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海啸：复杂昂贵难获，超精密无人机成关键

武器海啸

几十年来，战争工具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昂贵，也因此越来越难获得。尽管美国和其他国家仍然享有军备优势，但在今天的战争中，最适用的军用飞机不是战斗机，而是价格低廉得多、灵活性也强得多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即无人机。

现在，利用各种各样的无人机充当诱饵、执行侦察任务或发动导弹袭击的国家越来越多。这些无人机价格不等，一架简单的非战斗型短程无人机的价格仅为几千美元，而一架“死神”截击无人机的价格约为1500万美元。无人机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近几十年来的技术进步增强了其战斗力，成本低和无须人类驾驶的特点也增强了其在战斗任务中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探索无人机的非军事用途。比如，房地产经纪人利用无人机从高空拍摄房屋图片，生态学家利用无人机监测热带雨林，大农场主利用无人机跟踪其放牧在草原的牛群。拥有无人机舰队的国家已经超过36个，许多私营公司为支持性基础设施不足的国家提供无人机代飞服务。更令人不安的是，无人机拥有许多普通爱好者和私人用户：截至2012年，美国一个名为“自制无人机”的团体已经拥有2万名成员。2004年，黎巴嫩真主党的一架无人机飞入以色列领空后虽然被以色列军队击落，但这场骚动遗留的心理阴影和它所传递的关于真主党能力的信息久久无法散去。如果一个愤愤不平的妄想狂或精神错乱者具备了在天空中肆虐的能力，会发生什么呢？为了拍摄更美的自然风光，斯坦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一直在打造自己的无人机，正如他所说：“技术成本降低了，更多商业用途无人机得到开发，追踪无人机的难度加大了。在不了解无人机来源的情况下，威慑就无法起作用。在未来的世界中，人们会频繁地成为看不见的敌人不加区分的目标，这可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预期。”

与过去几年的军事冲突中使用的最具毁灭性的武器（简易爆炸装置）相比，无人机属于超精密武器。简易爆炸装置种类繁多，有许多种火药和引爆系统可供选择，其制作不需要遵循特定的标准，通常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农产品，工厂、药店或医院的化学制品）就可以组装完成。就精密性和技术水平而言，简易爆炸装置与大型军队武器库中的装备差距悬殊，但它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分散性战争。它不需要复杂的供应链，也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部署。制造这些装置的说明非常简单，在互联网上就可以找到。伊拉克、苏联和利比亚等地松散的军火管理导致的军火扩散更进一步降低了制造这些装置的成本和复杂程度。简易爆炸装置体积小、便于伪装，其使用者无须暴露自己。但其产生的破坏力却是明显且可怕的，往往会使人丧命或致残。事实上，就质量而言，自制武器和它所削弱的技术优势部队使用的武器的反差就像《圣经》中大卫与歌利亚的对比。

2003年以来，为了应对简易爆炸装置，美国已经投入超过200亿美元。美国国防机构内部的许多团体和部门都承担着应对这一挑战的任务，从而导致了一些典型官僚问题的出现，各部门工作存在着交叉和竞争，彼此之间缺乏协调，当然也造成了浪费。就连其中的领导机构联合简易爆炸装置对抗组织的缩写JIEDDO都能让人感受到相关机构的臃肿。特殊装甲车、扫雷机器人和特殊防护服等装备的发明拯救了无数士兵和平民的生命，但要阻止简易爆炸装置所造成的破坏仍然是十分困难的。例如，2011年，仅在阿富汗就有16554个简易爆炸装置被清除或引爆，与此前15225个的数字相比上升了9％。2010～2011年，因简易爆炸装置而丧生或受伤的阿富汗人的数量增加了10％，60％的平民伤亡是由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

比简易爆炸装置更阴险、更适合隐秘战争的是今天的游击战和恐怖主义活动的终极武器：受到鼓动后为了执行任务而随时准备放弃生命的人。据统计，1990～2006年，全球最致命的30起恐怖袭击中，有22起是自杀式爆炸袭击。殉道的做法古而有之，敢死队不断出现在战争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杀式袭击的数量急剧上升，其频率和精心部署都是前所未有的。前现代动机和后现代可能性的结合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三大革命扩大了自杀式爆炸袭击的影响。袭击者利用了今天无与伦比的出行便利，殉难文化为其犯罪行为赋予了合法性、吸引着新的追随者，媒体的放大效应加剧了袭击的恐怖效果，不仅袭击目标感到恐惧，就连远方的人也会感到恐惧。并且殉道文化的效力坚决彻底，当一个人的唯一目的就是接近目标、根本不想逃走时，要想彻底有所防御几乎是不可能的。(www.xing528.com)

当然，分散的隐形战争也会使用现代工具，网络已经成为新型分散战争中与简易爆炸装置和自杀式袭击一样的必要元素。在网络战争的前沿，我们可以看到黑客对民用和军用设施的袭击、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以及对目标政府或人群所依赖的网络和平台的破坏。但更简单的攻击是利用网络发出好战的声音，夸大敌对信息，散步宣传资料和威胁，吸引新的追随者。在美国和欧洲，反恐战争中一些刺耳的公众呼声常常被嘲笑为军事经验不足，但2009年12月成功袭击了中央情报局阿富汗基地的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在拿起武器之前曾是一个“圣战”专家。互联网不只是扩展“圣战”的工具，还是使人们变得激进的工具。

所有这些工具和技术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极易获得。2009年年底，以色列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阿莫斯·亚德林将军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就军事能力而言，以色列的敌人仍远远落后，但他们却在利用“精确导弹、计算机、防空武器、全球定位系统和无人机”奋起直追。他补充指出，借助商用计算机，以色列的敌人可以为自己的通信加密，并对以色列的资源发起黑客攻击。亚德林说：“网络空间的权力让小人物拥有了过去只有超级大国才有的能力。无人机也是一个例子，有了无人机，再也不用考虑袭击的距离和时间问题，也不用担心飞行员的生命安全。”

亚德林将军的话概括了军队、部署军队的政府以及他们所要保护的公民现在面临的困境。在将政治、商业及宗教权力分散开来的离心力面前，军事领域也没能幸免。权力的衰退改变了冲突的方式和可能性，新工具的普及和成本的降低增强了小型非传统、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媒体和通信系统让世界了解了冲突的进展，也强化了冲突的影响。

随着这些新兴小型军事行为体的成功，那些时刻准备着发挥影响力的新行为体（以及未来的新行为体）知道了该如何效仿。这并不意味着无休止的小规模冲突不可避免，但对于那些视和平为道德或实践要务的人来说，这确实具有深刻的含义。

同时，关于当今时代权力的获得、维持和丧失，这其中也意味着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