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州长到律师：权力的演变与影响

从州长到律师

过去的权力模式和权力行为体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在70多年的时间里，泰国都是一个由精英统治的国家，起初是军事统治，1970年后开始实行脆弱的选举政治，军事政变时有发生，多届军事过渡政府曾上台执政。尽管政局动荡，泰国经济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飞速发展，军方的银行、制造商及民间的商人未遇到障碍。曾在警界工作的亿万富翁他信·西那瓦奉行民粹主义，他在2001年当选泰国总理，并于2005年赢得了连任。但他很快就陷入了渎职和腐败的漩涡。政治危机随之而来，在两年的时间里，泰国提前举行了选举，经历了军事政变。最终，在2007年的选举中，他信的妹妹成为泰国总理。

在动荡期间，司法机构作为新的政治行为体证明着自己。从2006年开始，泰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对国家政治方向的影响日益加深。法院解散了他信所在的政党和其他几个政党，禁止一部分领导人参政，并因总理沙马收取出场费主持电视烹饪节目而剥夺了其职务。2008年12月，宪法法院因选举舞弊而解散了执政党，结束了三个月的民众骚乱，泰国迎来了新的联合政府。

泰国法院有自己的掩护伞。最初，对政治实施干预的是一个由泰国军方于2006年成立的法庭。在这个法庭成立前不久，拥有极高道德权威的泰国国王曾发表演说，督促法院采取明智的行动。尽管如此，法院在政治生活中的出现还是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传统，为示威者和激进分子提供了证明自己的新舞台。在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领导下的执政联盟行事不利、效率低下，造成了权力真空，最高法院填补了这一真空，发起对非法采矿的调查、推翻政府对官员的任命，甚至确定了陆军总长的退休年龄。正如一位印度评论员所说：“印度已经成为一个任由最高法院剥皮的香蕉共和国。”

司法机构正常运作是一回事，法院解决政治纠纷或解散政府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即使在司法体系健全的国家也鲜有这样的先例。不过，但凡有例可寻，其结果都十分惊人。一个例子是，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计票纠纷引发了法律诉讼，官司从佛罗里达法院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最终的法律裁决让乔治·W·布什当选为美国总统。另一个例子是，1992年，由安东尼奥·迪皮耶特罗领导的法官们在意大利发起了一场名为“干净的手”的廉政运动，它所揭露的腐败体系规模庞大，短短数月就有许多政党首脑、前任部长、地方官员和企业家落网。(www.xing528.com)

最终，调查牵连了众多意大利传统主流党派，包括基督民主党和社会党，这些政党在随后的选举中遭遇了失败。1994年，曾经成就了“二战”后大多数意大利总理的基督民主党彻底解散，分裂成了其他党派。同年，社会党在建党102年后也宣布解散，其领袖贝蒂诺·克拉克西曾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总理，却在这场廉政运动中成为主要的被调查对象。“干净的手”运动没有消除意大利的腐败现象，但它彻底改变了意大利的政治图景，瓦解了传统的政党体系，为新的右翼（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意大利力量党）、“左翼”（意大利民主党）和地方性政党提供了平台。在长期执政期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一桩桩丑闻接踵而至，法官们又一次扮演了重要角色，不断对其发起司法调查，直至其在2011年退出权力舞台。

此类调查使知名法官成为新的政治行为体。安东尼奥·迪皮耶特罗最终辞去了法官一职，成为一个小党的领袖，进入了政坛。西班牙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负责过海内外众多知名调查，西班牙的政治家和银行家、巴斯克激进组织“埃塔”、美国官员、“基地”组织及阿根廷前军事独裁者都曾是他的调查对象。在他曾负责的调查中，最有名的是智利前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引渡案，皮诺切特因此在1998～1999年在英国遭到了长期拘禁。（加尔松本人后来也因为在对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政权暴行的调查中滥用职权而遭到起诉并被停职。）海牙国际法庭的成立及国际战犯法庭的设立让许多国际公众人物成为法官，如南非的理查德·戈德斯通和加拿大的路易丝·阿尔布尔，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权力很轻易地就超过了“二战”后两个由同盟国设立的国际战犯法庭的法官们。

纵观各国国内政治形势，法官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因国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法官们权力的日益增强对政府领导人和政党的权力行使构成了新的限制。当然，很多国家司法体系的独立性仍令人怀疑，关于政治问题的法律判决的日益增多并不能保证监督的明智。例如，在巴基斯坦，许多人怀疑军方利用最高法院约束平民政府。在不同国家，法官负有的责任千差万别，司法机构权力的日益增强不一定是民主的进步，却是权力衰退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