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慈善机构革新：创造无偿公益的新途径

慈善：为了无偿的公益

在过去的20年，全球捐赠行业经历了一场变革。虽然有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但已有数据显示，无论捐赠者、捐赠额，还是受捐人都超过了以往。据粗略统计，2003～2010年，全世界官方和私人捐赠总量从1360亿美元增长至5090亿美元。2010年美国人因各项事务共捐赠2910亿美元，而美国捐赠基金会数量也在持续增长，从1975年的21877个到2001年的61810个，再到2009年的76545个。总体来说，个人捐赠和机构捐赠的数量已经赶上、有时甚至超过政府的海外官方捐赠机构数量。比如，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个人和机构的国际捐赠总量增长了300％。这一数量在1998～2007年翻了一番，达到396亿美元，超过世界银行年捐赠总量的50％。慈善机构也呈现出新面貌。无论是2012年81位美国亿万富翁签署了“捐赠誓言”，承诺捐出自己的大部分财产，还是几十万手机用户通过发短信的方式向海地地震捐款救灾，还是众多“创投慈善家”创立工坊，对市中心学校或海外的农村项目进行实地考察，以亲自查看他们所投资的项目运行情况，并在网络论坛上交流思想和一些好的方法等等，都是做慈善的新方式。

一些大型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救济机构（红十字会、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无国界医生组织），还有大型的政府机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英国国际发展部、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在向受灾及贫困人口提供款项和技术援助方面仍扮演重要角色。事实上，通过多种测算方式计算（包括总花费），这些大型机构仍然主宰着这个领域。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新的参与者：一些新成立的大型基金会一跃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在短短10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基金会，还有一些个人援助平台、市场、整合者、顾问，这些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从向一位印度妈妈买缝纫机进行小额贷款到向新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提供资金支持等不同的模式。

当今慈善界发生的变革与一个世纪前有两点特性保持不变。那时的工业巨头建立起卡内基基金会（199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年）以及后来的福特基金会（1936年），这些颇具影响力的机构数十年来一直是世界的楷模。现在与当时一样，慈善界正在发生的变革也伴随着惊人的财富创造。但财富源于信息技术、通信和生命科学的发展，而非以前的铁路、钢铁和石油。另外，慈善界的变革中心在美国，但此时私人捐赠已经深深地融入企业文化。

作为“科学慈善”的支持者，安德鲁·卡内基相信做慈善可以按照当今企业适用的原则进行，正是依靠这些原则才有了20世纪初企业巨头的诞生。他认为这个时代的富人“将资金积累财富时所拥有的创业技能和对效率的热忱用到了慈善中”。而结果自然诞生了一些慈善界从事各项活动的大型机构。一些大型基金会的股东和项目官员成为最重要的参与者：他们的资助形式引起其他捐赠者效仿，而他们选择的资助项目也成为未来受捐人的典范。

同时，一些小型的个人捐赠者一般没有机会直接参与自己所资助的项目。而想做慈善并不乏途径：可以通过一些机构，如“联合之路”、畸形儿基金会、红十字会、救世军；还有一些宗教团体也会在教堂、商店和工厂募捐，并将所筹款项捐给最贫困和最符合他们慈善理念的项目。在其他富裕国家或新型国家，一批高层次的救助机构在过去一段时间不断发展起来。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富裕国家的居民都会在年终收到一封邮件，里面有各种紧急求助，可能分别代表着灾难受害者（如无国界医生组织、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濒危物种（如世界自然基金会）、政治犯（如国际特赦组织）等等。捐助本身都是值得的，但只有少数几家机构可以让个人捐助者一直针对一个特定项目或个人来捐赠，更别说有机会与受捐人交流见解、分享经历了。要实现这些，你必须足够富有。

如今新一代的慈善家因市场背景、需求及个人经历不同而与以往有所不同。先从最初的慈善说起。1994年创立于西雅图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可以说是现代慈善业的初始模型，但它不是新经济财富下诞生的唯一基金会。比如，1999～2009年，仅加利福尼亚州的基金会数量就增长了71％，捐赠量也从28亿美元增加到60亿美元，增长了1倍多。这些增长使美国慈善业重心在过去10年间发生了转移：2003年，美国西部的捐赠总量首次超过中西部地区，2006年更是赶上了东北部这一美国慈善堡垒地区。尽管很多新加入的个人捐赠者都是各技术领域的重要人物（2000～2005年，家族基金会数量激增了40％），但还有一些社会名流也在践行着《经济学人》曾描述的“名人慈善”，比如李连杰和他的壹基金、马特·达蒙极力推进清洁水计划、布拉德·皮特致力于温室开发以重建新奥尔良市。还有一些体坛巨星，如老虎·伍兹和安德烈·阿加西都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控制着上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资产。但更多的是一些小型的基金会，它们多由美国国家美式橄榄球联盟、美国篮球职业联盟中的一些二流运动员或是欧洲的一些职业球员创立，而这些球员的名字可能除了圈内的狂热球迷外，很少为他人所知。

对很多新的捐赠者来说，他们并不喜欢那些传统的慈善姿态及方式，与其把钱交给一些大型机构，不如创建自己的基金会。在捐赠者看来，个人基金会的好处就在于能选择受捐人以何种方式接受多少捐助。它为慈善业创造了一条捷径，除去了中间环节的管理成本，避免了对捐赠者意图的扭曲。

这些基金会并不会资助歌剧院、图书馆或博物馆，而更可能运用其行业经验和方法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尽管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慈善已经盛行了100多年，并且在倡导“绿色革命”的运动中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其基于证据、目标为上的方式在过去20年受到了技术领域巨头的挑战—他们依靠本身的创业雄心和管理技能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

事实上，对这些新加入者来说，做慈善无异于进行一项商业投资。“风险慈善”作为对“风险资本”的一种效仿，反映出风险投资在慈善捐赠中的应用，即要有选择、亲身参与、设立中长期目标，并且将债务和股权结合起来。像风险投资家一样，风险慈善家也有自己特殊的品位和偏爱的投资项目。比如，一家风险慈善事业合作伙伴公司专门资助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儿童服务机构，除了提供资金，该公司还提供技术支持，参与所资助机构的日常运作，并密切监控项目进展。还有一家聪明人基金则为发展中国家的创业者提供援助，但他们必须满足特殊条件：所办公司必须直接为穷人提供产品或服务，并且营业范围至少覆盖100万人。比如，有一位受捐人在印度的零售和信息服务店铺设计业务刚刚起步。聪明人基金提供的援助一部分是免费拨款，大部分是以贷款和产权投资的形式提供，这使企业和慈善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其资助金额并不大：2007年，贷款总额为2700万美元。如果考虑到该基金2001年成立时仅有40万美元，却是不多的风险慈善中的一员时，那它成功的速度则预示着更多风险慈善的诞生。(www.xing528.com)

如今，慈善界发生的最根本改变是个人捐赠或借贷者可以有更多可能性进行几千甚至几百美元这样的小额资金操作，并且能亲自与特定的受捐人或项目直接接触。而这在以前除了近邻和熟人圈内，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改变大部分通过网络发生。成立于2005年的非营利私对私小额贷款机构Kiva将一些小额捐赠凑在一起，向全世界的借款人提供小额贷款。这些借款人都有姓名识别，并且能向他们的个人捐助者提供信息更新。由两名世界银行前员工于2002年成立的全球捐赠网也采用了类似的模式，捐赠者可以选择想要支持的特定项目。凭借全球在线支付平台贝宝，这些网站为捐赠者和受捐人之间创造了一条捷径，同时控制了成本，免去了不必要的费用。当然，所谓“捷径”最多也就短到此了：Kiva和全球捐赠网在选择申请人及引导捐款方面还要依靠当地的小额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赞助者。可以说，这种资助方式的成功离不开这些剩下的中间环节所拥有的权限和制度支持。这种方式依然为任何能上网、有余钱、有公益心的人提供了途径，例如，他们可以帮助玻利维亚的出租车改成使用天然气、向巴拉圭的学生提供助学贷款或资助柬埔寨的一家服装公司。

这种“捷径”慈善还不能像一些大型机构或政府组织那样筹集很多资金，但却为慈善提供了一种新的范例。通过一些服务网站，如Kickstarter，任何人都可以向某个项目捐赠指定数目的资金，而申请人则可以在网站上向公众筹集资金，直到实现筹资目标。这种慈善方式的吸引人之处在于采用了企业慈善这一市场工具，比如美国运通、塔吉特百货、摩根大通、百事可乐会采取网上投票的方式选择要支持的项目。

在现在新形成的慈善领域中，过去老牌的基金会仅占据了领域内的一端，通过网络进行这种“捷径”的个人捐赠占据了另一端，中间部分现在则由一些基金会、服务机构和咨询机构填满，使得慈善业更为复杂化、多样化和分散化。财富和捐赠论坛、国际社会企业合作伙伴、美国西部慈善论坛等组织从帮助小型基金会更有效率、教新晋富豪如何投身公益到对项目的设计和监控提建议、为捐赠者创建论坛切磋经验等，简直无所不能。

这些新型的小规模个人捐赠并不能取代大型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所提供的高额资助成为促进世界范围内疾病（如疟疾）研究和治疗的主要动力。2007年，多丽丝·杜克基金会向一项五年期气候变化的研究捐赠了1亿美元，为已有资金增加了20％。麦当劳的继承人琼·克洛克则向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捐赠了1亿美元。姑且不说通过Kiva和类似平台进行的小额捐赠，一些中小规模的风险慈善，面对着另一种不同的受捐群体。同样，这些新方式也不会代替政府机构提供的官方援助。其实，两位学者拉杰·德赛和霍米·卡拉斯已经发现，Kiva和全球捐赠网的捐赠者只要是喜欢一个项目，就不会太过担心受捐人所在国家的总体政治和经济形势。这意味着这些新型的小额捐助补充而非代替了原来的方式。

但这些新型慈善方式已经驳斥了那种认为只有大型基金会和公共机构才能设计慈善方案、运行项目才有效率的观念。官方援助所面临的法律及官僚上的阻碍人尽皆知，而当中存在的浪费、延误和腐败也让它再次招致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P·T·鲍尔诟病，现在赞比亚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也加入反对阵营。美国红十字会作为一家主要的私人援助机构，在2004年东南亚海啸和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中丑闻缠身，引发了公众质疑。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新的小型慈善机构中没有浪费和腐败。2010年1月海地地震后，个人捐赠者通过发短信给Yéle Haiti基金会这个由歌手怀克里夫·让发起的援助机构，可以向灾区捐5美元，但公众几周后才得知这个机构可能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

但是，风险慈善和新型的“捷径”慈善方式和平台的前提是捐赠者和受捐人（捐赠的两方参与者）能共同努力，从而改造旧有的基金会和援助机构。正如新慈善运动的先驱汤姆·蒙内克对一家英国的报纸所说：“与其说去一家权力集中的大型官僚机构，比如红十字会或者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我们现在可以走到边缘并且占领这个区域。”在这个边缘区域，“硅谷”式的风险投资型捐赠者将领域内各种工具用来审查项目，而那些未来的受捐人也会与世界上其他同行一起争取项目。一些大型基金会和援助机构的资助人和项目官员所拥有的影响力在减小，无论是新型工具的使用使得他们这些中间环节失去作用，还是一些名人慈善家（如U2乐队主唱博诺、塞内加尔歌手尤索·恩多）运用全球媒体和交流平台越过他们直接表达看法并推进方案。

其实，过去与现在的慈善方式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以前的慈善机构能够或者至少努力适应当今情况。比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是风险慈善“聪明人基金”最初的投资方之一。德赛和卡拉斯研究发现，很多官方机构正分成一个个专业组织以有所专注并减少浪费。这些过程都说明了未来的慈善业会比过去更零散。对此，洛克菲勒、卡内基以及他们的同伴会反对吗？不一定。“洛克菲勒用经营企业的方式开展慈善。”聪明人基金的创始人杰奎琳·诺佛葛拉兹对《福布斯》杂志说，“它高度集中化，实行自上而下的专家式、宏观化管理。”今天，新一代的创业者、金融和技术领域的工作者在相互联系的经济中获取财富，然后将他们的经济头脑用于慈善事业，正如诺佛葛拉兹所说的“整个市场从下到上开始转变”。卡内基更喜欢科学慈善模式，而要想科学，就要摒弃大型集中化企业，选择发展快、做拥有社会关系网的小企业，做慈善也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