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信任：权力消退下的社会重构

重建信任

尽管权力衰退会影响有组织的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其在某些领域产生的结果要比在其他领域糟得多。尽管权力衰退会削弱公司主管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或者继续行使权力的能力，但是与发生在那些严重受到否决政治影响的执政者身上的事相比，这个问题并不严重。

国际层面受影响的程度更严重。国际问题层出不穷，然而国际社会控制这些问题出现的能力却处于停滞甚至消退状态。换言之，一些公司主管能力不足对我们造成的威胁远低于像格列佛这样成千上万受到“微权力行为体”牵制的国家领导人、国际领导人所造成的威胁。

上次你听说一大批国家同意就一个紧迫问题达成一致是什么时候？至少10年内没出现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那种不作为间隔甚至达到了二三十年。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欧洲国家已经做出了共同执政安排，欧洲国家无力应对严重的经济危机，就像世界无力采取措施、遏制导致地球变暖的温室气体排放，或者无力阻止像2012年发生在叙利亚的大屠杀一样，都揭示了这种瘫痪现象。

这种模式及其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随着全球化及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的影响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多国间有效合作的需求急剧增长，但是世界应对这些新需求的能力并没有相应增强。关键性多边会谈以失败告终、工作未能按期完成、财政承诺及义务未能如约履行、执行不力等。国际集体行动未能如约实现，更未能满足要求。这些失败不仅体现了国际共识缺乏这一长期问题，更体现了权利的衰退，的确如此。(www.xing528.com)

那所有这些与重建信任有什么关系呢？

政治领袖不能有效地与其他国家合作与他们在国内的无能息息相关。无权或者权力小的政府无法完成国际交易，因为这些交易需要政府的承诺、妥协、让步甚至公众无法容忍的牺牲。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管理者开出空头支票，给他们无限的权力，我们知道没有控制、责任以补偿力量的权力是危险的、无法接受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当社会正处于倒U曲线下降的一侧时，对当权者权力的额外限制最终会对我们造成伤害。重建信任有助于放松这些控制，使它们处于倒U曲线上社会受益的一侧。限制民主政府当权者权力的制衡体系规模暴增、复杂性急剧增强是信任消退的直接后果。在一些国家，信任消退成了长久的趋势。我们在第4章讲到心态革命时引用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杰西卡·马修斯的论断：“在美国，40岁以下的人一直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公民不信任自己的政府会做他们认为该做的事。”

当然，人们不信任政客及当权者有许多理由：不只因为他们虚伪、腐败，更重要的原因是，与选民的预期相比，政府的表现经常不尽如人意。另外，我们都更了解情况，严格的媒体监督容易突显政府的不当行为、错误及失职。由此，现在普遍存在的民众对政府信任度较低这一问题变成了长期问题。

这一情况必须改变，我们必须重塑对政府及政治领袖的信任。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大幅改变政党组织、运行的方式，并改变政党对领导人遴选、监督、问责、提升或降级的方式。让政党顺应21世纪的发展潮流是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