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再谈谈安贾尔[4]所说的逃避成长的一种原因。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改善自身的冲动，一种趋向实现自身潜能、趋向自我实现或完满人性（或你喜欢用的任何名称）的冲动。假定如此，那么，是什么使我们停顿，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呢？
在这一类对成长的防御中，我愿特别谈一点——因为它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我称之为约那情结（Jonah complex) 。[3]
在我自己的笔记中，我最初称这种防御为“对自身杰出的畏惧”或“逃避自己的命运”或“躲开自己的最佳天才”。我曾想尽可能坦率和尖锐地强调一个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观点，即我们害怕我们的至善正如害怕至恶一样，尽管方式有所不同。从大多数的情况来说，我们有可能比我们的实际表现更杰出。我们都有尚未运用的潜能或尚未充分发展的潜能。我们许多人都在逃避我们的体质提示的天职（事业、命运、生命的任务、使命）。我们常常逃避责任，那是自然、命运，有时甚至是偶然事件命令（或宁可说是提示）的，正如约那力图——徒劳地——逃避他的命运一样。
我们害怕我们最高的可能性（正如害怕最低的可能性一样）。我们一般害怕变成我们在最完美的时刻、在最完善的条件下、以最大的勇气所能设想的样子。我们对于在这种高峰时刻看到自己如神一般的可能性感到愉快甚至激动。但我们同时又带着软弱、敬畏和恐惧的心情在这些可能性面前颤抖。
我发现很容易就能根据我的学生来证明这一点。你只要问他们：“你们班中有谁希望写出最伟大的美国小说，或成为一位参议员、州长、总统，或者一位伟大的作曲家？谁想当联合国的秘书长？谁希望当圣人，像施魏策尔[4]那样？你们中间谁愿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通常，人人都突然咯咯地笑起来，羞愧而不安，直到我再问：“假如你不当，那么谁来当？”这自然是真理。以这种方式，当我推动毕业生趋向这些更高水平的抱负时，我又说：“你们现在秘密计划要写的伟大著作是什么？”这时他们常常显得很难为情，并支支吾吾，设法避开我。但为什么我不应该问那样的问题呢？除心理学者以外还有谁将写心理学著作？这时我追问：“你不打算成为心理学家吗？”“当然想。”“你受的训练是要当一名缄默的或不活跃的心理学家吗？那样有什么好处吗？那不是一条通向自我实现的正确途径。不，你应该想当第一流的心理学家，当你力所能及的最佳的心理学家。假如你顾虑重重只打算做较次于你能力的事业，我就要警告你，在你的余生中你将深感不幸。你将逃避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可能性。”
不仅我们对自己最高的可能性有矛盾心理，而且我们对于其他人和一般人性中同样的最高可能性也抱有一种持久的，我认为相当普遍的，甚至必然的冲突感和矛盾心理。当然，我们敬爱并羡慕优秀人物，圣贤，忠诚的、德高的、纯洁的人。但是，深人观察过人性底蕴的人能意识到我们对圣洁人物所怀有的混杂情感往往是敌对的情感吗？或者对非常美的女人和男人，对伟大的创始者，对我们的智力天才，不也同样如此吗？不需要成为心理治疗专家就能看出这一现象——被我们称之为“对抗评价”。只要读点历史就能发现大量这样的事例。甚至我可以说，可能在任何人类历史的探寻中也找不出一个例外。我们肯定爱慕那些体现了真、善、美、公正、完善，最终取得成功的人。但他们也使我们不安、焦虑、困惑，也许还有点妒忌和羡慕，有点自卑、自惭。他们往往使我们失去自信、自制和自重。（尼采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这里我们得到了第一个暗示。我的印象是这样的：大人物仅仅由于他们的在场和他们的伟大就足以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不论他们是否有意要造成这样的影响。假如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作用，而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一出现我们就会自惭形秽或自卑，那么我们会很容易根据主观投射而做出反应，我们会认为他们极力想贬低我们，好像我们是靶子[54]。于是我们的敌意便可以理解。因此，我认为自觉的意识似乎能排解这种敌意。假如你愿意对你自己的对抗评价、对你的畏惧和敌意加强自我意识和自我分析，你将很可能不再对他们怀有恶意。我因而也愿意这样推断、猜测，假如你能学会更纯洁地喜爱其他人的最高价值，这也许会使你也喜爱自身的这些特性而不再那么畏惧。
和这一动力联系在一起的是在崇高事物面前的敬畏，鲁道尔夫·奥托［125]对此有精辟的说明。把这一点和爱利亚德[31]对神圣化和去圣化的洞察结合起来，我们对于面对神或神圣事物时的畏惧的普遍性就能有更深刻的认识了。在某些宗教中，死亡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后果。大多数文字前的社会也有一些地点和物体被列为禁忌，因为它们太神圣因而太危险了。在我的《科学心理学》[81]的最后一章中，我也曾从科学和医学的角度提供过医学去圣化和再圣化的例子，并力图解释这些过程的动力学。归根到底，它们大都来自在崇高和至善面前的敬畏（我要强调的是，这一敬畏是内在的、有理由的、正确的、合适的，而不是某种疾病或不能得到“治疗”的）。
但我又觉得，这些敬畏和畏惧不单单是消极的、使我们逃遁或畏缩的东西。它们也是合乎需要的和愉快的情感，甚至能把我们引到最高的愉悦点。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自觉地意识、洞察和“为之行动”，我认为也是这里的答案。这是我所知的最好的道路，通向对我们最高能力的接受，通向我们可能已经掩藏起来或避开的任何伟大、善良、智慧或天才的因素。
在我试图理解为什么高峰体验通常都很短暂时，我偶然得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启示[88]，答案变得越来越清楚了。我们不过是不够坚强所 以不能承受过多！它太震撼、太耗损人了。因此，处在这种极乐时刻的人往往说：“太多了”，或“我受不了啦”，或“我简直要死了”。当我得到这样的说明时，我有时会觉得，是的，他们可以死了。发狂的幸福令人不能长久承受。我们的机体太弱，承受不了大剂量的伟大，正如机体太弱不能承受长时间的性高潮一样。
“高峰体验”一词比我起初认识到的含义更贴切。剧烈的情绪必然是极点的和暂时的，它必须让位给非极乐的宁静、较平和的幸福，对至善清晰而深沉的认知带来的内在喜悦。极点的情绪不能长久持续，但存在认知（Being cognition）能长久持续[82，85]。
这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约那情结吗？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被撕裂的合理畏惧，怕失去控制、怕垮掉、怕瓦解，甚至怕被那种体验杀死。伟大的情绪最终能淹没我们。怕顺从这种体验而带来的畏惧，这种畏惧类似于当我们想起性感缺失时的畏惧。我认为能通过心理动力学、深度心理学以及情绪的心理生理学和心身医学等文献对其有更好的理解。(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的心理过程我曾在探索自我实现何以失败时碰到过。对成长的逃避也能由对妄想的畏惧而启动。 自然，人们曾以较普通的方式谈到过这一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式的传奇文学几乎出现在任何文化中。[5]例如，希腊人称它是对自大（hubris）的畏惧。它被称为“有罪的傲慢”，这当然是人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对自己这样说——“是的，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我要修改柏拉图并胜过柏拉图”——的人迟早有一天要被自己的自以为是和骄傲弄得呆若木鸡。特别是在他比较软弱的时刻，他将对自己说：“谁？我？”并认为那是一种疯狂的想入非非，甚至惧怕成为妄想狂。他把对自身内在自我及其一切弱点、摇摆和缺陷的认识与其对柏拉图的光辉、完美而无瑕疵的想象相比。于是，自然会觉得自己太放肆、太自大了。（他没有认识到，柏拉图在内省时必然对他自己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但柏拉图终于前进了，超越了对自己的怀疑。）
就某些人而言，对自身成长的逃避，只树立低水平的抱负，怕做自己所能做的事，自愿的自残，假装的愚蠢，骗人的谦卑，实际上是对自以为是、对骄矜、对有罪的傲慢和自大的防御。有些人不能掌握谦逊和自豪之间的优美整合，而这对于创造性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许多研究者曾指出，要发明或创造，你必须拥有“创造的傲慢”。但是，自然，假如你只有傲慢而无谦逊，那么你实际上是在妄想。你必须不仅意识到自己如神一般的可能性，而且也意识到人存在的限度。你必须同时能够嘲笑你自己和人的一切矫饰。假如你能对毛毛虫想当神仙感到有趣［162]，那么实际上你便有可能继续尝试并满怀自豪而不再担心自己是否妄想或招致冷嘲热讽。这是一个好办法。
请允许我再提一种办法。我在阿尔都斯·赫胥黎身上看到了此方法的最佳利用，他肯定是我所说的那种伟大人物，一位能够接受自己的天分并加以充分利用的人。他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永远对每一件事情的有趣和迷人之处深感惊奇，能像一个青年人一样对事物的奇观惊叹不已，能经常说“妙极啦！妙极啦！”，他能用开阔的视野观察外界，用无羞愧的纯真、敬畏和迷恋来观察，这是一种对自己渺小的承认，一种谦逊的形式，然后安详地前进并对他为自己树立的伟大任务毫不畏惧。
最后，请参考我的一篇论文[87]，其讨论的问题是自身完整，也是一系列论述的第一篇。它的题目，“认知的需要和认知的畏惧”，能充分说明我对称之为“存在价值”（Values of Being）的每一种内在或终极价值所要说的一切。我想说，这些终极价值（我认为它们也是最高的需要，或超越性需要，如我在第二十三章中所说）和所有的基本需要一样都能落入弗洛伊德关于冲动和对冲动的防御所制定的图式中。因此，我们需要真理，爱真理，追求真理这一点，肯定是能够证明的。不过也同样证明了我们还惧怕认识真理。例如，某些真理伴随着一定的责任，可能会引起焦虑。逃避责任和焦虑的一种方法是直接回避对真理的意识。
我预言，我们将会为每一种内在的存在价值找到类似的辩证关系。我曾想写一系列论文，讨论如“对美的爱和因美而不安”、“对好人的爱和因他而恼怒”、“对卓越的寻求和毁灭卓越的倾向”等问题，当然，这些对抗价值在神经质的人中更强烈，但据我看来，所有人似乎都应该冷静对待我们自身中的这些卑微的冲动。迄今为止我仍觉得，最好方法是通过有意识的洞察和彻底的研究，把妒忌、猜疑、预感和龌龊的想法转化为谦恭的羡慕、感激、欣赏、崇敬甚至崇拜（参看附录二）。这一方法是自感渺小、软弱、无价值并接受这些感受，而且不必以一笔勾销的办法来保护一个假造的高自尊[49]。
我同时认为，理解这一基本的存在性问题不仅能帮助我们接纳其他人的存在价值，同时也接纳我们自身的存在价值，这将有助于解开约那情结。
【注释】
[3]这名称是我的朋友弗兰克·曼纽尔教授提出的，我同他讨论过这个难解之谜。
[4]施魏策尔（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 ，生于阿尔萨斯，牧师、哲学家、医师，献身于非洲医疗事业，曾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5]谢尔登讨论这一主题的精彩著作[135]被引用得常常不够.这可能是因为它出现时我们 尚未充分准备好（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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