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境界：心理学与社会的真正大问题

我在这里用了阿尔文·魏因贝格精彩著作《大科学沉思录》[152]中的一个小标题，这本书包含许多我想进一步阐明的论点。利用他的词汇，我能以更醒目的形式说明我这本备忘录的含义。我想提请注意，曼哈顿方案正在对我所认为的我们时代真正的大问题^[4]发动进攻，这种问题不仅对于心理学而且对于一切具有历史紧迫感的人来说都极为重要（这也是一项研究的“重要性”的一个标准，现在我愿把它添加到传统的标准中）。

第一个且冠盖一切的大问题是造就好人。我们必须造就出好的人，否则我们很可能会被扫除出这个世界，即使不被扫除，肯定也只能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中，像一般动物那样。这里的先决条件自然是给“好的人”下定义，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中已做出种种说明。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论据、某些标志，或许已经多到如曼哈顿方案中的人了。我自己觉得有信心，相信这一伟大的、轰动一时的计划是可行的，而且我确信，我能列出一百个或二百个，或上千个局部问题或附属问题，它足够使巨大数量的人忙个不停。好的人能同等地被称为自我演化的人，对自己和自己的演化负责的人，是充分启蒙的或觉醒的或醒悟的人，是充满人性的人、自我实现的人，等等。无论如何，目前十分清楚的是，任何社会改革，任何美好宪法或完美计划或法律都不会有任何结果，除非人很健康、很进步、很坚强、很善良，足以理解这些计划和法典，并想以正确的方式把它们纳入实施的轨道。

同等重大的问题，像我刚刚提到的大问题一样迫切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造就良好社会这一问题。在良好社会和好的人之间有一种反馈。它们是互相需要的，它们互为双方绝对必需的条件。我撇开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很明显，它们同时发展，协同动作，串联在一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没有其中一个因素的作用下实现另一个目标。我所说的良好社会是指根本上的全人种的社会，一个全人类的世界。我们也有初步的资料[83]（参看第十四章）讨论自律性社会的安排，即非心理安排的可能性。说得更明白些，现在已经清楚，人的善良程度保持不变，有可能做出的某些社会安排迫使这些人趋向恶性或者趋向善性。要点在于社会制度必须作为不同于内心健康的问题来看待，而且一个人的好或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他生存于其中的社会制度。

社会协同作用的关键概念是，在某些原始文化中，在某些大的、工业主导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社会潮流，它超越了自私和不自私之间的对立。那就是说，某些社会制度使人有必要相互对立；另一些社会制度使一个人在寻求个人私利时有必要帮助他人，不论他是否希望如此。反过来说，追求利他主义并帮助他人的人又必然会赢得私利。一个例证是我们的所得税一类的经济措施，它从任何单个人的好运中吸取利益给予全社会。这和营业税恰成对照，按比例看，营业税从穷人那里要比从富人那里提取得更多，它起的不是吸取作用，而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漏斗作用。

我应尽我所能地严肃认真地强调，这些是终极的大问题，应先于任何其他问题引起我们的关注。魏因贝格在他那本书中所说的大多数工业技术上的利益和进步与其他人所说的这一类利益，在实质上只能认为是达到以上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表明，除非我们把我们的工业技术和生物学的改良交付在好人手里，否则这些改良就是无用的或危险的。在这里，我甚至包括了对疾病的征服，寿命的延长，痛苦、悲伤和一般苦难的减轻等内容。问题的焦点在于：谁想使恶人活得更长，或更强大？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原子能的利用。若原子能被掌握在某一“希特勒”手中——今天有许多“希特勒”掌握国家大权——当然不是好事，而是很大的危险。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任何其他技术改良。我们可以经常提出一个标准问题：这对于某一“希特勒”是好还是坏？

技术进步的一个副产品是：今天恶人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成为更危险的、更有威胁的、比人类有史以来曾经造成的威胁更大的人，因为先进的技术给予他们更大的力量。很有可能某一极端残酷的人在某一残酷的社会支持下不会被打败。我想，假如希特勒赢得了战争，反叛成为不可能，实际上他的帝国也许会延续一千年或更久。

因此，我劝所有的生物学家以及一切有善良意愿的人，运用他们的天才来为这两个大问题服务。

以上考虑曾强有力地支持了我的想法，传统的科学哲学作为道德上中立、价值上中立、脱离价值的哲学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极端危险的。它不仅是非道德的，也可能是反道德的。它可能把我们置于极危险的境地。因此，我要再一次强调，科学本身来自人和人的激情与利益，如波兰尼［126]英明指出的那样。如布罗诺夫斯基［16]所说，科学本身应该是一部伦理学法规，因为，假如你承认真理的内在价值，那么，所有后果都由我们为这一内在价值的服务而产生。我要再附加一条作为第三个论点：科学能寻求价值，并能从人性本身中揭示这些价值。实际上，我要宣布，科学已经这样做了，至少已达到一定水平，使这一说法似乎有了一些道理，尽管还没有适当的和最后的证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利用技术找出什么是对人种有益的，即什么是人的内在价值。几种不同的操作曾被用来指明这些在人性内部建成的价值是什么。我再重复一次，这既是就生存价值的意义说的，也是就成长价值的意义说的。成长价值是能使人更健康、更聪明、更有德行、更幸福、更圆满实现自身潜能的那些价值。(www.xing528.com)

我或许可以称之为生物学家未来研究的战略方案。其中之一是指心理健康和躯体健康之间有一种协同作用的反馈。大多数精神病学家和许多心理学家、生物学家现在已经开始设想几乎所有疾病，甚至无一例外，都能成为心身疾病或机体疾病。那就是说，假如一个人探索任何躯体病的起因达到足够的深度和远度，他将不可避免地发现心理内部的、个人内部的和社会的变量会成为有关的决定因素。这绝不是要把肺结核或骨折弄得神乎其神。它不过表明，在研究肺结核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贫困也是一个因素。至于骨折，邓巴尔[30]曾用骨折案例作为控制组进行研究，她设想在这方面肯定没有心理因素的影响，但使她吃惊的是，她竟发现确实也有其心理因素。这项研究的一个结果是，我们现在对于易出事故的个性已经非常有经验了。我或许还可以说，我们对于“事故促成的环境”研究也一样。于是，甚至骨折也是心身的和“社会一躯体的”（sociosomatic，我所创造的一个词）。所有这些都是说，传统的生物学家或医师或医学研究者，在力求减轻人类痛苦、苦难、疾病时，最好也能对他所研究的疾患采取更多的整体论看法，比以前更关注心理的和社会的决定因素。比如，今天已有足够的论据指出，攻克癌症的富有成效的大体系也应该包括所说的“心身因素”。

换一种方式说，迹象表明（大多是推断，而不是充分的论据），通过精神病学疗法等造就好的人、增进心理健康，也有可能同时使他的寿命延长并不易受疾病侵袭。

不仅对于低级需要的剥夺可能引起疾病——在传统意义上称为“缺失病”的疾病，对于我在第二十三章中称为“超越性病态”（metapathologies）的那些问题也同样适用，这里指的是被称之为精神的、哲学的、存在主义的那些不适或失调，也可能不得不成为缺失病。

简言之，安全和保障、从属关系、爱、尊敬、自尊、同一性和自我实现等基本需要的不满足会引起人们的某些疾患和缺失病。总体来说，可以称之为神经症和精神病。然而，基本需要获得满足的人和自我实现的人，具有真、善、美、公正、秩序、法律观念、统一性等超越性动机的人，也可能在超越性动机的水平上受到剥夺。缺乏超越性动机的满足，或缺乏这些价值，能引起我描述为一般的和特殊的超越性病态。我坚持，这些是和坏血症、糙皮病、爱的缺失等处在同一个连续系统中的缺失病。我应附加说，传统中证明需要的方式，如对维生素、矿物质、基本氨基酸等需要的证明，均为首先正视某一不知起因的疾病，然后再寻找病因。那就是说，假如某物被剥夺后能引起疾病，它就被认为是一种需要。正是在与此相同的意义上，我坚持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我所说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也是生物性需要，即它们被剥夺后也会引起疾病或不适。由于这个缘故，我才利用一个新造的词“类本能的”（instinctoiol）来表明我的坚定信念——这些论据已经充分证明，这些需要是和人类机体自己的基本结构有关联的，有某种遗传基础蕴含在内，虽然这可能是很微弱的。它也使我坚信不疑，终有一天生物化学的、神经学的、内分泌学的基质或躯体组织的发现能在生物学水平上说明这些需要和这些不适（参看附录四）。

【注释】

[4]我保留了魏因贝格有意义的分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