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终结：党派制度正在失去，世界如何运转

从政党到派系

政党领袖们在着手制定党纲和政策、提名候选人时叼着雪茄接受政治献金的形象赫然耸立在政治神话中，距离现实越来越远。共和党运势的变化就是一个重要证据。就在不久前，共和党还是守旧的商业保守主义及其行为准则的缩影，即使面对社会保守议题团体的联合煽动（有时还是成功的煽动），它也能成功地保持自己的特征。事实证明，茶党运动的兴起更多的是对组织结构的挑战。引人注目的是，茶党根本不是一个党，而是一个由许多组织、派系、亲和团体及个人组成的松散团体，他们受到了能使人联想到“茶党”的概念和名称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本身就是不稳定的）的激励。茶党的一些候选人和团体获得了强有力的商业利益相关者的资金支持，这些利益相者有着相当丰富的影响美国政治的经验（例如，美国第二大私营企业科氏工业集团的老板、亿万富翁戴维·科赫和查尔斯·科赫）。在其他方面，茶党运动与美国人长期的政治参与传统中草根式的直接民主运动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不相干的个人和团体以一种传统政党的委员会、规则和少数权力精英无法控制的方式聚在一起。茶党运动兴起于2009年，它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重塑了共和党和美国政治，推动着原本不被政党看好的局外人和其他候选人获得了初选的胜利。2008年大选时，茶党运动还没有兴起；但4年后，2012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者都急切地寻求它的衣钵。

茶党运动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现象，它反映了美国人对直接民主的迷恋，是政治资金注入的媒介，也是最近的一场小政府民粹主义运动。但是，它于默默无闻之中的迅速兴起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欧洲的“海盗党”运动倡导网络信息的自由下载和公民自由的扩展，它于2006年起源于瑞典，后来传播到了奥地利、丹麦、芬兰、德国、爱尔兰、荷兰、波兰和西班牙。它以2009年颁布的“乌普萨拉宣言”为纲领，关注版权法和专利法的放宽，提倡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动员年轻人投票。它不仅赢得了瑞典欧洲议会选举7.1％的选票和欧洲议会的2个席位，还在2011年9月以9％的得票率赢得了在柏林州议会中的席位。在它击败的政党中，有安格拉·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中的一个关键伙伴—历史悠久的自由民主党，该党获得的选票甚至没有达到5％这一进入州议会的门槛。2012年，瑞士海盗党的一名成员当选为艾希贝格市市长，这是海盗党发展历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

在200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塞戈莱纳·罗亚尔发动了另一种形式的竞选起义。她想要成为社会党总统候选人，与尼古拉·萨科齐角逐法国总统职位，就必须首先赢得同党内传统“贵族”的较量。这些传统“贵族”享有党内干部和高级政府官员的广泛支持。

那么罗亚尔是如何成为候选人的呢？她发起了一场类似美国茶党运动的运动，利用了党内初选。党内初选在民主国家中的历史并不长，即使是在人们最熟悉它的美国，这一制度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才真正得以普及的。在其他国家，党内初选得到普及的时间更晚。不过，这一做法现在越来越常见。在2007年的法国总统大选中，社会党举行了一场面向所有党员的初选，罗亚尔的团队发起了大规模的竞选运动，及时吸纳了许多新党员参与投票。通过这种方式，加之网站宣传和政治信息发送，罗亚尔从社会党中脱颖而出，虽然她没能赢得最终的大选，却以61％的压倒性得票率赢得了初选。

不满足于此次革新的法国社会党人决定在2011年更进一步，为2012年的大选做准备。这次他们决定初选面向所有选民，而不仅限于党员。要参与投票的选民只需在一份基本声明上签字，表明赞同“左翼”价值观即可，而这份声明实际上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在参加初选的候选人中，至少有一人不是社会党党员。也就是说，社会党选举总统候选人的方式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党派方式。最终，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和塞戈莱纳·罗亚尔共同生活并生育了四个子女的弗朗索瓦·奥朗德赢得了社会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了尼古拉·萨科齐。当选总统时，奥朗德已和罗亚尔分道扬镳，和他一起入住爱舍丽宫的是他的记者女友瓦莱丽·特里埃维勒。(www.xing528.com)

茶党运动和法国社会党人的新实践都表明了当前的一大国际趋势：在先进民主国家中，主要政党感受到了秘密选举出的党派领袖同能够动员选民的党派领袖之间的差距。随着少数党派的崛起，适应新形势的需求变得紧迫。在许多国家，那些几十年来一直渴望分享权力或掌权的政党开辟了领导人选举的新途径。他们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扩大着“代表选举团”，即扩大着有权参与政党领袖选举的选民的范围。

初选的普及是这一变化的一个有力证据。2009年，以色列民主协会政党研究团队负责人奥弗·克尼希在对18个议会制民主国家的50个主要政党的情况进行统计后发现，有24个政党的普通党员在政党领袖选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余政党的领袖或由议会议员选举产生，或由政党任命的委员会选举产生。

如前所述，初选在其他地方也日益普及。在拉丁美洲，自20世纪80年代从军政府统治向民选政府统治过渡时起，约40％的总统大选中都有至少一名主要候选人是经过初选产生的。一项针对拉丁美洲政党的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一半以上的政党采用了初选或类似初选的内部选举方式。另一项研究发现，拉丁美洲政党信任度最低的国家是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这些国家从来没有一位候选人是经过初选产生的。总体而言，政治学家发现，尽管目前实行公开初选（“代表选举团”规模最大）的国家数量还十分有限，但全球范围内这一发展趋势十分明显。在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美国选举风向标的加利福尼亚州，选举的天平进一步从政党向选民倾斜：根据2011年的全民公决，所有初选候选人的名字会出现在同一张选票上，得票数排名前两位的候选人无论代表哪个党派，都将获得参加普选的资格。

此前，美国的政党领袖们在维持权力和加强党内纪律时并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中，取消了对竞选筹款的限制，私营企业可以作为政治行为体介入，名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新型组织应运而生。根据法律规定，这些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能和他们支持的候选人协同行动，但在2012年的竞选活动中，显然所有总统候选人（甚至是共和党党内提名的所有竞争者）都得到了一个或多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大量资金支持。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实际上是一种新型政治权力行为体，同时也是政治权力分裂的又一例证。它的捍卫者认为，它只是那些想要为政治注入更多竞争的人所掌握的又一合理武器。乔尔·M·戈拉是一名法学教授，他曾帮助游说团体抵制公开捐赠者信息的要求。他说，许多要求公开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信息的法规都不过是“在位者勒索保护费”的一部分。如戈拉所说：“这些法律限制了冷门候选人，既包括自由的‘左翼’冷门候选人，也包括保守的右翼冷门候选人。”事实上，商人利奥·林贝克2012年就成立了一个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其唯一的宗旨就是把那些林贝克认为已经不再响应选民诉求的当权者赶下统治舞台。正如《华盛顿邮报》的保罗·凯恩所报道的那样：“大多数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增加其支持的候选人获胜的机会或击败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而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显然不同，它的目标是推翻当权者，不管这个当权者来自民主党，还是来自共和党。为什么不呢？（林贝克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帮助新的候选人击败了两名资深的共和党人和两名老民主党人，他们四个人做众议员的时间加在一起近65年。”尽管林贝克的资金有限，他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也趋于耗尽，但该委员会的发言人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表示：“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设想是可行的。”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或许是个别的美国现象，但全球范围内，金钱对政治结果的推动作用显然日益增强，就像曾经的意识形态一样。不过，意大利的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泰国的他信·西那瓦和突尼斯的本·阿里等人的例子都表明：当今时代，仅凭金钱是远远无法阻止权力渐渐流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