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神的90亿个名字
“他们在偷我们的羊。”一个耶稣会士如此描述这场席卷拉丁美洲基督教的变革浪潮,要知道拉丁美洲长期以来一直是天主教的堡垒。“他们”是谁?他们是新的福音。在过去30年里,五旬节派教会和极具感召力的新教教堂在该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跟美国、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情况差不多。新的教派给天主教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把一大批原天主教信徒纳入麾下。 200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1995~2005年,自认为是天主教信徒的拉丁美洲人比例从80%下降至71%。更糟糕的是,教会中只有40%的受访者表示在研习自己的信仰,这对于一个受天主教主导数世纪的大陆来说简直是大降特降。例如,在巴西,每年有50万天主教信徒放弃天主教信仰。2000年,巴西的天主教信徒占总人口的73.6%,而到2010年,该比例已下降到64.6%,相当于2/3。只有2/3的哥伦比亚人现在自称是天主教信徒,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经有1/3的危地马拉人退出天主教会,而且数据还在向着不利于天主教的方向变化……
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一些前天主教信徒告诉记者,他们觉得自己被教会“抛弃”了。“它并没有真正为我存在过。”一位信徒说。现在,他们拜在“神的新约能量教会”名下,这是个魅力无限的地方,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教徒,每逢周日便轮班轮次地祈祷。
这样的场景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很常见。但是,羊并没有被偷走。羊根本不是以前的羊了: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消费者,只不过是在这个市场找到了更有吸引力的救赎产品而已。
现代福音运动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一个叫作“阿苏撒”的非裔美国人教会,该教会的一些根本观点取自圣经的五旬节故事。在五旬节运动中,很多较大的教派以及一些当地的独立教堂因为都赞同一些比如关于“个人拯救”和敬神方式(比如“说方言”)的核心观点,纷纷融入这场运动中。但是,那些自身演变为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在美国、巴西、尼日利亚等许多国家吸收数以百万的信徒的教会,未必都是五旬节派。它们之中还有其他颇有感召力的福音团体,各自有自封的预言和传道者,不过往往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的模式和层级。许多团体都会颂扬所谓的繁荣福音,认为上帝希望看到人们的生活富足,而且向教会提供物质捐赠的人,上帝会报以繁荣和奇迹。事实上,皮尤最近在美国进行的宗教态度调查显示,最大的260个教堂中有50个把繁荣福音当作核心信条之一,73%的拉美裔宗教人士同意这个说法:“如果信徒对上帝有足够的信心,上帝将赐予他经济上的富有。”
不只是在天主教或主流新教国家,五旬节派和魅力非凡的基督教教堂都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崛起。由于教派定义以及位置划分标准不一,估计数据有所差别,不过产生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据2006年皮尤的调查结果估计,“复兴教徒”(包括五旬节派和灵恩派)在韩国人口中的比例为11%、美国为23%、尼日利亚为26%、智利为30%、南非为34%、菲律宾为44%、巴西为49%、肯尼亚56%和危地马拉为60%,甚至在印度这个非基督教国家,“复兴教徒”的比例也占总人口的5%,换句话说,在印度有超过5000万名五旬节派和灵恩派教徒。有人估计,在中国该数目至少是印度的两倍。许多复兴派教会都是地方性的小教会,规模通常跟北美城市的黑人和移民社区里那些店面大小的会众相仿。而复兴派中那些规模比较大的,则已经发展成大型组织,拥有数百个分会,并且在国际上形成了影响力。
尽管五旬节派最先出现在美国,在美国出现的这些历史性的事件,比如神召会,却不是最快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今天,“救赎生意”的出口大国是巴西和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巴西的天国普世教会于1977年在里约热内卢由牧师埃迪尔·马塞多成立,现在有5000个分会。该教会于1986年传播到美国,今天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身影。它的最新计划已经获得巴西政府的授权,即在圣保罗州设立一个可容纳上万人的大型教堂,该教堂将依照所罗门圣殿建造,相当于18层楼高。“毫无疑问,我们将花费很多钱。”马塞多说。
巴西的另一个大教派再生基督教会由一对夫妻于1986年成立,这对夫妻以使徒埃斯特万和主教索尼娅的名字为大家熟知。该教会拥有报社、广播电台和电视频道。2005年,它赞助了巴西的新党派共和党,该党派在2006年的巴西选举中同总统卢拉·达席尔瓦的劳动党联合出击。里纳尔多·佩雷拉是位冲浪爱好者,之前一度是个瘾君子,后来顿悟,设立了一个叫作“Bola de Neve”的新教会。在随后10年里,这个教会发展了100多个分会,每个都拥有数千名信徒。“Bola de Neve”的意思是“雪球”,对于现今的草根福音教会来说,确实是个很贴切的名称。
同时再看看尼日利亚,神的基督救赎教会于1952年在拉各斯成立,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才开始真正地传播。如今,该教会在大约100个国家有分会。它在拉各斯-伊巴丹高速路旁举行复兴派聚会,在这个至高无上的年度祷告仪式上聚集的信徒多达百万。在美国,它拥有大约300个教区、1.5万名会员,而且数量还在增长。
随着跨国市场上这些“灵魂领导”的出现,其他许多教派也开始四处传播,这是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的神圣果实。事实上,世界上有近22亿的基督教徒,分布极其分散,正如近期的一份皮尤报告所说:“没有哪片大陆或哪个地区可以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基督教中心。”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督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从1910年的9%上升到一个世纪以后的63%。谈到迁移革命:2010年,全世界2.14亿移民中几乎一半都是基督教徒,这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使其不受任何集中宗派权威的束缚。(www.xing528.com)
我在之前的章节讨论微权力行为体的崛起时谈到过,并不是说这些新的挑战者将取代那些大权在握的机构。问题的关键是,过去大玩家们理所当然享有的选项,如今的小玩家们可以予以否决。例如,那些新设立的教堂虽然拥簇者甚众,不至于使得罗马教廷或圣公教会灰飞烟灭,但它们会缩小这些大型机构的选择范围并弱化其权力。
这些新教派的成功不可避免地对主流新教组织造成了不利影响,比如圣公会和路德教,尤其是天主教。几十年前,罗马教廷面临的还主要是欧洲教徒的退教以及牧师的老龄化问题。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于是教堂实行改革,以符合现代需要。其中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便是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要求弥撒用当地语言而不是拉丁语举行。但是,来自五旬节派和灵恩派教会的激烈挑战让罗马教廷措手不及,不只是说罗马教廷在其鞭长莫及的地方难以招架,即使是在拉丁美洲这个长期被视为罗马教廷后庭的地方,它也变得有心无力。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巴西和其他地区盛行的解放神学观点的影响下,教廷已经面临内部分化的问题。如今,特别是随着民主思想在该地区的传播,来自解放神学的威胁已经消失。但新的教派和更加热烈的复兴宗教行为(更多的人参加礼拜仪式,并且调整生活的更多方面以符合宗教要求)正削弱曾经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天主教的影响力。“如果教会不改变其集中制结构和威权性的信条,在大约15年内,它将在拉丁美洲遭受真正的崩溃的厄运。”拉丁美洲宗教研究协会主席埃利奥·马斯费雷尔这样预测道。
学者和分析者并没有足够关注这个大趋势,也许是因为他们把五旬节崇拜看作一种异域奇观,无须过于在意。然而,现在他们不得不关注,因为福音派团体已经变得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在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宗教团体推举候选人担任公职),同时,也在媒体层面施加它们的影响(在许多国家设立无线电和电视网络)。无论是天主教还是主流新教,虽然都花费巨大,却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遏制这些规模不大且成长迅猛的竞争对手,或者阻止它们自身信徒的流失,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相关的。
为什么呢?一方面,它们的失败有教义方面的原因。其他福音教会所传播的信息是依附于它们看待财富的方式,以及它们治愈性的信仰和对心灵的拯救,这些对人们很有吸引力,而且这些东西与天主教的周而复始的严肃仪式形成鲜明对比。但核心原因则是组织结构方面的,它使得变化成为可能。基督教会的组织结构以及其教义的践行都发生着变化,这正是权力衰退的一个表现。大型的集权层级结构渐渐不得其所,而众多灵活、自主的小型机构则如鱼得水。这种权力衰退的剧烈程度前所未有。
五旬节派和福音派的优势的核心在于其不采用任何既存的层级制度,它们不从罗马教廷、坎特伯雷大主教或其他任何中央领导制度中汲取经验,也不等待它们的指引或是从它们那里接任神职。典型的模式很简单:牧师往往自命为领袖,然后贴上自己的招牌即可(天主教仍然禁止女性充当牧师,但认可大量的女性使徒、主教以及女先知),但如果它们是从一个既存的福音教会发展而来,情况会不太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教会与竞争市场上成立的那些没有中央资金来源的小公司再相似不过了;凭借它们吸收的会员、提供给会员的服务以及说服会员们交纳的教税,它们的“生意”必须成功。约翰·L·阿伦是专门报导罗马教廷的记者,同时也是《未来教会》(The Future Church)的作者,他说:“五旬节派的市场进入壁垒之低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任何该派教友只要对当地教会提供的东西不满意,都可以自由投奔到另一家教会,甚至可以在地下室或是车库里设立他自己的教会。”
成功的往往是那些考虑周全的、充分利用某个细分市场的教会,它们通过方方面面的行动迎合当地的环境,包括它们布道的教义、做礼拜的时间、所拥有的设施以及各种各样的社区服务,比如儿童保健和就业帮助,还有它们在商业发展和媒体方面的举措。政治领袖和主流教会忽视了一些人的需求,比如移民、类似危地马拉的玛雅人这样的土著人群以及其他一些群体,对于新设立的教会来说,他们都是理想的目标群体。在很多拉美国家,天主教主教和政治精英的历史联系使得它们对穷人尤其是土著人的状况关心不够。这些有着死板层级制度的教会需要罗马教廷认可它们的教义,因此不能做出灵活调整,因此福音教会才有机会异军突起。在那些穷困和排斥成为常态的地方,一条恰当的宗教信息应该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表达对于财富和繁荣的看法,强调个人行为和救赎。这些福音派教会也能敏锐感知它们所在的社群,它们会对当地的经济和政治事件做出及时的反应,并且采纳当地的文化风格和内容。如玻利维亚波托西的一位福音派牧师所说:“我们的教堂更加开放,我们的福音和着当地的韵律,而且我每天都接触当地居民。”
同时,先前有一些障碍致使新的小教会不能把它们的影响力传播到社区之外,或是传出它们的民族群体,如今这些障碍已经全部消除。信息革命以及私人媒体的崛起已使得那些组织有序的大型教会的优势不复存在,因此任何一个声称自己是牧师的人都能够把信息传递给电视观众、广播听众或者网民,而且福音派教会更易于跨国界传教,获取收益。随着世界媒体平台的平民化,美国电视福音人士首先吹响了这种新式传播模式的号角。随着移民和旅游行为越发频繁,那些灵便敏捷的复兴教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种传播方式有人口学特征,使得这些教会在很多国家有了立足可能,在那里它们可以发展壮大。这些教派吸引的信徒越多,天主教派对它们的排斥造成的道德压力就越小,因而作为“异教”的成本也就越低。
面对基督教灵恩派的崛起,其他主要宗教(比如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看起来不像天主教一样脆弱不堪,这大概是因为一些深层的文化原因。但在不同程度上,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道教、神道教等教别的中央集权程度和层级观念相比天主教或主流新教都有所降低。以色列的大拉比、开罗的大穆夫提以及主要印度教庙宇的高级牧师都有相当的道德分量,在他们所在国家或地区享有决策权,但在他们各自的教派内会有分量相当的人与他们竞争,在任何事情上这些人都可以提出不一样的裁定。比如在伊斯兰教内,政治因素使得不同的伊斯兰国家内有特定的宗教结构(逊尼派对什叶派,或者瓦哈比派对某些更偏自由的派别),然而对于世界上不同信徒们的信仰,有影响力的学者常常通过精细的媒体手段提出百花齐放的观点。比如,出生于埃及的伊玛目优素福·卡拉达威现居卡塔尔,他在半岛电视台上的节目有约6000万的观众。而至于印度教,则一直是一个高度分权化的宗教。它的成员教会有着各自的宗教传统,分为多个宗派,信仰群体多样化,没有独一无二的统领性的权威。印度教的宗教输出规模稍小,通过阿玛、赛巴巴、奥修和玛哈里希这样的大师,从吠檀多社到奎师那,这个宗教输出过程用到了一些五旬节派的组织特点,印度教利用这些优势也获得了相似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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