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境界：事实与价值的融合

此篇开始，我要对高峰体验这一概念做一解释，因为这种体验才能最容易也最充分地证明我的论题。高峰体验一词是对人的最佳时刻的概括，是对生活最愉快时，对入迷、狂喜、幸福、最大欢乐体验的概括。我发现这样的体验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如创造时的入迷，爱情成熟的时刻，完美的性体验，父母的爱，自然分娩的体验，以及许多其他体验。我用一个词——高峰体验——作为一种泛指的和抽象的概念，因为我发现所有这些欣喜若狂的体验都带有某些共同的特征。的确，我发现有可能构成一种概括的、抽象的图示或模式描绘它们的共同特征。这个词使我能够在同一时刻谈论所有或任何这一类体验[66，88，89]。

当我问被试（他们已向我说明他们曾有过高峰体验）处于这一时刻他们觉得世界有何不同时，我得到的答案可以被图式化和概括化。实际上也只能如此，因为没有别的方式能包容我所得到的成千上万的词或描述。我把来自一百多人在高峰体验时刻和以后对世界的描绘所用的大量词汇概括和浓缩为：真、美、完整、二歧超越、生机勃勃、独一无二、完善、必然、完成、正义、秩序、简单、丰富、不费力、娱乐、自足。

虽然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浓缩和概括，我却毫不怀疑任何其他人也会得到同样的特征表。我相信那不会有很大不同，差异至少不会超过同义词选用或个别描述词。

这些词都是很抽象的。不抽象又能怎样呢？每一个词都可以在一个标题或项目下包括许多直接的体验。这意味着这样的标题是广泛概括的，也就是说，是非常抽象的。

这便是描绘高峰体验中所见世界的种种方式。这里可能有侧重点或程度上的差异，即在高峰体验中世界看起来更纯正、袒露，更真实，比在其他时刻看上去更美丽。

我想强调，我认为这些是描述性的特征；被试报告说，这些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事实。它们是关于世界外观或世界看上去像什么的描述，他们甚至声称，它们是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描述。它们和新闻记者或科学观察家在目睹某一事件以后所做的描述类似，属于同一范畴。它们不是“必须”或“应该”的陈述，也不仅仅是研究者愿望的投射。它们不是幻觉，不是缺少认知的情感状态的参照。它们被报告为一些启示，一些关于现实的、真正的和确实的特征，那是他们过去视而不见的。^[1]

但特别是我们——心理学者和精神病学者——正处在一个科学新时代的开始阶段。在我们的心理治疗体验中，我们已经在患者中和我们自身中见到偶尔的启示、高峰体验、孤寂体验、顿悟和欣喜若狂的时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已经懂得，虽然它们不都是确实存在的，但它们有些肯定是。

只有化学家、生物学家或工程专家才会继续怀疑这一又老又新的看法——真理可能以这种又老又新的方式出现：在一番探索中，在一种情感的启示中，在一种进发中，冲过破裂的围墙，冲破抗拒，克服畏惧而出现。我们是一些专门同危险的真理打交道的人，同威胁自尊的真理打交道的人。

这种非人格的科学怀疑主义，即使在非人格领域，也是无根据的。科学的历史，或至少是伟大科学家的历史，是突然而狂喜地洞察真理的故事，这一真理随后才由更多缺乏想象力的工作者缓慢地、小心翼翼地、谨慎地给予证明，他们的作用更像珊瑚虫而不是雄鹰。例如，我想到克库雷关于苯环的梦就是富于想象的。

有太多的人想象力很有限，他们把科学的本质定义为对假说的审慎核实，弄清他人的思想是否正确。但是，只要科学也是一种发现的方法，我们就不能不学习如何培养高峰体验时的洞察力和想象力，然后，像运用资料那样运用它们。其他存在知识（Being-knowledge）的例子——对迄今尚未觉察的、高峰体验中的真理的真切感知——来自那种由爱而获得的清晰性，来自某些宗教体验，来自某些团体治疗的亲密关系体验，来自理智的启示，或来自深刻的审美体验。

在最近几个月，展现出来一种证实存在知识的崭新可能性。在三所不同的大学，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能治愈大约50%的酒精中毒症[1]。我们得知这一巨大福音、这一意料不到的奇迹时都非常高兴，但当我们冷静下来时，由于我们都是不容易满足的人，我们不免要问，“那些没有治好的人怎样了？”我从何弗医生的一封信中摘引一段话作为说明，这封信的日期是1968年2月8日。

我们曾有意地利用P.E.（高峰体验）作为治疗手段。我们给服 用LSD和墨斯卡灵的酒精中毒者提供P.E.，利用音乐、视觉刺激、言语、暗示，以及任何能引起P.E.作用的东西。我们治疗过五百个酒 精中毒者，取得了一些一般性规律。规律之一是：治疗后有节制反 应的酒精中毒者大多数都曾体验过P.E.，相反地，任何未曾体验过P.E.的人都没有这样的反应。

我们也取得了有力的论据说明，情感是P.E.的主要成分。当LSD被试首先服用两天的青霉胺时，他们有一种体验和通常从LSD得到 的相同，但有明显的感情衰减。他们观察所有看得见的变化，能引 起思想中的各种变化，但在情感上是平淡的，他们是非参与的观察 者而不是参与者。这些被试没有体验到P.E.。此外，只有10%的个体 在治疗后效果较好，而在几项较大规模的追踪研究中，我们期待的治愈率是60%。

现在可以跳到我们的主题上来：这些描述现实、描述世界的特征表单，正如某些时刻所见的，也恰好与那些被称为永恒价值、永恒真实的特征相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老相识，那就是说，这一描述性的特征表单同时也是一张价值的表单。这些特征正是那些伟大的宗教家和哲学家所珍视的价值，它几乎也和人类最严肃的思想家们一致认可的生活的终极或最高价值完全相同。

重复一句，我的第一次陈述是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的，是公之于众的。任何人能做同样的事；任何人能自行核实；任何人能利用我曾用过的同样程序，并且，假如他愿意，也能客观地把问题与回答记录在磁带上然后公之于众。就是说，我所报告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可重复的、可以被肯定或否定；假如你愿意，甚至可以定量。它是稳定的和可靠的，因为当我重复做时我能得到近乎相同的结果。甚至以十九世纪科学最正统的、实证主义的定义看，这也是科学的陈述。它是一种认识的陈述，是一种对现实、对宇宙、对外部世界的特征的描述，那是讲话者和描述者身外的世界。这些论据能经受传统的科学方式的检验，它们的真或非真都能被判定。^[2]

然而，关于世界看来如何的陈述也同时是一个价值陈述。这是最鼓舞人心的生活价值；这是人们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这是他们愿意用努力、痛苦和折磨为代价去换取的价值。这也是一些“最高的”价值，因为它们最经常地光临最优秀的人物，在他们的最佳时刻在最佳情况下来临。它们是高级生活、美好生活、精神生活的定义，而且我还可以附加说，它们是心理治疗的长远目标，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的教育的长远目标。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之所以受到我们崇敬，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样的品性，这是我们的英雄、我们的圣贤，甚至我们的上帝的特性。

因此，这一认识的陈述和这一评价的陈述是同样的，“是”和“应该”等同。事实和价值等同了。作为一种情况被描述、被感知的世界变得和那个被珍视、被期望的世界等同了。是的，世界变成了应该成为的世界。应该成为的东西已经出现了，换句话说，事实在这里已和价值相融合。^[3]

“价值”一词的难题　很明显，我所讨论的问题和价值是有关系的[21，93]，不论这个词的定义如何。当然，“价值”有许多定义，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事实上，它在语义上相当混乱，我相信我们很快就将放弃这一含义混杂的词而宁愿选用更精确、更操作化的定义代表每一依附于它的亚含义。

用另一个形象的说法，我们可以将“价值”概念设想为一个大的容器，装有各式各样杂乱的和模糊不清的东西。大多数谈论价值的哲学家曾力求找到一个简单的公式或定义能把容器内的每一件东西拴在一起，尽管许多东西是偶然进入这个容器的。他们问道，“这个词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忘记了它仅仅是一种标签，并不真正代表任何意思。只有繁复的说明才起作用，那就是说，需要把不同的人实际上对这个词的不同用法归类研究。

跟着到来的是一系列有关这一问题不同侧面的简短意见、假说和提问；是各种不同的使事实和价值相互融合的方式或接近融合的方式，就“价值”一词和“事实”一词的各种意义来说的融合。这好像是一种转移，关注中心从词典编辑者之间的争论转移到对心理学和心理治疗领域中的操作和实际发生的事情：从语义世界转移到自然世界。实际上，这将是把这些问题引人科学领域的第一步（科学的广泛定义包括经验资料和客观资料）。

作为“应该——是——探索”的心理治疗　我现在要用这样的想法来看 待心理治疗和自我治疗的现象。人们在寻求同一性、真实自我时提出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应该”的问题：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成为什么？我应该怎样解决这一冲突？我应该从事这一事业还是那一事业？我是否应该离婚？我应该活下去还是死去？

大多数未受过教育的人很愿意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假如我是你……”他们说，然后提出建议和劝告。但受过训练的人懂得，这样做不起作用，甚至有害。我们不说我们认为别人应该做什么。

我们懂得，从根本上说，一个人要弄清他应该做什么，最好的办法是先明白他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因为达到伦理和价值的决定、聪明的选择、应该的途径是经过“是”，经过事实、真理、现实来发现，经过特定的人的本性来发现。他越了解他的本性，他的深蕴愿望、他的气质、他的体质、他寻求和渴望什么，以及什么能真正使他满足，他的价值选择也变得越不费力，越自动，越成为一种副现象（这是弗洛伊德的重大发现之一，也是常被人忽略的一方面）。这样一来，许多问题立即消失了；只要知道了什么合乎一个人的本性，什么是合适的、正确的，另外的许多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4]（我们还必须记住，对一个人自己深蕴本性的认识同时也是对一般人性的认识。）

那就是说，我们帮助他经由“确实性”寻求“应该”。发现一个人的真实本性既是一种“应该”的探索，又是一种“是”的探索。这种价值探索，由于它是对知识、事实和信息的探索，即对真理的探索，因而也正好是处于明智的科学范围内的。至于心理分析方法，以及一切其他非干预的、揭示性的道家治疗方法，我能以同等的准确程度说，它们一方面是科学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是价值发现的方法；这种治疗是一种伦理的探索，甚至在自然主义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宗教的探索。

在这里请注意治疗的过程和治疗的目标（“是”和“应该”之间的另一对应含义）是不能分割的。把两者分开只能是荒唐的或悲剧的。治疗的直接目标在于弄清某人是什么；治疗的过程也是要弄清某人是什么。你要弄清你应该如何吗？那么请先弄清你是什么人吧！“变成你原来的样子！”关于一个人应该成为什么的说明几乎和关于一个人究竟是什么的说明完全相同。 ^[5]

在这里，“价值”，就目的的意义说，就你力求达到的终点、极限、天国的意义说，当下恰恰就存在。一个人努力寻求的自我，于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存在于当下，正如什么才是真实的教育，一个人在四年路途的终点得到的那张文凭不等同于每时每刻的学习、领悟和思考。宗教的天国，据设想要在生命完结以后才能进入，因为生命是无意义的，但实际从原理上说是我们一生任何时刻都能达到的。我们现在就能进入天国，天国就在我们的周围。

存在和形式可以说是紧紧靠在一起、同时存在的。旅行能给予目的快乐；它无须只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许多人发现得太晚，工作多年后享受到的退休原来还不如工作时光那么值得回味。

接受　另一类事实和价值的融合来自我们称之为接受的态度。这里的融合与其说来自现实的改善，不如说来自应该按比例的下降，来自对期望的重新确定，使期望更接近现实，因而更有可能达到。

当我们对自己有过于完美的要求，自己的理想形象在顿悟中破裂时，从相关的治疗过程中我所说的这一层含义就能得到阐明。当我们容许自己有某些怯儒、妒忌、敌意或自私的闪念时，完美勇士、完美母亲或完美逻辑家和理智者的自我意象就会崩塌。

这往往是一种令人沮丧甚至绝望的真切认识。我们会感到有罪，或堕落，或毫无价值。我们认为我们的“是”距离我们的“应该”极端遥远。

但是，同样十分突出的一点是我们在成功的治疗中一定要经过接受的过程。我们从憎恶自己向顺从的态度转移。但从顺从中我们有时又进而会想：“那终究不是一件坏事。那确实完全合乎人性，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亲爱的妈妈有时会恨她的宝宝。”有时我们还会看到自己甚至走得更远，达到一种对人性的充满爱的接受，并且出于对失败的充分理解，最终会认为人性是令人满意的、美丽的，是一种光荣。某位妇女，从对男子气满怀恐惧和僧恨，到最终开始喜欢它，甚至会因它而产生宗教的敬畏感，直到狂喜的地步。起初她认为是恶的东西，最终变成一种光荣。重新确定了她对男性的看法，她的丈夫能在她眼前变成他应该成为的样子。

如果我们放弃苛求，放弃我们关于他们应该如何的规定，放弃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我们所有人都能从儿童那里体验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偶尔这样做了，我们也就能把他们瞬时视为完美的，现时确实能让人极敏锐地感受为美丽的、非凡的、十分可爱的。我们关于意愿和希望的主观体验，也就是不满足的体验，于是能同满足、同意，以及同“应该”出现时我们所感受的主观体验相融合。我引用阿兰·瓦茨说得非常好的一段话来说明我的意思：“……在死亡来临时，许多人都有一种奇异的感受，不仅觉得能接受一生中已经发生的每一件事，而且觉得那也是他们所愿。这不是在迫切需要意义上的愿望，它是对不可避免和愿望两者同一的意外发现。”[151]

说到这里我们也想到罗杰斯[128]的各种小组实验，它们都证明，在成功的治疗过程中，理想自我和实际自我逐渐趋向融合。用霍尼的话说，真实的自我和理想化的形象徐缓地被改变并移向融合，逐渐变成同一的东西而不是远不相同的东西［49]。更正统的、弗洛伊德的关于粗暴的和进行惩罚的超我的概念也与此类似，超我在心理治疗过程中能按比例地降下来，变得更和善、更认可、更可爱、更自我赞同，用另一种方式说，个人对个人自我的理想和个人对个人自我的实际觉知逐渐靠拢，能容纳自尊因而也能容纳自爱了。

我举的例子是分裂人格和多重人格病例。在这样的病例中，表现出来的人格总是过于循规蹈矩的、谨小慎微的、假正经的类型，拒绝潜在的冲动以致完全压抑这些冲动，他只能从自己的心理病理的、儿童般的、冲动的、寻求快感的、无控制的等方面全面突破得到满足。二歧化会使两种“人格”都受到歪曲；融合将引起两种“人格”的真实改变。个体从专断的“应该”中解脱出来才有可能拥抱并享受现在的“是”。

有几位罕见的心理医师，对于窥视癖，他们利用揭露的手段，好像撕掉假面具一样，患者露出真相原来“并不至于如何”。这是一种控制战略，一种胜人一筹的本事。它变成一种社交攀比的形式，一种使自己感到有力量、强大、占优势、高超，甚至飘然欲仙的方法。对于某些自视不高的人，这是使他们变得敢于与人亲近的办法。

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被揭露的东西——那些畏惧、焦虑、冲突——是低级的、不好的、罪恶的。例如，弗洛伊德，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都不曾真正喜爱过无意识而仍然把它说成是危险的、罪恶的，必须受到控制的。

幸好，我认识的多数医师在这方面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一般地说，他们关于人的深层蕴含知道得越多，他们也越喜爱它们，尊重它们。他们喜爱人性，不会依据某一存在的定义或柏拉图的本质作为衡量标准，不会因为人性达不到怎样的水平便谴责它。他们发现有可能设想人是英勇的、纯洁的、聪明的、有才华的或杰出的，甚至当这些人是患者，暴露了自己，暴露了他们的“弱点”和“罪恶”时也一样。

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假如一个人更深入地观察人性而感到以前的幻想破灭，那么这等于说一个人曾有过一些不能实现的或见不得光的幻想或期望，即，那是虚假的和不真实的。我记得二十五年前在我的一项性学研究中有一位被试，她丧失了对宗教的信仰，因为她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上帝竟会发明这样一种淫秽的、肮脏的和令人作呕的制造婴儿的方式。我又想起中世纪有关僧侣的记述，他们深为他们的动物本性（例如排粪）和他们宗教的追求二者的不相容所苦恼。我们的专业经验使我们能对这种不必要的、自己制造的愚蠢置之一笑。

一句话，基本的人性已被称为肮脏的、罪恶的或野蛮的，因为它的某些特征已被先验地确定为如此。假如你把排尿或月经定位为肮脏的，那么随之人体也变成肮脏的。我曾认识一个人，他每次受到妻子的性吸引时都深为内疚和羞耻所折磨；他是“语义上的”邪恶，专断定义的邪恶。因此，以一种更接受现实的方式重下定义，是一种缩小“是”和“应该”之间距离的方法。

统一的意识　最佳条件下的事实即价值（应该成为的已经实现）。我已经指出过，这一融合能沿着两个方向发生，一个方向是改善实际状况使它更接近理想，另一方向是让理想按比例下降，让理想能更接近实际存在的事物。

也许现在，我可以加上第三条道路，即统一的意识。这是一种能力，能在事实——“是”中同时发现它的特殊性和它的普遍性；既把它视为当下，又把它视为永恒，或者宁可说是能在特殊中通过特殊看到普遍，能在暂时和瞬时中通过瞬时看到永恒。用我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存在领域和缺欠领域的一种融合；当沉浸在缺欠领域中时意识到存在领域。

这不是什么新东西。禅宗、道家或神秘文献的任何读者都能理解我所谈论的问题。每一位神秘论者都曾力图描绘具体物的这种生动性和特殊性，同时又描绘它的永恒、神圣、象征的性质（类似一种柏拉图式的本质）。而现在，除此以外，我们又有了许多实验家（例如赫胥黎）的描绘，描绘用致幻剂进行实验的效果。

我能利用我们对儿童的认识作为普通一例。在原理上，任何儿童都可能变成任何东西。它有巨大的潜能，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任何东西。假如我们有任何敏感性，我们观察他们时应该能意识到这些潜能并肃然起敬。这个特殊的婴儿可能被认为是未来的总统、未来的天才、未来的科学家或英雄。实际上，他此刻确实在一种现实意义上也具有并就是这些潜能。他现实性的一部分正体现了这些各式各样的可能性。任何丰富而又充分的观察都能看到这个婴儿具有的这些潜能和这些可能性。

同样地，任何充分的对女人和男人的认识都包括他们的神性、牧师的可能性，体现在真实而有限的人类个体中并光彩熠熠地展现在你的眼前：他们维护什么，他们能成为什么，他们使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歌颂他们什么。（一位感性的人看到一位妇女喂宝宝吃奶或烘烤面包，或看到一位男子保护他的家庭免遭危难，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每一位优秀的医师对于他的患者都必须有这种统一的认识，不然他绝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师。他必须能给予患者“无条件的积极关注”（罗杰斯用语）——把他看成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庄严的人——同时又意识到患者是有缺点的，他是不完善的，他需要接受改善的治疗^[6]。患者作为人类一员的这种尊严是需要注意的；我们对于任何患者都应尊重，不论他所做的事情多么可憎。这是废除死刑运动中所蕴含的那种哲学，包括禁止过度贬抑个人或禁止残酷的和异常的惩罚。

我们要有统一的认识，既认识人的圣洁庄严的一面，又认识其世俗庸俗的一面：无视这些普遍的、永恒的、无限的基本特征的本质是一种退步，退步到了具体的、物的水平。因而是一种局部的盲目（参看下文讨论“应该的盲目性”）。(www.xing528.com)

这个问题之所以和我们的讨论有关，是因为这是一种同时看到“是”和“应该”的方法，既看到直接的、具体的真实性，又看到可能成为的、能够成为的东西，看到目标价值，它不仅可能实现而且当时就存在，就在我们的眼前。这也是一种我能教给某些人的方法。因此，在原理上，它使我们看到，有意地、自愿地融合事实与价值的可能性就在我们面前。读荣格、埃利亚德、坎贝尔或赫胥黎的书而又让我们的认识不受长期影响，不使事实和价值融合在一起，那是很难做到的。我们须等待高峰体验带来融合！

“实体化”　这一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是关于它的另一个侧面。如果一个人足够聪明想这样做，几乎任何方法活动（方法价值）都能转化为结束活动（结束价值）。一个人起初为了生计不得不从事一项工作，最终却喜欢上了工作本身。甚至最沉闷、最单调的工作，只要在原理上是有价值的，就能受到尊崇并成为神圣的（从一个简单的方法变成一个目的，具有了价值）。有一部日本电影（Ikuri）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癌症导致的死亡临近时，原本最沉闷的办公室工作也变得实体化了，生命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无论它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也是另一种融合事实与价值的方式；一个人能使事实转化为目的价值，只要把它看成那样并使它成为那样。（我觉得，神圣化或统一的观察和实体化有所不同，虽然两者有重叠。）

事实的向量性质　我引用韦特海默的一段话作为研究的开始[155]：

什么是结构？七加七等于……这种情境是一个带有缝隙、缺口（空位）的系统。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填满缺口。从它在整体中的作用看，一种填法（十四）是和情境相符的，适合缺口的，是这一系统的结构所需要的。它适当地处理了这一情境。另外的填法，如十五，就不适合。它们不是正确的填法。它们是任意确定的，是盲目的，或破坏了缺口在结构中所具有的作用。

这里，我们有“系统”概念、“缺口”概念，不同“填充”、情境需要的概念；有“需求性”。

假如一条数学曲线有一个缺口，有一个地方缺少点什么，情况也类似。从曲线的结构看，要填满缺口往往有一些限制，某一填充对于结构是适合的、明智的、正确的；另外的则不行。这和内在必要性的概念是有联系的。不仅逻辑运算、结论等，而且发生的事情，主体的作为，存在的状况，也能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合理的或愚蠢的、合逻辑的或不合逻样的。

我们可以制定一个公式：给定一情境，一个系统带有一个空缺，某一填充是否适合这一结构，是否正确，往往取决于这个系统的结构、情境的结构。这里存在着一些需求，在结构上决定的需求，存在着纯理论的明确判断，能分辫哪一种填充适合情境，哪一种不适合，哪一种违背了情境的需求……这里坐着一个饥饿的儿童；那边有一个男人在盖一个小屋，缺少一块砖。我一只手拿着一块面包，一只手拿着一块砖。我把砖递给饥饿的儿童，把面包递给了那个男人。这里我们有两种情境、两个系统。但是我的分配对于填充作用来说是盲目的。

接着，在脚注中，韦特海默附加说：

在这里，我不能讨论这样的问题——如阐明“需求”概念等。我只能说，通常对“是”和“应该”的简单分割必须改正。这样一种顺序的“决定”和“需求”是客观的性质。

《格式塔心理学文献》［45]一书的大多数作者也有类似的论述。事实上，格式塔心理学的全部文献都证明，事实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它们不是无向量的（仅有数量），而是有向量的（既有数量，又有方向），如克勒［62]曾特别指出的。在哥尔德斯坦、海德尔、莱温和阿施的著述中［39，44，75，76，7]，我们甚至能找到更有力的例证。

事实并不仅仅躺在那里，像碗里的麦片粥；它们做着各式各样的事情。它们自行分类；它们完成自身；一个未完成的系列“要求”一个美好的完成。墙上卷曲的画请求弄得平整；未完成的课题总是不断打扰我们直到我们完成为止。整脚的格式塔会使自己成为较完美的格式塔，没用的复杂印象或记忆会使自己简单化。音乐的和谐要求正确的和弦才能达到完美；不完善的趋向完善。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坚持不懈地指向它的恰当解决。“情境的逻辑要求……”我们总是这样说。事实是有权威的，有要求的特性。它们需要我们；它们可以说“否”或“是”。它们引导我们，向我们提出建议，表明下一步该做什么并引导我们沿着某一方向而不是另一方向前进。建筑师谈论地基的需要；画家会说那块油画布“要求”多用些黄颜色；服装设计师会说，她设计的服装需要一种特别的帽子搭配。啤酒和林堡搭配比和罗克福搭配更好，或像某些人说的，啤酒“喜欢”一种乳酪胜过另一种。

哥尔德斯坦的著作[39］尤其证明了生物机体的“应该”。一个受损伤的机体不满足于它的现状，不安于受损。它努力着，敦促着，推进着；它和自身作战、斗争，要重新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从一个丧失了某一能力的统一体，力争变成一个新型的统一体，使已丧失的能力不再危害它的统一。它管理自己，制造自己，再造自己。它肯定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那就是说，格式塔和机体论心理学家不仅有“是”的洞察，而且有“向量”的洞察（“应该”的洞察？），而不是像行为主义那样的“应该盲”，认为生物机体仅仅是被“做成”那样，而不是自己也在“做着”，也在“要求着”。这样看，弗洛姆、霍尼、阿德勒也可以说有“是”和“应该”的洞察。有时我发现，应该认为所谓的新弗洛伊德派是综合了弗洛伊德（他缺乏充分的整体观）和哥尔德斯坦以及格式塔心理学家，而不仅仅是背离弗洛伊德的异端。

我想坚持的是，许多事实的这一类动力特征，这一类向量的性质，恰恰落入了“价值”一词的语义范围。至少，它们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二歧鸿沟上架起了桥梁，这种二歧之分已被大多数科学家和哲学家徇惯例不假思索地视为科学自身的一个规定性特征。许多人把科学规定为在道德上和伦理上是中性的，关于目的应该没有什么可说。他们就这样给不可避免的后果敞开了大门，那就是说，假如目的必须来自某处，又假如目的不能来自知识，那么，它们便只能从知识以外的地方得来。

“应该性”由“事实性”所创造　这一点由一些简单易懂的阶段引出并扩大至范围更广的概括。事实的“事实程度”、它们的“事实的”性质的增强同时也引至事实“应该”性增强。“事实”程度产生“应该”程度，我们可以这样说。

“事实”创造“应该”，某物被认识得越清楚，某物也变得越真实、越不会被误解，它也会获得越多的“应该”性质。某物变得越“是”，它也变得越“应该”——它获得更高的需求度，它更高声地“要求”特殊的行动。某物被理解得越清楚，也变得越“应该”，同时也变成行动的更佳向导。

在实质上，这表示，当任何事物十分明确、十分肯定、十分真实、毫无疑义时，它就会在自身内部提出它自己的需求，它自己的需要品格，它自己的适合性。它“要求”某些行动而不要求其他行动。假如我们规定伦理学、道德和价值为行动的向导，那么，引向最坚决的行动的最容易理解和最好的向导就是非常确实的事实；事实越正确，它们越是更好的行动向导。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不能确定的诊断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我们都见过青年精神病医师的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对患者宽容、敏感和下不了决心，他们在诊断中完全不能肯定是怎么回事。当他参照许多其他诊疗意见和一连串相互印证的测试时，假如这完全符合他自己的观察并做过反复核实，他会变得十分肯定，例如，确诊患者是精神疾患，于是，他的行为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向肯定改变，向坚决和有把握改变，变得确切知道该做些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做和如何去做。这种确定感武装了他，使他敢于反对患者亲属的不同意见和对立看法，反对任何其他有不同想法的人。他能排除对立果断行事仅仅因为他没有怀疑；用另一种方式说，他理解了问题的真相。这一认识使他能够不顾可能加之于患者的痛苦，不顾患者的眼泪、抗议或敌意，毫不犹豫地前进。只要你相信自己，你便不再惜力。肯定的知识意味着肯定的理论决断。诊断的确定意味着治疗的确定。

在我自己的经验中，也有一个例子能说明道德的坚定是怎样来自事实的确定的。在读研究生期间，我曾研究过催眠术。大学有一项规定禁止催眠，理由是（我猜测）它不能成立。但我确信它能成立（因为那时我正在做这件事），并相信它是通向知识的一条康庄大道，一种必需的研究途径。我的无所顾忌使我自己也感到吃惊，我甚至不惜说谎或偷偷摸摸地进行。我不过是做必须做的事，因为我敢肯定它是一件应该做的正当事（请注意“应该做的正当事”这一短语，它既是一个认知词，又是一个伦理词）^[7]。我只不过比他们懂得的要多些。我无须生这些人的气，我仅仅认为他们在这件事上是无知的而不重视他们（这里我撇开了不恰当的确信感这一非常困难的问题；那是另一个问题）。

另一个例子：当父母犹豫不决时，他们是软弱的；当他们确信时，他们变得坚强、肯定而明确起来。假如你确切知道你的所作所为是什么，你就不会犹豫，即使你的孩子哭喊、痛苦或抗议。假如你知道，你必须拔出一根刺或一个箭头，或者假如你知道你必须动刀才能救孩子的命，你就能毫不手软地去做。

这正是知识带来明确决断、行动、抉择的地方，使我们知道该做什么，因而给了我们力量。这非常像一位外科医生或牙科医师所处的情境。外科医生剖开肚子找到发炎的阑尾，他知道最好把它割掉，因为如果让它烂在肚子里就会死人。这是一个例子，说明真理命令必需的行动，“是”命令“应该”。

所有这一切都和苏格拉底的信念有联系。苏格拉底曾认为，没有人会自愿地选择虚假而抛弃真理，或择恶弃善。这里的假设是：无知使错误的选择成为可能。不仅如此，而且全部杰弗逊的民主论都以这样的信念为依据，即充分的知识引导出正确的行动，没有充分的知识也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

自我实现的人对事实和价值的认识　若干年前，我曾报告说，自我实现的人是对现实和真理很有认识的人，也是对是非一般不会混淆的人，他们能比一般人较快并较有把握地做出伦理决断[95]。从那以后，第 一个发现经常得到支持，我也认为我们今天能比二十年前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然而，第二个发现一直是某种难解之谜。当然，我们今天对于心理健康的心理动力问题知道得更多了，因而我们能够更安于这一发现，并更倾向于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肯定它是事实。

我们当前讨论的上下文允许我提出我的强烈印象（这当然必须得到其他观察者的印证），即这两个发现可能是有内在联系的。那就是说，我认为对于价值的明确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事实的明确认识的一种结果，或者说，它们甚至可能是一回事。

我称之为B-认识——对存在的认识，对不同的认识、对人或物的内在本性的认识，更经常地出现在更健康的人中，并似乎不仅是对深层确实性的一种认识，而且同时也是对有关对象的应该性的一种认识。那就是说，应该性是深刻认识的事实性的一个内在固有的方面：它自身也是一个有待认识的事实。

这一应该性所要求的品格，或需求性，或固有的行动需求，似乎只对这样的人有影响：他们能清楚地看到所得印象的内在本性。因此，存在认知能引导出道德的肯定和决断，正如高智商能引导出对复杂事实的明确认识，或也如一位体质敏感的美术鉴赏者往往能非常清晰地看到色盲不能看到或其他人视而不见的东西。一百万色盲看不到地毯的绿色，那也没什么要紧。他们可能认为地毯是灰色的，但这对于那位清晰、生动而无误地看到事实真相的美术家毫无影响。

因为更健康、更有认识的人很少是“应该盲”——因为他们能让自己认识到什么是事实所希望的，什么是事实所要求的，什么是事实的暗示、需要或恳求——因为他们能让自己像道家那样任由事实引导——他们因而会在一切价值决断方面较少踌躇，这些决断取决于现实的性质，或其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性质。

只要一个对象的“事实面”和“应该面”可以分开，分开谈论“是认识”和“是盲”以及“应该认识”和“应该盲”便可能是有益的。我相信，一般人因而可以被说成是“是认识”而“应该盲”。健康人是更能认识“应该”的人。心理治疗导致更高的“应该认识”。我的自我实现被试的更坚定的道德决断可能直接来自更明确的“是认识”，更明确的“应该认识”，或同时来自两者。

即使有可能使问题复杂化，我仍不禁要附加说，“应该盲”可以部分地理解为一种对潜能、对理想的可能性的盲目。作为一个例子，让我引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关于奴役的“应该盲”。当他审查奴隶时，他发现奴隶确实在性格上是奴性的。这一描述性事实那时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奴隶的真正的、最内在的、本能的性质。因此，奴隶本性如此，他们应该成为奴隶。金西也犯了类似的错误，把简单的、表面的描述和“正常状态”混淆了。他看不到本来“可能”成为怎样的。弗洛伊德和他关于女性柔弱心理的学说也是如此。在他的时代女性通常的确如此；但看不到她们进一步发展的潜能正如看不到一个孩子有机会长大成人一样。对未来可能、变化、发展或潜能的盲目必然导致一种现状哲学，把“现状的是”（包括全部现有的以及可能有的）当作标准。正如西利说到描述的社会科学家时所说的，纯描述仅仅是一张应邀加入保守党的请帖。^[8]脱离价值的“纯”描述，除了其他问题以外，仅仅是草率的描述而已。

道家的倾听　一个人能找到对于自己来说是正确的东西，需通过仔细地、像道家那样地倾听自己内部的呼声，为了让自己被铸造、被引导、被指引而倾听。好的心理医师以同样的方法帮助求诊患者——让他听到自己被淹没的内部呼声。他自己本性的微弱命令，要知道，按照斯宾诺莎的原理，真正的自由是由接受和爱必然、爱真实的本性所组成的。

同样地，一个人要发现正确对待世界的方法，也要靠倾听其本性和呼声，靠对它的需求和暗示的敏感，要安静下来让呼声能被听到；要能承受、不干预、不要求，并由它自然发展。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都在这样做。只要我们知道关节在那里，怎么掌握刀和叉，切开一只火鸡就变得更容易，即对有关事实有充分的了解。假如事实已被充分了解，它们就会引导我们、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但这里还蕴含这样的意思：事实是不会高声说话的，理解事实是困难的。要想听到事实的声音必须保持安静，非常接纳地谛听，以道家的方式谛听。那就是说，假如我们希望让事实告诉我们它们的应该性，我们必须学会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洗耳恭听，这种方式可以称为道家的——静默的，不作声，安宁的，充分地听，不干预的，接纳的，耐心的，尊重眼前的问题，谦恭对待眼前的问题。

这也是一种关于古老苏格拉底学说的现代说法：从来没有什么人有了充分的知识还去作恶。虽然我们不能断言，因为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还有除无知以外的恶行，但我们仍然可以同意苏格拉底的看法，把对事实的无知看成恶行的主要缘由。这等于说事实本身在其本性范围内含有一些暗示，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用钥匙开一把难开的锁是另一种类型的活动，最好也用道家的方式进行，轻轻地、细心地、摸索着进行。我想我们都能理解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有时是最好的方法，解决几何学问题[156]、治疗问题、婚姻问题、职业选择，以及道德意识问题、是非问题也应如此。

这是接受事实的“应该”性质的必然结果。假如有这种性质存在，我们就必须认清它。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应该研究那些能使我们达到最大可能“应该认识”的条件。

【注释】

[1]当然，这一有关神秘启示真实性的问题是一个老问题。它涉及宗教的根源和起源本身，但我们必须非常审慎，不要被神秘物和高峰体验者的绝对主观观念引入迷途。对于他们，真理已揭示出来，我们大多数人在我们得到启示的时刻也已经体验到同样的确定性。
然而，人类在三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过程中已经学会一件事，知道主观肯定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外部的证实，必须有某种办法核实宣称的真理，对成果的某种测试，某种实用的测试。我们必须以某种保留、审慎、清醒的态度研究这些说法，有太多的思想家、先知、预言家绝对肯定的感受最终被证明是不正确的。
这种幻灭的体验是科学的历史根源之一：对个人启示录的不信任，正式的、经典的科学长期以来曾拒绝私人的启示录，认为这些资料本身是没有价值的。

[2]进一步的研究对于任何人都是可能的，只要他愿意做这样的研究。我的学生和我曾做过一些。例如，在一项非常简单的实验中，实验只是为了证明可能是什么，我们发现大学女生从被爱的体验中显然更经常感受到高峰体验。另一方面，大学男生显然更经常从胜利、成功、克服困难、取得成绩中感受到高峰体验。这和我们的常识是一致的，也和我们的临床经验相符，许多这一类的其他研究也能做；特别是现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非常广阔的，因为我们知道，高峰体验能借助于药物的力量有意地制造出来。

[3]在一开始，我就想避免一种混淆，避免我所用的“ought”一词和霍尼的“neurotic shoulds”（神经症的应该）相混淆，霍尼的用语见《神经症和人的成长》[49]第三章。人被设 想成的样子往往是外表上的、任意的、演绎的、尽善尽美的。用一句话表达，就是不真实的。我在这里所用的“ought”一词指有机体固有的，能真正实现的真实潜能，而且最好是在病痛条件下实现。

[4]同一性、真实性、自我认识等的完成肯定不会自动解决一切伦理问题。在虚假问题褪色以后.还有许多真实问题存留。但是，即使是这些真实问题，对于一个眼光明亮的人来说也容易得到较好的处理。忠实于自己和清楚认识自己的本性是达到真诚道德决定的先决条件。但我的意思不是说，成为真诚的和自知的就足够了。真诚的自知对于许多决断肯定是不够的；它是绝对必需的，但不是充分的。我在这里也不谈心理治疗的毋庸置疑的教育特征，即医师的价值（假如仅仅作为一种榜样）在不知不觉中的灌输。问题在于：什么是心？什么是外界？什么应尽量扩大？什么应尽量缩小？我们的目的是靠揭示达到纯自我发现吗？什么是实用的正确的目的？我还愿指出，拒绝把自己强加于患者或对他进行灌输可以经由弗洛伊德的镜像超脱或存在治疗中的存在爱的“谈心活动”来完成。

[5]真实的自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构建的和创造的。

[6]同时接受和融合这一似乎矛盾的认识常被拿来和宗教的、上帝的语言中的认识相比。例如，一位信教的妇女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在成长一安全观念和二歧（自私一不自私）观念中看到和现实一潜势观念的类似。上帝在观察我们并爱我们，也同时看到了我们的潜能，要求我们的潜能向前发展。当我们变得更神圣时，难道我们不能接受他当时的状况同时召唤他走下一步吗？”

[7]“错误”、“不好”、“正确”也是这样的认知评价词，那位英语教授的故事是进一步的说明。他告诉他的学生他们写作时最好不要用两个不雅的词，一是“lousy”，一是“swell”。等了一会儿，一个学生问道：“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8]迄今为止，我在“应该认识”的题下分别列出了几种认识。一种是感知领域的格式塔一向量（动力的或方向的）方面的认识。第二种是对作为现在存在的未来的认识，即对作为未来成长和发展的潜能和可能性的认识。第三种是同一型的认识，在这种认识中，知觉对象的永恒面和象征面连同它的具体面、直接面和有限面同时被认识，我不能肯定，我所说的“实体化”，即对一项活动作为一个目的而不仅仅作为一个手段的认识，与此有怎样的相似或不同。由于它们是不同的操作，我愿暂时仍然让它们分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