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终结：世界运转中权力的失去

从国际象棋棋盘到我们周围的方方面面

国际象棋是对权力的经典比喻。过去，国际象棋冠军的圈子小、联系紧密且稳定，但曾经维系这个圈子的壁垒现在已经松动，有的甚至已经坍塌。曾经限制人们了解棋术、提高棋艺并走向棋界巅峰的障碍已经不再那样令人生畏。

总体而言，权力世界也在经历和国际象棋界一样的变化。壁垒的坍塌改变着地方政治和地缘政治，改变着企业对消费者的竞争，改变着几大宗教对信徒的竞争，改变着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意识形态及哲学和科学流派之间的对抗，任何与权力相关的领域都在经历权力的衰退。

这一转变呈现出种种迹象，有些非常明显、令人惊叹，也有些是专家学者在分析研究中披露的。

我们先从地缘政治说起。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主权国家的数量增长了300％；竞争、战斗与协商不仅存在于它们彼此之间，也存在于它们与众多跨国组织和非国家组织之间。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2011年独立的南苏丹共和国（南苏丹），就是多个非政府组织共同催生的。其中又以基督教福音派所起的作用最大，美国著名牧师比利·格雷厄姆的儿子富兰克林·格雷厄姆领导的撒玛利亚国际救援就是代表之一。

实际上，当今民族国家间即使爆发战争，军事大国的威力已不似从前。战争的非对称性日益增强，大规模武装部队要越来越多地面对小型非传统军事力量，如叛乱分子、分裂分子和民兵。胜利的天平也越来越多地向军事力量相对较弱的一方倾斜。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值得注意，在1800～1849年发生的非对称战争中，士兵数量和武器装备较弱的一方实现战略目标的比例只有12％，但在1950～1998年，弱势一方获胜的比例达到了55％。基于多重因素，当代非对称冲突的结果更主要地取决于敌对双方政治和军事战略的相互作用，而非军事实力。因此，庞大且装备先进的军队已无法确保一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弱势一方以更小的代价造成敌方人员伤亡的能力日益增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就是例子，驻阿富汗的一名美国海军将领估计，他部队中80％的人员伤亡是由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伊拉克战争中，盟军部队近2/3的人员伤亡也是由简易爆炸装置引发。尽管五角大楼投入大量资金采取应对措施，包括花费170亿美元购置5万台射频干扰器，以期破坏简易爆炸装置简单的遥控引爆设备（手机、车库门遥控器），但这种爆炸装置仍然杀伤力惊人。

独裁者和党派领袖的权力逐渐缩小，人数也逐渐减少。1977年，共有89个国家处于独裁统治中；2011年，这一数量已经减少到22个。现在，全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民主国家。“阿拉伯之春”震惊了世界上每一个尚未实现民主的角落，在那些角落，没有定期举行的公开选举，某个人或某个统治集团希望无限期地掌控权力。在一些允许不同党派存在的非民主国家，少数党派代表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席位也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3倍。在与党外候选人及政治领袖的竞争中，党派领袖处于守势。现在，民主国家中近一半主要政党在选举党内领导人时采取党内初选或其他代表选举方式，以让党内普通人士有更多发言权。从芝加哥到米兰，从新德里到巴西利亚，全球各地的政治领袖都会告诉你，他们已经无法再像前任那样理所当然地发号施令。

这一趋势也席卷了商界。毋庸置疑，财富日益集中，富人占有巨额财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利用金钱获取政治权力，但这一令人警觉和抗拒的趋势并不是改变企业领袖和富有的投资者之间权力运作的唯一力量。

事实证明，在突如其来的财富、权力和地位变化面前，即使是那1％最富有和骄傲的美国人也无法幸免。在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同时，经济大衰退也产生了某种矫正效应，富人收入受到的影响更加严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指出，大衰退使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的收入下降了36.3％，而其余99％的美国人的收入只下降了11.6％。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斯蒂文·卡普兰（Steven Kaplan）通过计算得出，2007年，最富有的1％的美国人的收入占全美人口总收入的比例达到了23.5％的最高点，而2009年，这一比例降低到了17.6％。根据赛斯提供的数据，这一比例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还将继续下降。罗伯特·弗兰克在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国税局数据显示，超高收入者遭受的打击最大。2007～2009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的数量减少了40％，2009年时只有236883人，而这些人的总收入也减少了近50％；同期，与他们相比，收入在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的总收入只下降了不到2％。”当然，这并不能表明在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先进民主国家中收入和财富的集中没有显著加剧。事实正好相反。但我们不能用这一事实掩盖一些富人和富有的家庭在经济危机中遭受的打击，不能掩盖他们的财富和经济实力的大幅缩水。

而且，个人收入与财富不是权力的唯一来源。大企业的掌门人通常比那些单纯的有钱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他们现在的收入要比过去高很多，但任期却和国际象棋冠军处于领先地位一样越来越短。美国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在下一个五年中连任的概率在1992年是36％，1998年下降到了25％。到2005年，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的平均任期已经缩短至6年。这一趋势已扩展至全球。2011年，全球最大的2500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离职率是14.4％。即使在日本这个以企业人员相对稳定而闻名的国家，大企业首席执行官的离职人数也在2008年增长了300％。(www.xing528.com)

企业自身也有同样的遭遇。1980年，美国处于行业前5位的企业在5年内落到5名以后的可能性仅为10％，20年后，这种可能性上升到了25％。现在，简单数数美国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上近10年才上榜的企业数量，就能感受到这些新加入者正在取代传统企业巨头的位置。在金融领域，在灵活的新兴对冲基金面前，银行正在失去其权力和影响力：2010年下半年，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对冲基金行业前10名（其中多数不为普通公众所知）的盈利比全球六大银行的总盈利还要高。并且尽管管理着数额难以想象的庞大资金，获取着巨额利润，其中最大的一家对冲基金也不过只有几百名工作人员而已。

同时，在会损害自身信誉、收入和价值的品牌灾难面前，企业的脆弱性进一步加深。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20年间，全球最知名品牌在5年内遭遇品牌灾难的风险从20％上升到了令人咋舌的82％。英国石油公司、老虎·伍兹及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的财富都曾因为丑闻在一夜之间大幅缩水。

商界权力扩散的另一个例子是，贫穷国家的跨国公司（即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已经取代或接管了一些全球最大的企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额从1991年的12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210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钢铁集团安赛乐米塔尔的前身是1989年才成立的印度米塔尔钢铁公司。当美国人津津有味地喝着他们眼中代表美国形象的百威啤酒时，殊不知百威啤酒的生产商安海斯-布希公司已经在2008年被比利时英博啤酒集团纳入麾下。英博啤酒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啤酒公司，于2004年由巴西和比利时的两家啤酒厂合并创立，其首席执行官卡洛斯·布里托是巴西人。

这些趋势从战场、政界和商界等传统权力舞台延伸到了慈善界、宗教界、文化界和个人权力领域。2010年，新增亿万富翁人数达到创纪录的新高。每年都有人从亿万富翁名单上消失，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新富翁跻身榜上。

慈善不再是少数大基金会、社会团体和国际组织的专利，小型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捐助方式也有了新变化。很多时候，捐助者绕过慈善机构，直接将捐助交到受助者手中。美国民众和机构的国际捐助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了300％，1998～2007年又翻了一番，达到396亿美元，比世界银行每年的捐助额多50％以上。美国基金会的数量从1975年的40000家增长到了2012年的76000多家。演员、运动员及奥普拉·温弗瑞、比尔·克林顿、安吉丽娜·朱莉和博诺沃克斯等极具人气的慈善家为慈善捐助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比尔·盖茨夫妇、沃伦·巴菲特和乔治·索罗斯等人新捐助成立的大型基金会正在颠覆大型基金会的传统运作方式。成千上万的技术大亨和对冲基金经理人在成为财富新锐后迅速投身慈善事业，提供了比过去更多的慈善基金。“公益创投”的发展催生了专门为公益资金使用提供建议、支持和渠道的新产业。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不仅要面对更多能够充分利用互联网及其他技术的竞争者，还要面对更多公众监督，满足慈善活跃人士、受助者和东道国更多的要求。

世界几大有组织宗教根深蒂固的权力也在衰退，其速度之快引人注目。五旬节派教会正在罗马教廷和主流新教教会的大本营扩展。1960年，五旬节派和灵恩派教徒仅占巴西总人口的5％，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49％（在韩国为11％，美国为23％，尼日利亚为26％，智利为30％，南非为34％，菲律宾为44％，肯尼亚为56％，危地马拉为60％）。典型的五旬节派教会都是面向当地信徒的小型教会，但也有些扩展到了国外，如对外宣称拥有400万信徒的巴西的上帝王国世界教会（IURD）和尼日利亚的救赎基督教会（RCCG）。一名尼日利亚牧师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设立了一个教会，信徒人数达到4万。同时，专家们口中的“有机教会”（在社区大量出现的公众自发成立、注重亲身体会、没有等级的教会）正在从内部挑战天主教和英国国教。学者和伊玛目在电视节目中对教义相互矛盾的解释使权力从一开始就不集中的伊斯兰教继续分裂。

同样的趋势也在劳动、教育、艺术、科学甚至专业运动领域蔓延。权力分散到了数量日益增多的新兴小型行为体手中，这些行为体背景多元，甚至可能出乎意料，就像国际象棋界的形势一样。它们的行为方式与传统行为体迥然不同。

我知道，权力正日趋脆弱易失的论点与当下普遍的认知相悖。按照普遍认知，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日益集中的时代，掌权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地位也更牢固。事实上，很多人认为，权力就像金钱，钱能生钱，权也能生权。从这个角度看，权力和财富集中的永动循环可以被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诚然，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个人和机构拥有巨大的权力且不愿失去，但本书后面的章节会证明，透过这个视角看世界掩盖了世界变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们将看到，权力不仅从一部分有影响力的行为体手中转移到了另一部分有影响力的行为体手中。权力的转变更为彻底和复杂。权力本身已经更易获得，当今世界拥有权力的人更多了。然而，权力的范围却收缩了，运用权力的难度不断加大。下面的内容会对此做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