地区普遍存在，而且连江西、湖南、河南这样的劳动力流出地区也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这说明中国开始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从2004年末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21]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捷认为，由于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在珠三角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农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变化，扣除物价因素，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是负增长。这实际上加快了劳动力供给的逆转。张捷认为“刘易斯拐点”[22]已经到来。[23]

第二个转折点是2012年。2012年之所以成为中国经济的转折点，是很多力量叠加造就的。

比如，就业观念的变化。中国招工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功利，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暴富，而不愿意脚踏实地做事。这种风气不仅给中国的制造业，也给其他许多行业带来重大影响。

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曾说：“中国年青一代都不愿意在工厂工作，他们更倾向于从事服务业、互联网业等相对简单、轻松的工作。”这让富士康工厂陷入招工难状态。富士康开始向印度尼西亚等地转移工厂。[24]

抛开这些因素不说，“人口红利”的消失是最重要的影响力量。

近两年，中国的大学入学人数已经出现了下降，劳动力市场紧缩状况提前到来。15～29岁年龄段的人口比重现在仅仅是30%多一点，但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下降到大约21%。[25]

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亿，比2011年减少345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2011年底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说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进入了负增长的历史拐点，意味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导致未来中国经济要过一个“减速关”。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参与率也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2005年的76.0%降到2011年的70.8%。中国劳动力供给格局开始发生转变。[26]

2014年1月2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称，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6～60岁）为9.19亿，比2012年下降240万，占总人口比例为67.6%。中国2013年的老龄人口比例则由2012年的9.4%上升至9.7%。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丽林表示，比劳动年龄人口萎缩更严重的问题是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即劳动年龄人口中实际参加工作的比例。“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下降，特别是城市中女性的劳动参与率。”2013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继续萎缩，这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短缺或将进一步推高工资，而劳动参与率下降必将导致用工成本上升，将对企业造成更大的挑战。[27]

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趋势还将继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2010～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不仅会使劳动力减少，还会使资本投入增长率放慢。

生产率进步，既来自技术进步，也来自劳动力等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如果把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配置到高的部门，生产率就能得到改善。但是，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用这种方式获得的生产率提升可能会越来越少。“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10.5%。专家预计，“十二五”时期将降至7.19%，“十三五”时期更是减为6.08%。[28]

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未来新增劳动力将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随着工资水平提高，中国在服装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将逐渐被削弱。[29]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未来几年GDP增长率的预测也是稳步下降的趋势（见第48页图）。

数据来源：《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经济发展报告（2005～2020）》。[30]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则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从8%降到2030年的3%。[31]

人口巨变，在悄无声息中，也把中国经济带入了一个重要的节点。

“人口红利”的消失，一方面是人口增长率下降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对农民工的“回报亏欠”所致。农民工的工资在货币贬值、物价持续上涨、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的时期内，实际上是保持着负增长，就是在这种冷漠的环境中，“人口红利”结束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房租已经涨到了天价，生活成本之高，白领尚在咬牙承受，农民工哪里能够承受得了？

“人口红利”的消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

比如，对农民工的“回报亏欠”乃是大环境所致，是货币超发、保障体系缺位、房租和生活品价格持续上涨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的，但“还债”的却是也只能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部门。

为了挽留住日渐稀缺的劳动力，用工单位支付的工资、保险金等持续上涨。

从下图（见第49页）可以看出，农民工工资在最近几年开始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这种增速实际上是对农民工历史亏欠的补偿，即使在2004年“民工荒”出现的前提下，农民工的工资增长也是非常缓慢的。(www.xing528.com)

2011年，农民工工资的实际增长率达到12%。2012年，在GDP增速降到7.8%的情况下，农民工工资照样增长了11.8%，而这个阶段又适逢中国实体经济出现告别辉煌的转折点，由于劳动生产率不能同步上涨，无法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弥补多支付的成本，必然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进而导致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部门的竞争力下降。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和《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也有研究者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换代，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32]

这种说法只能算作是一厢情愿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产业升级从来不是被逼的，而是由于升级到来的潜在利润给企业带来了动力，这推动着企业加大投入进行全方位的提升。像成本上升、税收不减、经营环境恶化等因素所产生的“倒逼”，只会把企业给逼死。

由于没有足够的调整和改善时间，会使过多的企业面临困境甚至猝死。如果投资撤离和企业大规模外迁，就会形成一种产业结构调整的休克疗法，不利于企业转型。[33]

研究者的担忧正在成为现实，“人口红利”消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迅速而且直接的。

中国制造向东南亚转移

随着人民币升值及劳动力、土地、资源等制造成本的提高，“中国制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呈现出由顶峰下行的态势，而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客观上成为投资洼地。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14.88亿美元，同比增长34.3%，其中对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和泰国的投资增长明显。这不仅预示着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投资等经济往来日趋密切，同时也是资本逐利的一个外在表象。

2012年7月，阿迪达斯中国总部称将于10月关闭在苏州的唯一直属生产基地，将其南下迁至缅甸。从阿迪达斯制造基地候鸟式迁移的历史来看，其制造基地从欧洲到日本，再到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而后转至中国大陆，现在又来到缅甸，这张国际制造资本的流动图，也是一张劳动力成本从高到低的示意图。而阿迪达斯的竞争对手——耐克，早在2009年3月就关闭了其在中国唯一的鞋类生产工厂（太仓工厂），将其迁至越南。

相关数据表明，中国越来越多的服装和制鞋企业正在将工厂转移到各项成本都低的柬埔寨、孟加拉国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34]

导致国际制造业资本“东南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大陆的平均用工成本比柬埔寨高224.8%、比孟加拉国高182%、比越南高195.3%、比印度高138.6%、比印度尼西亚高206.6%。

据了解，由我国迁往东南亚的外资工厂以纺织、鞋帽、五金、家具建材、机械零配件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其中又以小企业居多。宁波、义乌一带的外资五金制造公司也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转移。

而人民币超发导致的成本上升也削弱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这是货币超发导致的另一个恶果。

2011年底，洛杉矶大华超市的店员曾表示，原来6美元/磅[35]的四川花椒，现在已经涨到了8美元/磅；而此前9美元/磅的干花菇，也已涨到了12美元/磅。同时，四川郫县豆瓣酱、珠江桥牌酱油等许多调味品、酱料涨价，涨幅超过了15%；中国产的鱼罐头、竹笋罐头的价格涨幅更是接近50%。该店员称，很多顾客开始流向越南货或韩国货超市寻找替代品，曾经红火的中国货超市已经风光不再。[36]

“东南亚制造”正在不断蚕食我国外贸的份额。2013年以来，虽然欧美传统市场的消费不断回暖，但大量订单并没有相应地回到中国内地来，而是转移到了东南亚国家。目前在欧盟鞋帽类市场上，越南已成为仅次于我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地。中国成衣制造及部分服装配套产业也越来越多地向东盟转移。此外，越南鞋类产品于2014年1月1日起对欧盟出口正式享受普惠制（GSP）关税优惠，使得中国出口产品面对更加激烈的竞争。

此外，除中国—东盟自贸区外，东盟已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建立了自贸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已与欧盟建立了自贸区，越南正在与欧盟进行自贸区谈判，泰国和欧盟也启动了自贸协定谈判。同时，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或将加剧贸易转向，在东盟成员国中已经加入和有意加入的国家达到7个。上述发达经济体与东盟间的密切贸易往来将削弱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贸易创造效应。

对于这种形势，最感到痛苦的是企业。

“今年是我从事女装外贸生意30年以来最艰难的一年。报价拼不过东南亚的工厂，订单都被他们拿走了。”杭州某服装公司总经理这句感慨的话，或许道出了中国很多企业家的心声。[37]

由于大环境已经很难扭转，这种逐渐恶化的状态也将延续下去，并在步入2016年以后的这个周期发生质变。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双紧缩

中国经济从2003年起步进入投资占据绝对主导的时代，为什么？因为政府、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去做投资。那么，政府与企业又为何有充沛的资金呢？除了货币超发的原因，更重要的就是“人口红利”的存在。

从居民储蓄率的角度来看，青壮年是社会的生产者和储蓄者，而老人和小孩则主要是消费者。所以，“人口红利”时期青壮年人数较多，平均储蓄率上升。同时，在城乡转移过程中，农民工进城后，家庭收入较多地向城市看齐，但其留守在农村的家庭消费倾向比较低，也推升了储蓄率，进而导致整个经济投资率高企、消费率下降。

但是，相对而言，企业与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政府税费收入扣除社保支付和其他转移支付后的余额）增长更快。2000～2008年，企业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7%上升到2008年的22%，政府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上升到21%。2000～2008年，我国居民储蓄率年均增速为17%，而政府和企业储蓄分别年均增长32%和21%，反映出政府和企业部门对居民部门的“挤压”。[38]

所谓的“挤压”是比较学术化的表述，简而言之，就是在财富分配过程中，政府通过税费等途径，企业通过价格等途径，把居民的财富转移到了自己手中。这种转移之所以能够完成，就是借助了或者透支了“人口红利”的因素。

按照同样的理论，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整个逻辑链条也将呈反方向变动，这实际上就走到了笔者此前所说的“还债期”：由于人工等成本上升，企业竞争力下降，实体经济萧条，政府无法再通过税费等方式“转移”财富。由于投资主导经济，而投资是生产，是产生供应的环节，必然导致产能严重过剩，加之经济步入调整期，价格很难同步上调，从而形成生产成本上升而商品价格不能同步上涨的局面，致使企业不仅不能通过价格“转移”民众的财富，还要做一些贴补——垄断企业除外。

这就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后果。

“人口红利”消失导致储蓄率下降。我们可以很直接地看到，伴随着劳动力供应的下降，银行的揽储压力也越来越大。由于存款越来越难拉，银行开始向“大户”送米、送油，不少中小型银行则用激进的“送现金”来高息揽储。

业内人士透露，为了完成存款任务，股份制银行与国有大行还形成一种“默契”：股份制银行一般以当月25日甚至20日为考察时点，而国有大行多以月末30日为考察时点。两相错开，避免“争夺存款”。这会造成一种奇特现象：25日时一笔存款躺在某股份制银行，算作该行存款；完成“任务”后，经银行“协调”，30日前储户又将存款转移到国有大行，变成该行存款。[39]

高收益理财产品是银行揽储的方式之一。2013年之前，银行高收益理财产品基本都由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打头阵”，而2013年末，国有大行也不约而同地加入了揽储大战。工、农、中、建等几家国有大行均有“非保本浮动收益”的理财产品在售，预期收益率均在6.00%～6.10%之间。[40]

据Wind资讯统计，2013年11月，144家银行共计发行理财产品4146款。前十大银行发行理财产品2108款，占总发行量50.84%，发行占比回到50%以上。建设银行发行量暴增至508款，大幅领先；工商银行发行286款，攀升至第二位；中国银行则以261款的发行量，上升至第三位。

不仅是理财产品，银行的协议存款利率也跟着水涨船高，利率基本都在7%以上。[41]

可以想象的是，金融的这种紧缩现象会越来越严重，而实体经济在告别“人口红利”之后也将陷入紧缩之中——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吃“人口红利”！这正是人口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此巨大的原因所在。

非常关键的一点是，中国养老金空账等问题是必然要还的债，随着劳动力年龄的老化，中国政府需要通过负债来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融资，填补养老缺口。据世行估算，这将是一大笔负债——相当于中国GDP的10%～40%。[42]

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这种问题的解决将变得更为棘手。

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普通民众通过养老金计划成为各大型企业的股东，直接参与企业的利润分红。但在中国，这样的大型公司其大部分利润和分红属于国家或私人，所以，企业通过雇用如此低廉的工人所获得的巨额收入，不能重新循环到工人手中，而是被用于新的投资。这种人为压制工资水平的做法，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却埋下了隐患。[43]

“人口红利”带来的影响是如此直接而彻底，它跟许多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关联的事情有着内在的深刻的联系。在2016年开始的这个阶段，我们不得不面对人口变化、债务危机等叠加在一起带来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