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衰退的五大风险：社会福利下降及灾难性后果

权力衰退的五大风险

不管在什么领域，权力的衰退都伴随着风险，可能会在短期内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和个人生活质量，最终甚至引发灾难性后果。除了我们之前探讨过的政治瘫痪以及其他负面后果，权力的衰退还会带来五大风险。

混乱无序

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和其他古典政治哲学家从一开始就指出了这一点，他们深刻的见解（我们在第1章中讨论过）至今依旧正确。对许多人来说，获得权力是（或似乎是）一种本能的欲望。但是在建设社会的过程中，权力是解决混乱无序问题的一种方法。我们之所以拥护国家权力，是因为国家权力应该用来保障基本的稳定，保障我们可以为了实现美好生活对未来进行预测。所有商业条例、法律法规以及对国际条约的投票权都旨在降低未来的不可预知性，避免混乱无序乃至无政府状态的发生。

随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期望值的不断改变，我们对于这些规章制度做出的让步，包括实施规章制度的人，以及我们需要的回报都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所有社会形态中都是如此。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让数十亿人的期望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多。我们有了更好的工具评估责任。而权力的核心功用（即权力能够维持秩序）一直都是我们拥护权力的重要原因。然而，本书讨论的主题“权力的衰退”威胁到了这一功用，因为政治对抗、商业竞争、国家冲突甚至20世纪的世界战争都违背了这一点。其隐含含义显而易见：少数社会在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很容易由于大规模的权力衰退导致社会瘫痪。即使最先进、最成熟的民主政体都有可能陷入停滞状态，无法应对21世纪提出的挑战和要求。权力的终结会带来腐蚀性后果，如前面提到的欧洲就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欧洲在面临毁灭性的经济危机时没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而由于我们无法针对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果断采取行动，将出现更危险的后果。

技术的退化和知识的流失

中央集权组织和等级分明组织之所以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占统治地位是有原因的。政治党派、大公司、教堂、基金会、官僚机构、军队、著名大学以及文化研究机构在各自的领域内积累经验、技术和知识，他们把获得的成就存档，并将各自的习惯、文化和行为准则灌输给员工或者成员。在一个权力衰退的世界，这些行为的实现都不可避免会有部分（或大量）损失。政治党派可能会由专门的“运动”、暂时性选举联盟甚至非政府组织（例如“绿色之家”、“海盗集团”和“小政府”）取而代之，这种可能性受到了世界上数百万选民的欢迎，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腐败、意识形态停滞和许多政党令人失望透顶的执政表现。尽管政治党派常常存在缺点和不足，它们的终结意味着一个十分特殊的知识宝库的消失，对于迷人的后来者说，这些知识很难复制，其中许多人都属于被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称为“可怕的简化者”的类型，这些煽风点火的人利用人民群众的愤怒和沮丧获取权力，许下好听但“十分简化”的诺言，这些诺言最终都会变成谎言。

作为雇主和投资方的大公司亦是如此。微小企业、新型商店、创业基金、社交网络等很难复制大公司积累起来的知识资本。知识的彻底分散化（从维基百科到开放性软件开发，再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免费网上公开课）是权力分散下激动人心的趋势之一。但是，这些新知识来源无法与其内部的研发相匹配，也不能保留制度记忆。在权力被极度削弱的环境中，人类个体对于教育和工作的选择并没有绝对变得更好，也没有持续更久。对于创造知识和大规模使用知识来说，体制结构的过度分裂与权力过度集中的情况一样有害。

社会运动的平庸化

进入数字媒体时代之后，现在的社会和政治事业有一批拥护者。在社会媒体平台上，由脸谱网好友和推特粉丝组成的群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的确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说法也许能够成立。脸谱网和推特在“阿拉伯之春”中扮演的角色也许有些夸大，但毫无疑问的是，社交媒体的确增强了反政府势力的能力。(www.xing528.com)

但这并不常见。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基于网络的社会或政治行动主义仅仅意味着点击一下鼠标。或许他们会做些更有意义的贡献，捐一点儿钱（比如，在震后或者其他自然灾害后向红十字会捐5美元）只需给指定电话号码发一条短信。这种小事并非无足轻重，但它并不能构成推动许多伟大社会运动的冒险行动主义。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将这种牵连性小、影响力小的新型参与行为称作“懒人行动主义”，他说：“对于懒惰的一代人来说，最理想的行动主义模式：如果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样声势浩大地参与运动，为什么还要去静坐，冒着被警察逮捕折磨的风险？”他认为，懒人行动主义的问题并非主要在于参与者做出的贡献都是微小、低风险的，毕竟这些贡献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真诚的。事实上，风险在于对网上请愿、粉丝数目、“赞”的点击率的痴迷可能会误导潜在的支持者，并把资源从从事高风险、高回报工作的组织那里转移走：“广告宣传的收获……跟组织编制的损失相比，值得吗？”如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所述，这种新出现的对社交媒体的盲目迷恋恰恰说明了权力衰退引发的脱节的危险。发起一项事业、组织请愿的能力，乃至做更具体的事的能力，如在亚马逊或易趣布置网上店铺的店面、或给另一个半球或街区的人汇款，从某种层面来说，可以让人得到释放，获得满足感。然而，小参与者和短时间积极性的增加也会带来风险，那就是导致为完成特定社会目标的实际行动团体无法运行，就把它叫作集体行动问题的变体吧。

耐心缺失、关注时间缩短

上百万的网上活跃分子让无数社会事件浮出水面的同时，也制造了“噪声”，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这样，任何单独的社会事件都很难长时间吸引人们的关注和支持，也就很难获得长期实质性的能量。过度竞争对于民间行动和政治行动来说都是有害的，对私营公司亦是如此，私营公司在面临诸多竞争者时不得不缩小规模、限制权力。

另外，领导阶层、执政单位或组织团体手中的权力越弱，换句话说，内部权力变得越不稳定，就越容易被短期的诱惑和恐惧所控制，就越不想制订长远的计划。政府领导人的任期越来越短，公司董事会主要关注下一季度的业绩，军队指挥官也意识到武装干涉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浮躁的人民，他们越来越无法容忍伤亡，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时间紧缩如何限制了掌权者的决策。

从个人角度来讲，权力衰退的悖论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活在当下的工具，与此同时也限制了我们选择的范围。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多数国内外问题无法通过权宜之计解决，而需要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的努力。在一个权力持续衰退的世界，耐心可能是最稀缺的资源了。

疏远化

权力及其制度体系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权力的门槛极高，因此，我们已经学会了在这些限制范围内寻找生命的意义—该选择做什么、接受什么、挑战什么。结果不确定的大变化常常会产生异化：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化和距离化，或者对过去价值观的陌生化，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与他们眼中定义的自我身份的分离。想一想，一家公司被卖出、或被合并、或被重组时发生了什么，或者政治体制的大变革如何将国内的权力模式重组。权力结构、传统等级模式、可预言的规范以及家喻户晓的规则条例一旦改变，难免会使人们失去方向，加剧焦虑感，甚至导致社会混乱，破坏个体和社区之间的社会联系。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将社会混乱描述为“缺少规则的规则”。

当今世界，科技爆发，数字通信和网络言论爆炸，注意力分散，噪声过多，对传统权威形象（总统、法官、老板、长者、父母、牧师、警官和教师）的接受度下降，导致社会失衡，带来了很多难以理解的后果。20世纪50年代，仅有不到10％的美国家庭由一个人构成，但到201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约27％，这一变化给美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家庭也是权力结构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家庭中也出现了权力的衰退：拥有权力的人（通常是父母、男性成员或家里的长辈）如今也面临更多的限制。数不清的社会科学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人们的密友数目减少，孤独感增强，这体现了哪些社会信任问题？

如果说21世纪民主自由政体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巨大风险，那么这一风险不太可能来自普遍认为的现代威胁或者现代化之前的威胁（宗教激进主义），而更可能来自已被疏远化感染的社会内部。可以考虑一下那些抒发或利用社会愤怒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从欧洲和俄罗斯的极右极“左”阵营到美国的茶党运动。一方面，所有这些发展壮大的社会运动都是权力衰退的表现，因为它们的成功归功于保护在位者的障碍已经减少；另一方面，他们表达的早期愤怒大部分源自疏远化，因为代表秩序和经济安全的传统记号已经减弱。过去他们对方向的追寻（例如强烈的怀旧情绪、怀念苏联、怀念18世纪穿着特定服装的法官宣传美国宪法读本、怀念本·拉登宣扬重建哈里发制度的训词，以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对拉丁美洲著名革命家西蒙·玻利瓦尔的赞美）表明，如果我们不能适应权力的衰退并将其用于社会公益，权力的衰退就有可能产生相反的、毁灭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