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组织为制造“9·11”事件花费了大约50万美元，而袭击当天造成破坏的直接损失和美国人采取应对措施的总花费是3.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基地”组织每支出1美元策划和实施袭击，美国人就要花费700万美元。“9·11”事件造成的损失相当于美国国债价值的1/5。2006年，在黎巴嫩战争期间，真主党向以色列海军装备有导弹防御系统的轻型护卫舰“哈尼特”号发射了一枚精确制导的巡航导弹，导弹击中甚至差点儿击沉目标。以色列军舰的损失为2.6亿美元，而据报道，真主党使用的导弹的成本仅为6万美元。2011年，索马里海盗给全世界造成的损失在66亿～69亿美元之间。2010年，他们共发动了212次袭击。2011年，尽管装备有最先进军舰的多国海军部队一直在索马里海域巡逻，他们还是创下了发动237次袭击的纪录。
恐怖分子、叛乱分子、海盗、游击队员、自由战士和罪犯并不是新生事物，但用丘吉尔式的话来说：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够用这么低的成本给这么多的人造成如此大的伤害。因此，在武装冲突中，微权力行为体虽然很少获胜，却仍然使大型权力行为体（世界上装备价格高昂的大型军队）的日子越发艰难。
小型灵活的战斗团体在促进自身利益的同时重创比自己规模大得多的敌军的能力不断增强，这是通过武力行使权力的变化之一；另外一个变化是，拥有传统军队的国家充分利用任由他们支配的大型破坏性力量的能力和意愿都降低了。尽管今天的微权力行为体显然还无法与世界上的军事大国展开面对面的较量，但在非对称冲突中，比其规模更大、技术更先进的对手获胜的难度日益增大。这证明权力的运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约翰·阿奎拉是受人尊敬的现代战争思想家之一，他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非常规战争不断的时代”，他写道：“传统冲突中的伟大军官对此没有什么可说。传统战争理论，尤其是规模就是力量的观念，也提供不了多少帮助。这种观念至今仍然存在，科林·鲍威尔的‘压倒性力量’学说及‘震慑’等思想都是其体现。这种观念早在越南战争时期就已经站不住脚了，而今天，事实也很明显，试图重新运用它们对抗叛乱分子和恐怖组织肯定会出问题。”
军事力量是权力展示和运用的最终手段。政治的目的是说服，而战争或战争威胁的目的是胁迫。以军队的规模、装备和技术实力衡量的军事力量只是更复杂的权力概念的替身。与外交、文化影响力和软实力不同，军队是真实的存在。传统智慧认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权力的天平会向军事实力更强的一方倾斜。正如记者戴蒙·鲁尼恩所说：“赢得赛跑的并不总是跑得最快的，赢得战争的也并不总是军事实力最强的，但聪明人会赌跑得快的赢得赛跑、军事实力强的赢得战争。”有人曾告诉约瑟夫·斯大林他应该帮助俄罗斯的天主教徒以博得教皇的欢心，斯大林为此问道：“教皇？他有多少个师的军队？”（听闻斯大林的问题，教皇庇护十二世严厉驳斥道：“你可以告诉我的孩子约瑟夫，他会在天堂遇到我的军队。”）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将近70年，冷战的军备竞赛也已经过去了20年，但军事规划家们仍然相信优势火力学说，他们依然认为大规模的、技术先进的军队是安全和力量的基础。
美国就是一个例子。2012年，它的国防预算超过了700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近一半。如果将其他美国机构的相关开支也计算在内，美国的国防支出总额达到了约1万亿美元。尽管美国最大的军事对手中国和俄罗斯（特别是中国）的军事支出增长极为迅速，但也分别仅占全球军事支出的8％和5％。如果按照军事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只有25个国家的军费支出增加了，其中大多数是中东国家。即使美国计划在未来10年削减国防开支，其军事支出仍十分庞大。到2017年，当美国的国防开支削减计划取得更显著的成效时，美国的国防预算仍将是中国当前军费的6倍，比紧随其后的10个国家的军费总和还要高。在这样小幅的军费削减之后，美国仍然能够调动11艘航空母舰，维持其三合一战略核力量（远程轰炸机、洲际弹道导弹和弹道导弹核潜艇）。
过去20年中，无论美国何时加入常规战争，它的军队都能轻易取胜。但这样的常规战争数量很少：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算是一次，第二次海湾战争也可以算作一次（尽管伊拉克军队几乎没有反击）。2008年，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指出，在过去40多年中，只有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军的出动“差不多能算卷入传统常规冲突”。美军的其他出动（包括出兵格林纳达、黎巴嫩、索马里、科索沃、伊拉克和阿富汗）都不能算是持续的军事战斗，只是参与了平叛、反恐、政治或人道主义干预而已。这也是全球的整体趋势。20世纪50年代，全球平均每年要发生6场国际冲突，而21世纪前10年，全球平均每年发生的国际冲突还不到1场。过去60年，主要大国间没有爆发过战争。
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消失。虽然国家参与的武装冲突（不仅包括国家间的战争，还包括国家和非国家团体间的战争）的次数在1992～2003年减少了40％，但此后其数量又开始上升。在经历了2003年起的一段下降之后，非国家行为体间武装冲突（《人类安全报告》将其定义为“两个非国家政府的有组织团体间相互使用武力”）的数量在2008年急剧上升。(www.xing528.com)
今天的战争呈现出了不同的形式，大型常规军事力量应对艰难。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过去10年中的战争片段：
• 2011年10月，阿富汗赫尔曼德省 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巡逻时，在一座名为“丑山”的山脊附近发现了一个埋藏着的简易爆炸装置，他在对其进行拆除时发现了第二个，在移除第二个时又不小心踩到了第三个，被炸断了右腿。他因此而成为2011年中240个断肢的美军士兵之一。他还算是幸运的，因为在同一年，有250名联军士兵因简易爆炸装置而送命。
• 2008年11月26～29日，印度孟买 10名巴基斯坦持枪分子在劫持了一艘印度拖网渔船之后，从海上到达孟买，在整个城市进行了恐怖袭击，屠杀了168人，伤及300多人。这些持枪分子最终都被杀或被捕。
• 2011年8月25日，墨西哥蒙特雷 墨西哥最暴力的贩毒集团洛斯哲塔斯的持枪分子袭击了一家赌场，在对赌场内的人进行扫射之后纵火烧了赌场。有50多人在那场屠杀中丧生。
• 2012年2月7日，也门索科特拉岛东北部 索马里海盗袭击并劫持了一艘悬挂利比亚国旗的希腊散装货船，迫使其驶回索马里海岸。这是进入2012年以来索马里海盗发动的第37次袭击，这艘货船是船员被当作人质的第11艘货船。
正如这些事例所显示的，美国等传统军事大国面临的挑战不只是一群新的敌人，还有战争本身的变革，这种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和心态革命的负面效应引发的。简易爆炸装置已经成为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及其他地方冲突中的武器。制作这些简易爆炸装置并不需要钚或复杂的合金，只要有普通的日用品、农业原料或消费品就够了，组装和控制炸弹的人本身就是数量革命所引发的教育普及的受益者。海盗们乘着用玻璃纤维制造的小艇、手持廉价的AK-47步枪和火箭弹劫持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大型船只。与他们一样，袭击孟买的恐怖分子使用的是现成的武器和通信工具。它们都是数量革命和迁移革命的副产品，包括为恐怖分子在印度海域导航的全球定位系统、卫星电话和手机，也包括恐怖分子在袭击过程中用来协调行动、监视警察并对外宣扬其恶行的黑莓产品。过去，对远距离目标的袭击需要借助轰炸机或导弹才能实现，但现在，由于交通和通信的便利，恐怖分子独自一人也能完成这样的高强度袭击。“鞋子炸弹客”理查德·里德和“内裤炸弹客”奥马尔·阿卜杜勒穆塔拉布都曾差点儿造成航班的坠毁。心态革命激发了人们经常被残忍破灭或轻易扭曲的抱负和期望，从而造就了一批对现实不满的狂热分子、罪犯和想要革命的人。同样重要的是，袭击者独自一人或是少数几个人一起就能够给主要大国造成严重损失，这一事实已经被数百万人所了解和熟知。
世界上伟大的军队总是以其等级制度和协作为荣，但袭击者不需要这些。随着冲突壁垒的坍塌，那些曾经构成大型军队力量源泉并确保其能够阻止攻击的优势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最初的“震慑”行动之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并没有发展成为由大规模火炮攻击、坦克攻击和超音速空战组成的传统冲突，更没有用上冷酷的核逻辑。同时，北约部队也不得不学着在与以往不同的媒体环境中作战。在这个新的媒体环境中，他们的敌人很容易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消息，记者、博主和激进分子也能把盟军的所有伤亡信息以及冲突造成附带损害的负面消息呈现给关注战事的不安的民众。
冲突的变革引发了美国国防部和军事学院的强烈反思，促使他们尝试对组织和学说做出改进。2010年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美军的主要军事战略及预算指导文件）及2012年1月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纲要》都强调，与形形色色的对手间的小型非对称冲突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美国国防战略纲要》还将“反恐和非常规战争”列为美军的主要任务之首。
美国的军事规划家们也担心，现在不仅是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和朝鲜这样的敌人越来越容易获得先进精准的武器，就连非国家行为体也是一样，利用这些武器，他们能够击落飞机、击沉船只或是瞄准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曾为国防部负责政策规划的副部长担任助理的托马斯·曼肯已经发出警告：“敌人正在以最小的投入获得精确制导武器及发动精密战争所需的重要支撑能力。”无人机技术使美军的监视方式及平叛和反恐行动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现在，这种技术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和传播，任何人只要愿意支付几千美元就能够获得该技术，低成本制造混乱的可能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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