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终结：人人报道，人人决定

媒体：人人报道，人人决定

全世界，尤其是那些网络覆盖全面的地区，新闻的资源和报道永远都处于变化中。信息交流日益加速的数字化使得不同来源（新闻机构、广告商、利益集团和个人）的不同类型的内容（新闻、分析、观点、广告和宣传）能够在同一平台上共存。曾经各自依靠自身技术要求和企业文化的媒体现在逐渐合流：广播和报纸除了保留原来的发行形式，还搬到了网上运行，并且依靠这种方式获取的利润越来越可观。

常读新闻的人会注意到，他们最喜爱的那家报纸可能正在做如下努力：保留广告并开发新的收入来源、找到适合自己的版面设计、在免费与付费网络内容之间力图实现平衡、寻找机会在其他国家和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做好印刷和网络业务部门的人员分配等。但很多报纸都做不到这些，比如，2006～2011年，美国平均每年有15种、约占整个行业1％的报纸停刊。而从发行和广告收入来看，自2000年起，美国的报纸业总体收入萎缩了43％。电视观众会发现，他们对一些喜欢的电视节目的需求得到了满足，并且可以选择喜欢的广播公司在网上收看。听众则可以选择从卫星站听音乐或是享受如声破天和潘多拉等音乐服务商提供的个性化服务。而对新闻迷来说，他们可以使用谷歌或雅虎通过新闻聚合器对应接不暇的新闻报道进行筛选过滤，或是利用脸谱网或推特上的联系人做好分类，并且依靠他们所分享的一切链接阅读新闻。

所有这些发展变化意味着什么，虽然很多人探讨过，结果却并不明显。记者们永远都在为这份职业的未来忧心忡忡，这一点可以理解。那媒体的权力到底在哪里，这种权力又在朝哪个方向转移呢？或许答案在媒体行业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明显，即要看人们将从哪方面入手找线索。

一方面，很多证据证明全球媒体业大部分掌握在少数几家主要公司手中。有人计算过，美国媒体市场的主要大公司在1983年有50家，1990年减到23家，2000年6家，后来是5家。当然，1990年后，美国媒体业掀起并购潮，还有一些政策取消了某些跨平台媒体收购的限制，也加速了这种集中趋势。2007年，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买下了《华尔街日报》的所有者道琼斯公司，为世界七大多媒体公司之一的新闻集团增添了羽翼。世界七大多媒体公司由西班牙社会学家、著名媒体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排名得出，它们分别是时代华纳、迪士尼、新闻集团、贝塔斯曼、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维亚康姆。

无论其对民主有何影响，媒体业的收购及合并已经取得了可作为商业策略的“混合结果”。当时代华纳在并不光彩的并购约10年后将美国在线分拆出去时，美国在线的价值大约是当时1750亿美元并购价的一小部分。而这个结果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一项分析显示，2000～2009年，世界上最大的传媒集团资产加在一起超过2000亿美元。而从股市指数（如标准普尔指数）来看，这些公司的可怜表现要先于互联网带来的破坏。长久以来，媒体公司能通过收购实现增长，但增长并不一定能转化为更好的股市表现和某种市场权力。

另一方面，媒体业的权力越来越多地被一些技术公司和各种信息公司运用。比如，卡斯特尔的排名列表中还有谷歌、微软、雅虎和苹果，它们都是在某种媒介中大展拳脚的技术公司，形成了当今媒体业的“全球核心”。在卡斯特尔做公司排名那年，脸谱网也出现在名单上，尤其是2012年首次公开募股超过1000亿美元之后。事实上，预计到2015年，脸谱网将占整个数字显示广告销售的1/5。2011年，5家科技公司（不包括苹果和亚马逊）的广告收入占所有在线广告收入的68％。这些大公司之间不单单是残酷的竞争关系，有时还会进行一些合作，或是通过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合资企业，或是共同进行内容或平台的开发，或是通过分销和广告交易，有时甚至成为彼此的董事会成员。

但这意味着媒体业的权力有集中趋势吗？或者比以前集中吗？首先，由于媒体业屡受技术发展的影响，其边界也随之不断改变，因此很难作对比。其次，虽然兼并活动好像促使一些国家的媒体业集中趋势更加明显，而且也造就了一些国际媒体巨头，但其实今天任何国家的媒体所面临的选择都比几十年前多得多。而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是发展中国家、东方集团，还是西欧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几乎所有的电视广播都由国家控制。再次，客户能通过网络体验获得更多选择。比如，《纽约时报》为芝加哥报道当地新闻，总部在伦敦的《卫报》成为一家在美国受欢迎的网站，以高端文化报道为特色的阿布扎比《国家报》吸引了众多当地市场以外的撰稿人和读者。如记者迈克尔·金斯利2010年时所说：“无论世界哪个地方的英文报纸，现在都在与除自己外的其他报纸竞争。”最后，那些认为现在的媒体业比过去更集中的人别忘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美联社等公司仍在各自领域内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媒体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和期待，其本质决定了媒体权力不但在于其权威性（包括撰稿人和信息来源）和影响力（指对人们观点、决定的影响），同时还在于其行业组织和公司收入。一些市场上的正规报纸，如《纽约时报》、《世界报》和《国家报》，很少有较大的发行量或较高的收入，而街头小报往往拥有更多的读者。当媒体之间的等级区分不再明显，人们更多是根据可信度和声望判断优劣。现在，不仅这种等级受到了威胁，而且随着一家又一家公司的异军突起，显示出强劲的竞争力，甚至超过原有的行业巨头，就连媒体业的行业界定也变得模糊。以《赫芬顿邮报》为例，主流媒体过去常常奚落它，称它东拉西扯，凑在一起便是文章，还嘲笑它过分依赖网站优化，一味追求流量。不过今非昔比，它扩充了自己的报道队伍，并且在2012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平民化的数码相机、手机相机和录像机把“公民新闻”的概念推上焦点，普通人也可以像娱乐记者一样抓拍明星（然后在线经纪人把这些照片推向英国小报）、提供警察施暴的证据或是自然灾害初期的影像资料。（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赫芬顿邮报》的普利策奖得主戴维·伍德有几十年的报道经验。）与此同时，由于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越发容易，那些关于选举政治、财政政策、摇滚音乐和商务旅行的博客变成了可信度高、有利可图的专门资料来源，内容之精辟，往往比记者和杂志分析师更高一筹。(www.xing528.com)

想一下数据狂人内特·希尔的例子，他在自己的网站上用预测美国职业棒球比赛中各队表现的技术研究2008年和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通过他自己的模型对投票数据进行分析，希尔成功预测了巴拉克·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在超级星期二（总统竞选初选日）的对抗结果；早在2008年3月，他就成功预测了奥巴马会战胜约翰·麦凯恩，他对选举夜的结果做了详尽预测，最后50个州中有49个都是正确的，而在2012年竞选时，他也精确预测了结果。过去，因为缺少传播渠道，像希尔这样的人很难为人所知。而他的网站在这次选举中声名鹊起，众多电视频道纷纷邀请希尔加入各种专家小组。2010年，《纽约时报》对希尔的网站给予了认可。

随着各种平台的交融，由博主到分析家的转变只是动摇传统媒体等级结构的现象之一。2011年，《赫芬顿邮报》除了招聘更多记者，还开通了24小时网络新闻频道；2012年6月，它宣布将单独推出一种仅能通过苹果网络商店购买的网上杂志；为了促进国际化发展，《赫芬顿邮报》还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展开业务。

与此同时，报纸和杂志也在网上创办了博客，并推出一些知名的独立博主。例如，英国的几家主要报纸（《卫报》、《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已经各自组织一大批网络评论者。可以说，各媒体组织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充分利用自身功能。新闻、评论和娱乐都是公平游戏，你追我赶，印刷、音频和视频彼此越来越深地交织在一起，加上简单易用的内容创作和发布方式的结合，使得记者行业的保护墙被击倒，新闻组织的领域界限也变得模糊。

那么这些是否意味着随着媒体业日渐商业化、娱乐化，传统的新闻渠道所掌握的权力却在减少呢？并非完全如此。比如，2012年，尼曼新闻实验室评出了欧洲三家报纸公司，它们运用不同策略在这个数码时代保持繁荣发展：芬兰最大的新闻公司Sanoma通过探索新模式，将其报纸用户转变成数字订阅者，成功赚取大量利润；作为世界第八大新闻公司（按收入算）的挪威谢伯司泰德在28个国家开展业务，其总收入有超过1/3来自数字产品，约是报纸相关平均收入的3倍；瑞士的在线报则打起了“超级地方化”的主意，它不报道奥巴马总统，把世界大事放到一旁，只报道当地的城镇领导和地区政治，并以此赢得了大量读者。

某些小型的、旁观者式的公民新闻报道以及媒体社交网络的兴起可能是对一些已有媒体巨头的补充。那些独立的非营利调查机构也是一种新生力量，比如“为了人民”是一家“独立的非营利性新闻报刊室”（参照它对自己的描述），这样的小型机构与美国多家知名报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开始赢得各种重大奖项（“为了人民”获得了2011年的普利策奖）。2009年10月，因为其编辑艾伦·拉斯布里杰的一条推特信息，《卫报》成功规避了法院禁止其报道一个众议院议题的禁令，成为重要报刊巧妙利用社会媒介的典型案例。该议题事关石油贸易公司托克，该公司在西非有毒废弃物排放丑闻中受到牵连，其律师已经获取了法院禁令。“因为一些不能公开的原因，《卫报》被禁止报道议会会议内容。”拉斯布里杰在推特上称，这迅速在网上掀起热烈的讨论，使这个议题一夜间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像媒体这种一直经历起起落落以及技术革新的行业，一些分权型的小型加入者的崛起和重要性的提高不可否认，但传统的巨头依然有最终发言权。比如，广受欢迎的移动工具的传播不仅使得新闻阅读量大增，而且促进了新闻质量的提升，因为消费者更倾心于以客观著称的知名新闻机构的应用程序和主页网站。

本章集中讨论了宗教、工会、慈善机构和媒体，除了这些，本章还可以研究教育领域内权力的转移。在这个领域内，在线学习网站、营利性学校和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加剧了彼此之间吸引学生、争夺研究基金、尽力保持影响力的局面。除此之外，还可以研究科技创新领域权力的衰退。在这个领域内，由于存在跨境合作和对数据知识的广泛共享，权力的变化更多是全球性的。还可以分析博物馆，它们不仅要与新的竞争对手（比如像塔斯马尼亚、卡塔尔这样天南地北的地方建立的世界级博物馆）以及开创先河文化交流方式比拼，还要迎战那些竭力复兴本国文化遗珠的发展中国家逐渐展露的强势。还可以研究体育这样一个靠技术手段和金钱焕发生机的特殊行业，当然，体育业的大放异彩也可能是因为那些大国想将激增的国内生产总值转化为大量的奥运金牌或振兴的娱乐产业。

可以说，没有一个领域是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还未影响到的，权力更易得到、难于使用和维持的趋势也没有一个领域能够避免。在宗教、慈善和媒体业—这些人们思想、心灵和大脑发生冲突竞争的领域，我们不仅能看到新力量相互交织，而且看到了各式各样的散乱和极端，它们从各个层面重塑了我们的社会，而我们也比以往有了更多的选择。

同时，人们不禁会问，当信仰破碎、当共同利益成为某人某事所独享的好处、当大家仅看自己感兴趣的新闻时，这世界将发生什么。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应对挑战。从气候变化到不平等加剧，面对这些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共同行动，重新思考权力的积聚和运用。在下一章，我们探讨完这个勇敢的新世界能否真正保持这种趋势而权力的衰退对社会究竟孰利孰弊之后，再来讨论这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