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终结：时代结束，世界运转之谜

迁移革命：禁锢行动的时代结束了

今天，不仅人口数量更多，人们的寿命更长、身体更健康，人口的迁移也更加频繁。这不仅使人变得更难控制，也通过种族、宗教及专业群体的兴起或思想、资本及信仰的动摇或强化改变了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据联合国估计，全球共有2.14亿移民。过去20年，全球移民人数增长了37％，欧洲和北美的移民人数分别增长了41％和80％。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迁移革命，移民的数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

让我们举个例子，看一下世界人口的加速迁移对美国劳工运动的影响。2005年，6家工会脱离美国劳联—产联（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组成了名为“变则赢”的竞争者联盟。这6家工会中包括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和制衣业工会“团结起来”。在同类工会中，二者低收入移民工人会员的比例均较高，其利益及优先考虑与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等老牌制造业及产业工会不同。这次分裂造成的影响蔓延到了美国的国内政治领域。正如《纽约时报》记者贾森·德帕尔所说：“‘变则赢’在奥巴马总统竞选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人认为是决定性作用）。”国际人口迁移以这样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影响着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

根据苏丹立法机构2009年通过的《南苏丹公投法案》，包括居住在美国的约15万苏丹人在内的海外苏丹人有权参加2011年公投，以决定南苏丹是否要独立。哥伦比亚的一些参议员是由居住在海外的哥伦比亚人选举出来的。有些国家散居在海外的人口众多，它们的州长或总统候选人经常去芝加哥、纽约和伦敦等本国同胞定居的地方拉选票并筹集资金，墨西哥的州长候选人和塞内加尔的总统候选人都是例子。

同样，移民也在改变着他们定居的国家的商业、宗教和文化。1990～2011年，美国的西班牙裔人口从2200万增至5100万，以至于现在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是西班牙裔；过去10年，美国新增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西班牙裔。在福特汽车公司总部所在地密歇根州迪尔伯恩，40％的人口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其中的穆斯林在这里修建了北美最大的清真寺。这些小团体注定会改变当地的联盟、投票模式和商业策略，甚至会改变教会对信徒的竞争。政党、政客、企业和其他机构越来越多地面临着竞争者的挑战，这些竞争者在新的人口群体中根基更深，对他们的了解也更全面。同样的一幕也在欧洲上演着，各国政府已经无力阻止来自非洲、亚洲以及不那么富裕的欧洲国家的移民潮。有一个引人关注的例子：2007年，一名出生于尼日利亚的男子当选爱尔兰波特劳伊斯市（都柏林以西的一个通勤城市）市长，成为该国的第一位黑人市长。

即使是试图限制新的人口迁移的做法也会导致令人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在谈到美国一些州的移民对越发严厉的对待和不友好的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时，墨西哥外交部前部长乔治·贾斯达涅达和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道格拉斯·梅西指出：“许多墨西哥裔永久居民做出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他们没有因为觉得自己不受欢迎而离开美国，而是通过‘自卫入籍’成为美国公民。1986～1996年，平均每年有2.9万名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国籍；自1996年开始，平均每年有12.5万名墨西哥人加入美国国籍，为美国增添了200万新公民，这些新公民又会把近亲带到美国。现在，近2/3的墨西哥裔永久居民是以美国公民亲属的身份入境的。”这些新公民自然也是选民，影响着美国的选举形势。

移民的大量汇款也促进了母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2010年，全球各地的移民通过电汇、邮寄或携带的方式给母国带回了4490亿美元（1980年的汇款总额仅为370亿美元）。如今，移民的汇款额是全球对外援助总额的6倍多，比每年流向贫穷国家的外资的总和还要多。简而言之，生活在国外的工人（他们自己往往很穷）寄回母国的钱比外商投资还要多，比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更多。事实上，汇款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硬通货的最主要来源和经济的最大组成部分，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商业图景。

城市化或许是迁移革命对权力的最大改变。历史上最快的城市化进程依旧在加快步伐，在亚洲尤为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并将继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2007年，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数量。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理查德·多布斯是这样描述的：“大城市将成为中国和印度正在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居住地，随之形成的将是分别比日本和西班牙更大的消费市场。”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估计：“每年全球城市人口都要增加6500万，相当于增加了7个芝加哥或5个伦敦。”国内人口迁移对权力分配的影响与国际人口迁移一样强烈。越来越多的人同时在两个（或多个）国家消费及投资。国内移民，尤其是从农村移居到城市的人口，与国际移民一样影响着权力。

人才回流是人口迁移的一种新形式，它虽然不如城市化普遍，却也重塑着权力图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贫穷国家的许多熟练工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公民移民到了经济较富裕的国家。众所周知的“人才流失”使许多国家失去了花费大量成本培养的护士、工程师、科学家、企业家和其他专业人才，明显削弱了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本。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回到他们的祖国，改变着各自国家的企业、大学、媒体和政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院长安娜李·萨克森尼安发现，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工作的中国台湾人、印度人、以色列人和中国大陆人常常成为天使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他们在各自的家乡创立公司，最终不是回乡就是频繁往来于自己的家乡和移民的国家之间（这也是萨克森尼安将这种现象称为“人才回流”的原因）。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在美国学到的文化、方法和技术带回了自己的家乡。企业家回到自己的家乡后，他们在美国这个创业中心耳濡目染的有活力、竞争激烈且兼具破坏性的商业文化不可避免地会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家族企业所秉持的传统的垄断性商业文化发生碰撞。事实再一次证明，迁移革命正以惊人的方式改变着迅速变化的传统社会中权力的获取和行使。

人口的暂时及永久迁移是以产品、服务、资金、信息和思想流动的大幅增长为背景的。1980年，国际游客的数量仅占世界人口的3.5％，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了近14％，短期游客人数在此期间翻了两番。据估计，全球每年都有3.2亿人飞赴他国参加专业会议、集会及国际聚会，并且这一数字仍在稳步攀升。(www.xing528.com)

商品贸易几乎没有因为2008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而减少。1990年，全球进出口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9％；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56％。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00～2009年，国际商品贸易总额几乎翻倍，从6.5万亿美元增至12.5万亿美元（以当前美元价值计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数据表明，同一时期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总额从7.9万亿美元猛增至18.7万亿美元。

货币流动水平前所未有。1980～2010年，外国直接投资占世界经济的比例从6.5％增至可观的30％。1995～2010年，单日国际货币流动额增长了700％。2010年，每天都有超过4万亿美元的资金在国际间转手。

信息传播能力增长迅速。你认识的人中有几个人没有手机？几乎没有。即使是在最贫穷落后、运转不良的国家，这个回答也是可信的。《索马里的手机公司在动荡中蓬勃发展》是2009年路透社从这个饱受蹂躏的国家发回的一篇新闻报道的标题。索马里是“失败国家”的一个缩影，这个国家的公民不能像我们一样理所当然地享受最基本的服务。可即使在那里，21世纪的移动电话也随处可见。移动电话的普及速度和更新换代的频率皆令人惊讶。1990年，世界上每100个人中只有0.2个移动电话用户，而2010年，每100个人中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已经激增至78人。国际电信联盟报告称，2012年，全球移动电话用户数量突破了60亿大关，相当于世界人口数量的87％，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

这里当然也不能忽略了国际互联网，它的普及速度和出人意料的新用途（及滥用）已无须赘述。1990年，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量微不足道，只不过占世界人口的0.1％，而2010年，这一比例已经提高到30％（发达国家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经超过其人口的73％）。截至2012年，创立8年的脸谱网的用户数量超过了10亿（一半以上的用户通过他们的手机或平板电脑登录脸谱网），推特（创立于2006年）的活跃用户数量达到1.4亿，于2003年推出的互联网语音通信工具讯佳普（Skype）的固定用户数量也已接近7亿。

推特和脸谱网在中东动荡中的革命性作用和社交媒体对政治的影响已被充分论述，我们也分析了它们在权力衰退中扮演的角色。但在初步讨论迁移革命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另一种工具的影响，它改变着世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它就是预付费电话卡。网络的使用离不开电、计算机和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物仍然是十分昂贵的。而有了预付费电话卡，一个人不管身在多么偏远的地方，都只需要较少的钱和一部公用电话就可以联系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预付费电话卡的普及和全球覆盖率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所望尘莫及的。预付费电话卡最早于1976年出现在意大利，它的发明既是为了解决硬币不足的问题，也是为了抑制盗窃和破坏公用电话的行为。这一新产品很快就流行开来，1977年，奥地利、法国、瑞典和英国就开始使用预付费电话卡，5年后日本也开始使用（也是因为硬币的短缺）。但预付费电话卡真正得到迅速发展却始于它在贫穷国家的普及。得益于在贫穷国家的收益，1993～2000年，这一行业的行业收入从2500万美元猛增至30亿美元。现在，预付费电话卡正在被预付费手机取代。事实上，预付费手机已经取代固定电话，后者要求用户长期使用，并通过复杂的合同把用户和某一家服务供应商捆绑在一起。现在，有了预付费手机，那些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背井离乡的人和那些工作地点离家较远的人可以和家人随时保持联络，再也不用面临到底是留在家人身边还是去外地赚钱的两难选择了。

所有这些促进了迁移革命的技术都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速度，二是大幅降低了商品、资金、人员和信息流动的成本。二三十年前，买一张飞机票要花几千美元，而现在，一张飞机票的价格只是过去价格的一小部分。今天，货物的吨公里运费还不及20世纪50年代的1/10。20世纪90年代，通过电汇方式从加利福尼亚汇款到墨西哥的手续费是汇款总额的15％，如今还不到6％。有了手机支付平台，将来汇款几乎可以免费。

对于权力来说，迁移革命和通信手段的革命性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像理解数量革命的影响一样，直观把握迁移革命的深刻影响。行使权力不只是要保持对真实或象征性领土的控制和协调，还要管理好边界。民族国家如此，主导着某个市场的企业、依赖于某一地理区划内选民的政党或想要把孩子留在身边的父亲也是如此。权力需要被禁锢的受众。当公民、选民、投资者、工人、教区居民或客户没有或少有其他出路时，除了接受眼前的权力机构，他们几乎没有选择。但是，当边界不再严密，被管理或控制的人口流动性增强时，那些根深蒂固的组织维护统治地位的难度就加大了。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移民，人们会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从一个权力管辖范围迁移到另一个权力管辖范围。

信息、资金和价值观流动速度的加快、成本的降低及旅行和交通的便利不可避免地降低了挑战者的挑战难度，也让统治者的日子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