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组织的意义：规模的关键和权力行使方式

规模的意义

马克斯·韦伯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家，他还是那个时代极其卓越的思想家之一，是一位天赋异禀的学者，其研究涉及经济、历史、宗教及文化等多个领域。他研究西方经济史及法律史，研究印度人、中国人和犹太人信仰的宗教，研究公共管理，也研究城市生活，并撰写相关著述。他的大作《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于1922年（他去世两年后）问世。韦伯还是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艾伦·沃尔夫眼中“20世纪从事权力和权威研究的主要学者”，本书对其思想的汲取即围绕着这一领域。他的官僚制理论对理解权力的真正行使极为重要。

韦伯出生于1864年，他在成长过程中见证了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战争使德意志结束分裂、完成统一并发展为现代工业国家的历程。韦伯虽然是一名知识分子，但也参与了德国现代化的进程，在其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他不仅是学者，还是柏林证券交易所和政治改革团体的顾问，以及帝国军队的预备役军官。韦伯首次进入公众视野源于一项颇具争议的研究，当时，他在研究中指出，波兰移民的大量涌入造成了德国农业劳动者的困境，应该将大块土地划分成小块分给工人，以鼓励他们定居。后来，韦伯到弗赖堡大学任教，其间提出德国应该走“自由帝国主义”道路，建立现代国家需要的政治和制度结构，也因此而再度招致争议。

1898年，韦伯的父亲去世，在他去世之前，父子俩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争吵。韦伯因此而崩溃，并出现神经衰弱，常常无法进行教学。1903年，在韦伯身体恢复期间，哈佛大学应用心理学教授雨果·闵斯特伯格向他发出了邀请，请他参加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举办的一场国际学术会议。韦伯欣然应允，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是一个经济和政治体制相对落后的国家，他想借此机会对清教主义^[1]进行深入研究[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就是在此后不久问世的]，当然，此行的报酬也很丰厚。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莫姆森后来所说，此行将“对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1904年，韦伯来到美国，除完成邀约讲座外，他游遍了美国的大部分地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数据搜集。在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他在火车上度过了180多个小时。他走访了纽约、圣路易斯、芝加哥、俄克拉何马州的马斯科吉（去看印第安人的部落）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芒特艾里（他在那里有亲戚），还去了其他很多地方（如去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见威廉·詹姆斯）。从德国到美国，韦伯从一个现代国家到了另一个更为现代的国家。在韦伯看来，美国具备“有助于人类社会自由全面发展的良好条件，这是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中最后的良机”。美国社会是韦伯见过的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美国预示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在他眼中，纽约和芝加哥的摩天大楼是“资本的堡垒”，布鲁克林大桥、火车、有轨电车和电梯令人惊叹。

不过，韦伯也在美国发现了许多令人遗憾之处。工人们的工作环境恶劣，工作场所缺乏安全保障，地方官员和工会领袖中腐败盛行，以及政府官员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和经济发展适应能力的不足都让他感到震惊。韦伯说芝加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之一”，他游走于这座城市的牲畜饲养场、公寓楼和街巷，了解当地习俗，观察人们的工作和娱乐生活，并将这里的族群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德国人做服务员，意大利人挖排水沟、爱尔兰人当政客）。在他眼中，芝加哥就像“一个被剥了皮的人，其内脏被看得清清楚楚”。 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任何“与资本主义文化背道而驰的东西都将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推翻”。

在美国的见闻证实并加强了韦伯对组织、权力和权威的认识，他于此后完成的巨著为他赢得了“现代社会学之父”的美誉。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从“统治”的基础（权威）出发，阐释了其权力理论。以其渊博的世界历史知识为基础，韦伯指出，过去的权威大多是“传统的”，由权威者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并为权威者的臣民所接受。权威的另一来源是“神赐”，追随者认为他们的领袖天赋异禀。还有权威形式顺应了现代社会，是“官僚的”、“理性的”权威，它以法律为基础，并由可以贯彻清晰一致的规章制度的行政机构行使。韦伯写道，它依赖于“人们对法律法规有效性及理性规则功能的信任”。(www.xing528.com)

韦伯由此推出，现代社会中权力行使的关键是官僚组织。韦伯所说的官僚制度远非当今社会的官僚制度那么肮脏，它是人类创造的最先进的组织形式，也最能顺应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韦伯列举了官僚组织的基本特征：具体工作有具体的权利、义务、职责和职权范围，监管体系清晰、等级分明，指挥统一。这些组织严重依赖于书面沟通和文件以及对员工的必要工作技能培训。重要的是，官僚组织的内部运作以对所有人都一致的综合规则的应用为基础，不受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宗教和政治联系的影响。故而，员工的录用、职责分配和晋升凭借的是能力和经验，而不是像从前那样依靠家庭关系或个人交情。

德国曾是欧洲诸国中试图建立现代行政机构的开拓者，普鲁士从17世纪和18世纪就为之努力。在韦伯生活的年代，德国的这一进程加快，其他国家也齐头并进。1855年英国文官委员会的成立就是一个例子，1883年旨在控制联邦政府机构人员录用的美国文官委员会的成立是又一个例子。1874年，万国邮政联盟成立，国际行政机构的建立迈出了第一步。

旅美期间，韦伯还目睹了商业先锋引领的生产方式和官僚组织变革。芝加哥的牲畜饲养场在屠宰加工环节采用了最先进的机械化流水线和专业化分工，管理部门可以雇用非熟练劳动力替代熟练工人。那里的“工作强度之大”让韦伯兴奋不已，即使是在“大规模的屠杀和血的海洋”之中，他也没有丢掉观察者的思维：

待宰割的牛在进入屠宰区的那一瞬间便被锤子一击倒下，继而立刻被一个铁钳夹住挂起，开始了在流水线上的“旅途”。有些工人负责剥皮和去除内脏，有些工人负责其他工作，他们始终守在流水线旁……在那里，你能看到一只猪从离开猪圈到变成香肠和罐头的全过程。

对管理者来说，在日益国际化的市场中，大规模工业生产需要借助官僚专业化和等级制度的优势，或如韦伯所说，需要“精确、速度、明确、熟悉管理文件、连续性、判断力、严格服从、减少摩擦和人力物力成本”。对走在前沿的政府有益的事物对走在前沿的商业企业同样有益。韦伯写道：“一般来说，大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是无与伦比的严格的官僚组织的模型。”

经过对一系列事例的阐述，韦伯最终指出，理性的、专业化的、中央集权的等级结构在所有领域都占有优势，无论是成功的政党，还是成功的工会、“教会组织”和顶尖的大学，莫不如此。韦伯写道：“不管官僚机构的权威是‘个人的’还是‘公共的’，其特征都是一样的。”他总结指出：“当行政管理彻底官僚化时，一种几乎坚不可摧的的权力关系就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