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经济体带来的新机遇及成功案例

新进入者及新机遇

我们并不能在这里宣称所有旧产业、公司和品牌都已灭亡。事实上，很多证据都与此相反。许多百年老店经营得依然风生水起。一些大型知名公司（比如可口可乐、雀巢、埃克森美孚和丰田）都将基业长青，其他公司可能不会存在那么久，不过也不至于明天就破产。但是，挖空心思预测某个特定的大公司的前景虽然对于股东来说颇有价值，但是会让我们忽视周围大环境正在发生的重头戏—那就是大量新竞争者的到来。以下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南半球新出现的跨国公司

我见到了亚历杭德罗·拉米雷斯，他是一位来自墨西哥莫雷利亚的年轻企业家，同时也是印度影院行业的领头人之一。

印度因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影产业而闻名，至少以它每年出产的商业电影数量衡量，它的规模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然而，印度中产阶级数量暴增，他们对于国内外电影的高质量观影需求远远得不到满足。在这个人口数量超过12亿的国家，仅有大约1000块现代化的银幕。而拉米雷斯的影院连锁公司Cinepolis将要做的便是填补这个缺口，它计划未来几年在印度增加500多块银幕。Cinepolis公司20世纪40年代成立于米却肯州，起初只是一个有一块银幕的放映厅，如今发展成为墨西哥乃至整个中美洲最大的综合性影院公司。

Cinepolis公司不仅是印度电影业崛起的新公司中来势汹汹的一个，它还是第一个进入印度影院行业的外方投资者。“你怎么突然想到要把生意做到印度市场？”我问拉米雷斯。“那并不是我的主意。”他回答，“是两个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学生的想法，他们有门课需要做商业提案，于是做了这个东西，拿到了我的面前。”我们就合作改善提案、筹集资金，然后就开始行动了。我们几乎马上就发现，这个生意的潜力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大。

在墨西哥、印度、巴西、南非和土耳其等发展中经济体，类似Cinepolis这样的公司很多，而且数量还在增长。这些公司所在的行业以前往往比较落后，只能依靠国内投资或是受一些大型西方跨国公司控制。南南合作曾是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梦想，当时各发展中经济体通过直接贸易、投资及援助增强彼此实力，希望通过此方式独立于发达国家。那是政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梦想，如今遍地的投资情形已和当时人们所设想的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如今，南南投资仍是全球商业活动的既成趋势之一。联合国数据显示，发展中经济体及转型经济体提供的对外直接投资从2003年开始超过富裕国家的投资额。

在2010年签订的54个双边投资协议中，20个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签订的。考虑到直接投资的接受者和投资人都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协议的意义非同小可。2010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总直接投资的29％，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即使在国际经济形势萎靡的2011～2012年，这一强劲增长依然持续。

全球最大公司名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者认为，官方数据其实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一方面是由于该投资类别相对较新、统计覆盖不完全，另一方面是由于有大量的外逃资本未计算在内。

在这一浪潮中，受益的公司不计其数，覆盖的经济部门从建筑、通信到纺织和石油皆有。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在欧洲和北美尚不知名，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是越来越炙手可热的品牌。以移动通信为例，印度的巴帝电信和信实电信、南非的移动通信网、埃及的奥斯康电信以及阿联酋的阿联酋电信都排在世界前15之列。还有其他一些公司，它们未必如此知名，但都在其各自的产业内占据重要地位，比如，斯里兰卡纺织生产商在南亚和印度洋开设了业务，土耳其的多部门企业集团也成了俄罗斯、巴尔干半岛及中东市场上的大亨。当然，在汇聚了国际力量的阿富汗基础设施重建及发展计划中，土耳其的部分公司成为受益者，在喀布尔美国大使馆的建设中也是一样。类似于这样的公司，越来越多地跳出自己在当地的、没有语言文化障碍的“安乐窝”。同Cinepolis公司一样，它们在离家万里的地方发现了新的投资机遇。发明了“新兴市场”一词的安东尼·冯·阿格塔米尔满怀信心地告诉我，到2030年，新兴市场上的公司数量将超过今天的发达经济体中的公司数量。

南面来袭

一个相关的现象便是，不少发展中经济体及转型经济体内的公司加速收购位于北美和欧洲的大公司，发达国家对跨国公司的统治已经不复存在。这些新的跨国公司总部或者公司发源地所在的发展中经济体及转型经济体在此前不久还不过是封闭式的、以国有制为主的经济体系，印度、墨西哥、巴西、南非和中国这些国家赫然在列。前述的墨西哥水泥巨头西麦斯公司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公司在近40个国家和地区有业务，它在国际化方面的成绩使其跃登世界建材市场的顶端，尤其是在跟法国拉法基集团的一场恶战之后，它的业务占据了美国市场41％的份额。相比之下，它在墨西哥本土的市场份额只有24％。虽然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放缓，西麦斯不得不紧缩开支，但在很多发达国家，在这个曾被发达国家大公司垄断的市场，它仍然扮演着全球巨头的角色。美国啤酒市场上最大的两家公司的母公司也是很好的例子。安海斯-布希公司受比利时英博集团的控制，而英博集团则是巴西安贝夫公司拓展海外市场时成立的。如此一来，安海斯-布希公司从很大程度上仍接受巴西方面的管理。同时，百威啤酒的竞争对手的母公司是南非米勒公司，它于2002年南非啤酒公司收购米勒啤酒公司时成立，当时，南非啤酒公司还在其他很多市场进行了成功收购，包括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赞比亚。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之前有一个臃肿的名字叫作“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这家公司在2007年收购一个加拿大竞争对手以后，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矿业公司。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公司安赛乐米塔尔则是在印度亿万富翁拉克希米·米塔尔一系列的收购狂潮之后成型的，而他自己的米塔尔钢铁公司只在2005年跻身过《财富》世界500强。

安赛乐米塔尔和百威英博这些复杂的公司名称展示了它们背后复杂的兼并和收购背景，而且会让人想象那些来自“不大可能的地方”的公司是如何活力十足地闯进市场。这些并购案带来的产业集中化以及寡头垄断包含了极其强大的市场力量。我们应该注意到以上提到的并购方，在10年前，它们的规模还不过是它们后来所收购公司的一小部分，而且被收购的命运也可能发生在它们自己身上：一个低调神秘的、来自似乎不大可能的地方的公司，也许正是这些商业巨头的并购者。这是在过去10年所发生的故事，而且推动这种潮流的力量只会越来越强。

要不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极大地冲击着贸易壁垒，如果没有商业教育和文化的传播、易于取得的资金、透明而方便访问的公司数据、放松的管制、开放的投资和贸易、经济增长、全球化潮流、新技术以及其他力量的存在，那些曾经习惯在受保护的小市场发展的公司不可能利用举债经营的模式、发展为足以控制全球重大行业的顶尖公司。贫穷国家公司的国际化实际上是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的有力证明。

证券交易分散化(www.xing528.com)

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全球商业环境中，市场本身也是受害者，这里的市场是指证券交易所。这不仅是大多数股票的交易场所，也是媒体、政治家和公众监察的重点领域：他们需要所有关于整体经济健康度的线索。证券交易的圣土（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突然之间就把大片市场丧失给了其他证券交易机构。在美国的股市—传统的股票交易重地，如纽约证券交易所（1972年成立）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1971年成立），现今只能控制公共交易市场上不足1/2的交易量。截至2012年，直接优势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998年）和BATS交易所两个电子交易所占据的份额大约分别是9％和10％，剩余的市场则被几十个小交易所瓜分。新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和计算机辅助下的疯狂交易一起，使市场变得越发不稳定，导致了某些特定公司股价的突然大跌和瞬间回升。

纽约证券交易所不是唯一失去阵地的主要交易所，伦敦证券交易所、德意志交易所和其他老式证券交易所也陷入同样的困境。正因如此，堪萨斯州的新贵BATS交易所（意为更好的、可替代其他的交易系统）控制着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超过东京、伦敦、上海、巴黎和其他任何一家交易所的份额。对于老式交易面临的困难，一个很直观的指标便是它们的股票价值的下跌。纽约证券交易所与泛欧证券交易所合并而成的NXSE Euronext交易所的股票从2006年108美元的峰值暴跌至2012年的22美元。同时，这些老式交易所的收入也大幅下降：2009年，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下的伦敦证券交易所运营商的交易业务收入减少了1/3以上。

新的证券交易所的崛起只是金融市场分散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暗池”交易，这是各机构之间的非正规交易行为，目的是寻求交易的匿名性（使订单、价格或交易量不为公众所知），以避免暴露自己的战略。“暗池”交易违背了市场透明性原则，而透明本是为了高效。同时，“暗池”交易也是股票价格波动和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它还可能为其参与者带来不公平的优势。如何处理“暗池”交易是世界各地监管机构需要商讨的问题，而且究其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危害程度的看法不同形成了不一样的观点。不过可以明确的是，“暗池”的数量正在激增。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估计，美国市场上活跃的“暗池”数量从2002年的10个猛增至2012年的超过30。据彭博新闻社报道，2012年1月，“暗池”交易量就占美国证券交易总额的近14％。此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估计“暗池”交易占美国证券交易总额的7％以上，这个比例相对较小，但也许足够引起很大的涟漪效应。

私募资金和对冲基金的胜利

许多人认为，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和全球市场低迷结束了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在金融危机之前的10年中，这些鲜为人知、规模不大的业务凭借着杠杆收购、激进交易及股东积极主义等模式，获取了许多大公司的控制权。20世纪末，当私人股本公司从互联网的刺激中恢复过来，便开始了持续近10年的收购历程。科尔伯格-克拉维斯集团和得克萨斯太平洋集团2007年对能源公司得克萨斯公共事业公司的450亿美元收购可以看作其中的高潮。

同时，对冲基金公司也迅速增加，在1998～2008年由3000家增加到1万家；到2011年，百家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额为1.2万亿美元。2012年，对冲基金参与了50％的美国债券交易、40％的股票交易和80％的不良债权交易。2011年，《彭博市场》杂志调查前二十大对冲基金共持有近600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排名第一的是布里奇沃特投资公司，其资产为776亿美元。对冲基金的扩张规模虽然较私募基金略小，但在欧洲和亚洲都是平行进行的。

然而，对冲基金公司就像私人股本公司一样，越来越多地在其他公司持股，同时也开始扮演传统银行的角色。因此，这几类公司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了。到2007年,在主要倚靠杠杆的金融市场（即通过贷款交易的市场），传统银行的主要杠杆融资市场份额首次下跌到50％以下。2000年，该比例还高达90％。银行方面的解决办法则是反过来购买对冲基金公司的股票，这样一来，各自的角色便更加模糊了。

对冲基金搅动了市场并激发了市场活力，同时也给很多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造成了压力。在美国，当对冲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份额只有5％时，它们已经参与了30％的交易活动。它们给其他公司造成了巨大压力，不管那公司是什么品牌、有什么历史。有支名为“儿童投资基金”（听起来简直不搭）的基金，曾向荷兰银行施加巨大压力，迫使它要么被出售要么破产，结果荷兰银行最后只能接受被卖给英国巴克莱银行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豪赌案精神的作用下，巨额资产以大额赌注的方式来来去去。1992年，乔治·索罗斯以100亿美元下注，做空英镑，最后获取了近10亿美元的利润。2006年,一位来自不凋花基金公司的30岁的交易员对天然气市场走势押注失误，导致该公司损失了60亿美元。而那些下对注的则赢得了大笔的财富：2006年，排名前25的对冲基金经理合计获利额相当于约旦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然而，以上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也许就连他们住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和韦斯特波特街区的邻居都不认得他们，但确实有不少对冲基金经理是从这一带声名鹊起的。

2008年，对冲基金的价值整体缩水约18％。然而也有许多例外，其中就有乔治·索罗斯，他与当时尚未臭名昭著的约翰·保尔森一道，凭借他们的基金力量，狙击当时已陷入困境的次级抵押贷款工具，由此大赚数十亿美元。除此之外，还有一群叫不上名字的人，他们趁着当时市场崩溃的契机浑水摸鱼，也捞走了数亿美元。2009年的救市和市场复苏对对冲基金来说还是有利可图的，这也许并不奇怪，尽管当时业内人士纷纷认为对冲基金即将暴跌。事实上，对于这个监管不甚严格的市场，有一个观点是维护它的。该观点认为，这个市场以非常高效和果断的方式角出胜负者，为整个市场的稳定起到了持续的、矫正性的作用。按照《富可敌国》（More Money Than God）（一本有关对冲基金的畅销书）的作者塞巴斯蒂安·马拉比的说法，它们（对冲基金）“吸收的风险比它们造成的多”。

但对冲基金最终也不得不面对严厉的监管，如今受到了更多的限制。2011年，有报道称，由于新金融法规的出台，乔治·索罗斯决定向投资者关闭他的基金，之后将专注于管理自己的基金。市场的动荡也可能给这些高风险基金造成巨大的损失。约翰·保尔森的基金便是由于市场决策不成功，惨遭重大挫败。（它在2011年损失了96亿美元，为对冲基金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损失。）然而，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知名的有渠道、有地盘、有技术的基金公司继续坐拥它们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盈利机器的位置，它们的创新能力同它们的成绩一样突出。例如，对冲基金巨头布里奇沃特就在2011年为其投资者赚得138亿美元。

由此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规律：也许某些基金会出现、会消失，基金经理们的薪酬也可能有夸张的变化—由低到高、由高到低，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那些规模不大、缺乏名气却又具有巨大潜力影响市场和价格的基金公司将不断地涌现。在这个崭新的金融世界，装备了高级计算机的奇才们常常能够以智力和策略战胜银行，因为后者受制于烦琐的规则、复杂的内部管理以及低效率的层次结构。

对冲基金与金融市场中的传统力量就好比是索马里海盗跟世界最先进的海军力量的关系。

总之，这个行业的新进入者，包括对冲基金、新证券交易所、“暗池”以及那些闻所未闻却常常颠覆整个行业的暴发型公司，都预示未来的市场形势：波动性会更大、细分程度会更深、竞争会进一步加剧、能约束大公司发展空间的小公司将增多。

事实上，无论是公众对于经济全球化造成混乱的争议，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大衰退带来的冲击，都没有改变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增无减。一些国家曾试图把它们的经济圈起来，保护国内工作，贸易保护主义热潮也被证明是错误的。如今，国际贸易和投资流继续增长，强化着一股力量，正是这股力量约束了传统商业大亨们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