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部队：历史上的成功与现实发展

小部队的大崛起

“一个王子想要发动战争，他相信上帝会站在大部队的一边，于是就将军队的人数翻了一番”，这是伏尔泰在18世纪写下的话。但历史上，小型武装部队成功扰乱、阻止甚至打败大型军事部队的例子比比皆是。

公元前480年发生的温泉关战役是一个早期的例子。利用高地势和复杂的地形，在庞大的波斯军队面前，人数明显处于劣势的希腊军队顽强据守了3天，虽然最终仍然战败，却使敌人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希腊人输掉了温泉关战役，但他们也削弱了波斯军队的战斗力，并最终击退了入侵。从《圣经》里的大卫到越南战争中的越南共产党，历史上很多规模比对手小、装备没有对手精良的战斗方都曾坚守阵地，即使没能在军事上打败对手，也阻挠了对手的行动。

切·格瓦拉、胡志明和毛泽东都是这种作战方法的现代先驱。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帮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对中国的统治权，他认为，游击战和常规战争对军队的规模和协作有着截然相反的要求。“游击战主要依靠小部队单独行动，不可过多干预他们的行动。”相反，在传统战争中，“要集中指挥……所有地区的所有作战部队和支援部队必须最大限度地协作”。在游击战中，这种指挥和控制“不仅不受欢迎，也是不可能的”。

用现代军事语言来说，游击战是“非常规”且“非对称”的。之所以说它是非常规的，是因为发起游击战的一方虽然使用武力，却不是传统的军事力量；之所以说它是非对称的，是因为从人员和物资的角度衡量，较量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今天，非常规与非对称冲突已经成为常态。例如，在阿富汗，超过43万人的阿富汗军队和联军部队都无法制服规模仅是其1/12的塔利班武装；在伊拉克，为了对付2万名叛乱分子，盟军及伊拉克安全部队投入的军力在2007年10月达到了最高峰，前者超过了18万人，后者也达到了近10万人。

俄罗斯在车臣有着相似的经历：1999～2000年，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超过8万人的装备精良的俄罗斯军队被大约2.2万名为独立而战的叛乱分子拖住了5个月之久。最终，俄罗斯军队获胜，恢复了对该地区的控制，但俄军的军事行动造成了数万平民伤亡、5000多名俄罗斯士兵命丧战场。(www.xing528.com)

在非洲和东南亚出现了许多新的长期叛乱集团，包括乌干达的圣主抵抗军和菲律宾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不以保卫某块领土为目的，却由潜在无边界的意识形态、犯罪、宗教或经济目标所激发的军事冲突的数量明显增加。20世纪50年代爆发的军事冲突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国家和非国家的武装团体之间的冲突，而20世纪90年代，此类冲突已占多数。2011年，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威廉·林恩说，“激烈但短暂的冲突”正在演变为“更长、更持久的战斗”。

越来越正规的小部队正在获得成功，至少它们可以在军事斗争中幸存的同时推进自己的政治目标。哈佛大学学者伊万·阿诺奎因-托夫特分析了1800～1998年全世界发生的197场非对称战争。这些战争之所以是非对称的，是因为按照传统观点，冲突双方的军队和人口的规模从一开始就相差悬殊。阿诺奎因-托夫特发现，在30％的非对称战争中，实际上获胜的都是看上去弱势的一方。这一事实本身就引人注目，更惊人的是长期以来的趋势：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弱势一方在冲突中获胜的次数稳步增加。在1800～1849年，仅有11.8％的冲突是以弱势行为体的胜利告终，而在1950～1998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了55％。这意味着一个核心的战争公理被推翻了。以前，最终取胜的是拥有优势火力的一方，而现在事实并非如此。

部分原因在于，在当今世界，强势一方诉诸暴行的做法在政治上已经行不通了。“二战”期间，各国在战争中不加区分地同时对平民和军事目标进行轰炸和炮击；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使用过酷刑；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越南实施了针对越南共产党的暗杀行动“凤凰计划”。阿诺奎因-托夫特认为，与游击战的间接攻击战略相比，某些形式的暴行（如饱受争议的“凤凰计划”）可以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取得军事效果，但是当一个强国并没有受到实际威胁，特别是这个强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的军事政策处于严密的公众监督之下时，这样的战略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已经退役的韦斯利·克拉克将军是一名越战老兵，曾经担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他曾对我说：“现在，在战斗开始之前，一名师长可以直接控制三四十英里^[1]之内的武装直升机，享受我们所说的‘全方位优势’（对空中、陆地、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的控制）。但是，我们在越南战争中做的一些事情是我们今天无法做到的，我们的技术手段更多了，但合法的选择却减少了。”今天，拥有优势火力的一方要战胜军事上处于弱势的顽强对手，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俄罗斯在车臣采用野蛮战术以及斯里兰卡对泰米尔猛虎组织实施镇压的“胜利”都是血淋淋的例子。

政治因素对非对称军事冲突的结果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恐怖分子的数量在持续上升。恐怖主义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国家恐怖主义可以追溯到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统治”。被美国国务院确定为外国恐怖组织的激进团体的数量约为50个，但实际上这些激进团体的数量轻易就可以翻番。有些恐怖组织的成员只有几十个，也有些恐怖组织动辄就有几千人。事实上，早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波斯尼亚人加夫里若·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刺杀斐迪南大公从而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个人或小团体通过暴力行为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就已经很明显了。

现代恐怖主义使恐怖主义从国内安全问题（各国有自己的应对方式）上升为了全球军事关注。“9·11”事件，“基地”组织在伦敦、马德里和巴厘岛发动的袭击，车臣恐怖分子在莫斯科的袭击活动，以及虔诚军对孟买的袭击都是现代恐怖主义的缩影。为了保卫自己的国民免受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全球50多个国家的政府投入了超过1万亿美元。法国于1994年发布的一份重要国防战略文件中，共提到恐怖主义20次；2008年，在这份文件的最新版本中，“恐怖主义”一词出现的次数是107次，远比“战争”一词出现的频率高得多。对此，学者马克·埃克尔和托马斯·里德写道：“这种形式的冲突似乎已经使战争威胁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