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格局逆转！选举结果趋向多元化

从多数到少数

我们投票的频率更高了，比以往高了很多。这是过去50年中公民生活的主要趋势之一，至少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来说是这样。1960年以来，有18个国家始终如一地贯彻民主制度，其中包括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大部分西欧国家。1960～2000年，在这18个国家中的绝大多数国家，公民参与投票的频率都提高了。这些国家的公民因此有了更多的机会选举或抵制代表他们的议员，也可以通过公民复决投票表达他们对公共政策或国家优先事项的态度。选举更频繁并不等于选民参与度更高：在许多西方国家，近年来投票的弃权率上升。但那些选择去投票的人有了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这也意味着政治家们不得不多次争取公众的认可。持续不断的选民监督和反复竞选造成的负担不仅缩短了当选官员制定决策或选择优先投入时间和政治资本的事项时目光的长远性，也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自主权。

我们投票的次数增加了多少？拉塞尔·多尔顿和马克·格雷的研究回答了这个问题。在1960～1964年这5年间，他们所调查的国家中举行了62场全国性选举（见图5-4）。在1995～1999年这5年间，这些国家举行了81场全国性选举。选举的次数为什么增多了？这或许和以下因素有关：选举规则的变化、公民复决次数的增多，或是一些国家新成立的地区议会需要选举。欧盟成员国要定期举行欧洲议会选举。两位研究者指出，统计数据涵盖的是举行选举的天数，而不是各个选举日举行选举的次数。事实上，选举次数增加的趋势可能比数据所显示的更强烈，因为许多国家都把多场选举（比如，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或者国会选举和市级选举）集中在一天进行。相对于上述趋势而言，美国的情况可能是个例外，它的传统是每两年在11月举行一次全国性选举。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人投票的频率降低了。事实上，美国众议院每两年就改选一次，其周期是所有民主国家中最短的，这使得美国人成为全球投票频率最高的选民。

图5-4　世界范围内抽样调查国家的选举总数（1960～2001年）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Russell Dalton and Mark Gray,“Expanding the Electoral Marketplace,”in Bruce E.Cain et al.,eds.,Democracy Transformed? Expanding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Nes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全球范围内，各级政府选举的频率都在提高。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马特·戈尔德对199个国家在1946（或国家独立的年份）～ 2000年的国会民主选举和总统民主选举进行了追踪，他发现，在此期间，这199个国家举行了867次国会选举和294次总统选举。换言之，在这54年间（其中包括民主还不那么盛行的十几年），全球平均每个月都有两场重要选举。

非营利机构国际选举制度基金会是全球最重要的选举技术援助机构，该基金会主席比尔·斯威尼曾对我说：“对我们服务的需求在激增。几乎所有地方的选举频率都在提高，我们可以感觉到人们对能够保证选举真实透明的制度和技术的渴望。”

政治领袖们的行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选举频率的提高只是其中之一，选举多数票数量的惊人下降也是限制作用的反映。当今时代是一个少数派统治的时代。2012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个“富裕国家俱乐部”的34个成员国中，只有4个国家的政府在议会中拥有绝对多数席位。在印度，35个政党在2009年选举中获得了议会席位；1984年以来，还没有哪个政党能赢得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事实上，全球范围内，单一政党赢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的情况都在减少。“二战”结束以来，在选举式民主国家，少数党派赢得了一半以上议席；2008年，少数党派控制的议席达到了55％。即使是在那些非民主国家，少数党派的影响力也在扩大。在那些国家中，少数党派30年前占据的议席还不到10％，而现在已经增加到了近30％。

所以，当今天的政治家宣布自己得到了“选民授权”时，他们多半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只有在选举中明显获胜，才有资格用这个词，但这种情况现在已经非常罕见。政治学家们指出，即使是在美国这个看似能分出明显胜负的两党制国家，在近年来的多次总统选举中，也只有1984年罗纳德·里根击败沃尔特·蒙代尔成功连任的那一次能称得上是压倒性胜利。里根不仅在50个州中的49个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赢得了胜利，获得了相应的选举人票，还获得了全国59％的实际投票，在他之后，还没有哪位总统候选人能追平或打破这一纪录。在三党制、四党制、五党制国家或主要政党数量更多的国家以及众多小党并存的国家，这样的胜利就更罕见了。(www.xing528.com)

于是，高贵的执政艺术现在更多仰仗的是一种肮脏的实践技能：组成并维护执政联盟。而联盟中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增强了小党派的影响力，它们可以寻求获得具体政策让步或内阁职位。选票分散的选举对小党是有利的。事实上，边缘政党（那些观点激进、只关注单一议题或只在某个地区有影响力的政党）无须淡化自己的立场去吸引中间派选民就能够行使更多的权力。鼓吹沙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意大利北方联盟、以色列外交部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组建的极右翼政党、主张分裂的比利时弗拉芒联盟党，以及印度国会和地方议会中的各共产主义政党，在联盟中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联盟中的其他政党虽然反对他们的纲领，却不得不拉拢他们。例如，2011年12月，迫于国大党领导的执政联盟中两个政党的强烈反对，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不得不做出屈辱的让步，搁置了让外国超市拥有合资企业51％股权的计划。

关于联盟的争论揭示了选举“赢家”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做出妥协的事实。2010年5月，英国选举产生了一个悬峙议会，戴维·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和尼克·克莱格领导的自由民主党组成了执政联盟。这两个在移民及欧洲一体化等问题上分歧强烈的政党都做出了极大让步。但有时，联盟是很难建立的。2010年，荷兰的无政府状态持续了4个月。比利时曾经的境况更糟糕，1988年，比利时的政治家们用了150天的时间才建立起执政联盟，创造了该国的纪录。这看上去已经够糟了，可是在2007～2008年，受到讲荷兰语的弗拉芒区和讲法语的瓦隆区之间冲突恶化的困扰，比利时的无政府状态持续了9个半月。其间，极端派别曾煽动弗拉芒区彻底从比利时分裂出来。2010年4月，比利时政府宣布集体辞职，此后，该国又陷入了漫长的政治僵局。2011年2月，比利时打破了之前由缅甸保持的无政府状态持续时间的纪录。2011年12月6日，在经历了541天的僵局之后，比利时新首相终于宣誓就职。尽管政治家们权力的不断削弱引人注目，荒诞的政府危机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但比利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其他欧洲邻国一样在稳步进行。事实上，标准普尔下调比利时信用评级才是真正迫使对立的政党寻求解决办法的原因。

近期针对政府组成、任期和执政结束等方面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权力的衰退。其中，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人员所做的一项研究引人注目。这些研究人员搜集了17个欧洲民主国家自“二战”结束以来或成为民主国家之日起（如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详细的政府信息，其中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及其他重要欧洲国家的数据。这些研究的结果并不能推广到印度、巴西或南非等国家，但它们仍然醒目地占据了媒体头版头条的位置，展示了当前民主国家中政治的日益分裂。以下是一些例子。

执政者的优势在消失

一般情况下，尽管执政党和执政联盟拥有任免权和关注度等诸多内在优势，但只要支持者失去了对他们的热情，而反对者手中又握有可以攻击他们的把柄，他们就很可能失去一些选票。近年来，这种现象增加了：对欧洲17个民主国家的一项分析显示，自20世纪40年代起，执政者谋求竞选连任时失去选票的数量不断增长。20世纪50年代，执政者平均失去1.08％的选票；20世纪80年代，这一比例为3.44％；20世纪90年代，这一比例几乎翻倍，达到了6.28％。20世纪50年代，被调查的国家中有35个国家的内阁连任成功，37个失败；20世纪90年代，只有11个连任成功，46个失败。展开此项分析的政治学家汉内·玛尔特·纳鲁德和亨利·瓦伦还指出，这一趋势不仅在英国或荷兰等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比较明显，在希腊或葡萄牙这样年轻的民主国家也是如此。换言之，这一趋势与民主实践的历史和传统无关。

政府下台更快

还有证据表明，“二战”结束以来，越来越多的执政联盟或内阁在任期未满之前就因为政治内讧而下台。政治学家将内阁的下台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别：一类是有严格法律依据的，即宪法有相关规定、根据法律规定需要定期选举或首相去世后必须有人接任；另一类具有随意性，即由政治动荡引发，比如内阁因政治纠纷而辞职或没能赢得议会的信任投票。根据此前提到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人员搜集的欧洲17个议会制民主国家1945年以来的政府数据，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一类情况比前一类情况出现得更多（分别占72.9％和64.7％），并且与之前几十年相比，两者之间的比例差距也更大。不过，20世纪90年代，两者的比例是持平的。

21世纪前10年，后一类情况增多的趋势又加速了，这并不足为奇。自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政府倒台、内阁解散、联盟岌岌可危、政府部长遭到解职、曾经不容置疑的政党领袖也被迫辞职。当经济问题席卷整个欧洲，当权者面对危机时的无能为力表现得极其明显。

大量证据表明，即使是在非议会制民主国家，在竞选中获胜的执政者也要受到诸多限制，其所获得的“选民授权”因此被削弱。在美国，政府的挫败感越来越强，一个原因就是，参议院批准总统对政府各部部长的提名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正如纽约大学学者保罗·莱特所说：“从总统提名到参议院批准提名要经过6个多月，这在1964～1984年是闻所未闻的。”在那20年间，从提前得到提名通知到提名最终被批准，只有5％的被提名人等待的时间超过6个月。对比今天极其缓慢的速度，过去的速度简直快得令人难以置信。莱特发现，在1984～1999年，30％的被提名人等待的时间超过6个月。另外，在1964～1984年，50％的提名都是被快速批准的，被提名人等待的时间只有一两个月，而在1984～1999年，这一比例只有15％。未来10年，随着政治“极化”的加剧，这一趋势只会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