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身关系的新发现与神经系统研究的飞跃

我似乎觉得，我们正处在主观世界与客观现象相互关系的新飞跃的边缘，我们的主观生活将同外部客观标志相关联。由于这些新迹象的出现，我期望我们对于神经系统的研究能有一个巨大的飞跃。

有两个例子足以证实这是对未来研究的准备。一项研究是奥尔兹做的[122]，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他通过在内侧前脑束埋入电极证明那里实际上是一个“快乐中枢”。当白鼠弓背做出一种姿势通过埋入的电极刺激脑部的某个部位时，只要电极仍然埋置在这一特定的快乐中枢，它会一再重复这种刺激。不愉快或痛苦区也已被发现，动物会拒绝重复刺激这一区域。快乐中枢的刺激对于动物显然非常“有意义”（或合乎需要，或有强化作用，或有奖赏作用，或任何我们可以用来描述这种情境的词），因此它宁愿放弃任何其他的外部快乐，包括食物、性等。我们现在已有足够的、类似的依据来推论人的情况，说明人也有一些主观意义上的快乐体验能以这种方式产生。这一类研究虽然处在开始阶段，却已经将此类中枢区分开来，如睡眠中枢、饱足中枢、性刺激中枢、性满足中枢等。

假如我们把这类实验和另一类实验（如卡米亚的实验）结合起来，新的前景便展现出来。卡米亚[58]用脑电图和操作条件反射进行研究，当α波的频率在被试的脑电图中达到一个特定的点时，便给被试一个可见的反馈。用这种方法让人类被试能把一个外部的事件或信号和主观感受联系起来，便有可能使被试建立对他们自己脑电图的随意控制。那就是说，他证明一个人有可能使他自己的α波频率达到某一理想的水平。

有意义并令人兴奋的是，卡米亚十分幸运地发现，使α波稳定在一定水平能让被试处于一种宁静、沉思，甚或幸福的状态。某些跟进的研究以学会东方坐禅和冥想技术的人为被试，证明他们能自发地出现这种“宁静”脑电波，和卡米亚的被试做到的一样。这就是说，教会人怎样 想的水平。去感受幸福和宁静是有可能的。这些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革命意义，对人类的福祉，以及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理论都非常有价值。这里有很多研究计划足以使下个世纪科学家们为之奔忙了。心身关系问题，被认为是一个不能解决，但终于可以研究的问题了。

这些数据对于常规生物学的问题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现在显然已有了这样的可能性：健康的有机体自身能发出明确、充足的信号，来说明这个有机体的偏爱、选择，或认为合乎需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称之为“价值”是否合适？可以认为这是生物学内在的价值，或类似本能的价值吗？我们做出这样的表述——“实验室白鼠，让它在按压两种自我刺激按钮之间做选择时，它们几乎100%都会按压快乐中枢按钮而不是任何其他引起刺激或引起自我刺激的按钮”——难道和做出“这个白鼠宁愿选择快乐中枢的自我刺激”这样的表述之间有任何明显的区别吗？

我想说的是，是否用“价值”一词对于我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当然我上面所说的一切也可能根本用不到这个词。或许作为一个科学策略问题，或至少作为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沟通策略问题，为避免论点的混淆而不说“价值”可能是更婉转的方法。我想，确实没有关系。然而，重点是我们需要十分认真地分析心理学和生物学中这些有关选择、偏爱、强化、奖赏等问题的研究进展。

我同时应该指出，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一定程度的循环论证困境，那是这一类研究工作和理论探讨固有的特征。这一特征在人类的研究中最为明显，但我猜测在动物研究中也会遇到类似问题。这种循环论证隐含在这样的说法中：“良好的样品或健康的物种选择或偏爱某事物。”我们应该怎样解释施虐狂、变态者、受虐狂、同性恋、神经症患者、精神病人、自杀者做出的选择和“健康人”的不同呢？把这种困境和肾上腺切除的动物在实验室中做出的和“正常动物”不同的选择相类比是合理的吗？我应该明确地说，我认为这是一个能解决的问题，并且是一个我们应该正视并解决而非回避或忽视的问题。对于人类被试来说，很容易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技术选出“健康人”然后指出，得到如此这般分数的人（如在罗夏测验中，或在智力测验中）也就是那些将在自选（食物）实验中成为善择者的人。但这里的选择标准完全不同于行为标准。也完全有可能，在我看来事实上很有可能，我们通过神经系统的自我刺激技术说明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性变态、杀人犯、施虐狂或恋物癖的所谓“快乐”和在奥尔兹或卡米亚的实验中的“快乐”不同。当然，这是我们借助精神病学技术主观得知的。任何有经验的心理医师迟早都会懂得，潜伏在神经症的或反常状态下的“快乐”实际上是大量的烦恼、痛苦和畏惧。在主观领域中，我们从那些健康和不健康都体验过的人那里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几乎经常称自己宁愿选择前者而惧怕后者。柯林·威尔逊[161]清晰地证明，性犯罪只有微弱的性反应，而不是强烈的性反应。克尔肯达尔[61]也证明，相爱的性活动比不相爱的性活动在主观 上更优越。(www.xing528.com)

我目前正在研究上文所勾勒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系列含义。它可以证明对于生物学来说人本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激进后果和含义。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论据是支持有机体的自我调节、自我管理和自我选择的。有机体更倾向于选择健康、成熟和生物学上的成功，它已不是我们一个世纪前所设想的那样了。一般来说这是反专制、反控制的。这使我回过头来全面、认真地思考道家的观点。像在当代生态学和习性学研究中所表明的，我们已经学会不去干扰和控制，而且对于人类来说，这意味着更信赖孩子自身趋向成长和自我实现的能力。这意味着更强调自发性和自律性而不是预测和外部控制。这里引述我的《科学心理学》[81］来解释一个主要的论题：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能认真地继续把科学的目标定义为预测和控制吗？你几乎能做出恰恰相反的断言——无论如何，对于人类是如此。我们自己想让人类预测或成为可预测的吗？成为被控制的和可控制的吗？我不愿走得太远，说这里必然涉及古老的和传统哲学形式的自由意志问题。但我愿说，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并督促着要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具有的某些性质和我们主观上的自由感而不是被决定感有关，和为自己进行选择而不是受外界控制有关，等等。无论如何，我能肯定地说，我们描述为健康的人并不喜欢被控制。他们宁愿感到自由并成为自由的人。

这一整套思路的另一非常普遍的“气氛”后果是，它不可避免地会改变科学家的形象，不仅在他们自己眼中，而且在普通人眼中的形象都将被改变。已经有一些论据［115］表明，举例来说，高中女生设想科学家是怪人和恶魔，她们怕科学家。例如，她们不认为科学家是可供选择的终身伴侣。我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这不只是好莱坞“疯狂的科学家”电影造成的结果，在这一画面中有某种真实的东西，是经过生活验证的，尽管是极端夸张的。传统的科学概念是由这样的人制定的：他控制着、掌管着一切，他对人、动物发号施令，对很多问题进行拣选。他是自己所调查对象的主人。这一情形在对“医师的形象”调查中更加突显。从半意识或无意识水平上观察，他一般被视为一位主人、一个控制者、一个决断者和没有痛苦的商人，等等。他显然是老板、权威、专家，是一个管理者，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我想，这个“形象”现在对于心理学家是最坏不过了。大学生现在普遍认为心理学家是操纵者、说谎者、真相隐藏者和控制者。

假如有机体被看作具有“生物智慧”又如何呢？假如我们学会给予它更大的信赖，认为它是自主的、自我管理的和自我选择的，那么很明显，我们作为科学家，且不说作为医师、教师甚至父母，就必须把我们的形象转变为更符合道家追求的形象。道家形象，这是一个我能想到的简洁的词，它代表着人本主义科学家形象的多种因素。“道家的”意味着提问而不是告诉。它意味着不干扰、不控制。它强调非干预的观察而不是控制的操纵。它是承受的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和强制的。它好像在说，假如你想了解鸭子，你最好是向鸭子提问，而不是告诉鸭子什么，对于人类也同理。在指定“对于他们什么是最好的”时，似乎最好是找出一些办法，能使之告诉我们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好的。

事实上，我们在优秀的心理医师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榜样。这就是他的工作方法的大致情况。他的有意识的努力不是把他的意愿强加于患者，而是帮助患者——不明确的、无意识的、半意识的——发现他（患者）内部的东西。心理医师帮助他发现他自己想要的或希望的是什么，发现什么对于患者来说而非对于医师来说是有益的。这是旧意义上的控制、宣传、塑造、教导的对立面。它不容置疑地以我上文提及的意义和设想为基础，虽然我必须说，这些想法很少能有人做到，如大多数人对健康运动意义的信赖，即期待健康而非疾病，相信主观幸福状态是达到“人之最佳状态”的最好向导。这种态度意味着宁愿选择自发而不是控制，对有机体的信赖而不是怀疑。它设想，人总是想成为完满人性的，而不是想成为有病的、痛苦的，或想死。在作为心理医师的我们确实发现死亡愿望、受虐狂、自我挫败行为、自寻痛苦存在时，我们已学会把这种状态设想为“疾病”，也就是说，这个人假如曾体验过另一种较健康的状态，就会宁愿选取较为健康的状态而抛弃他的痛苦。事实上，我们某些人已进一步认识到，受虐狂、自杀冲动、自我惩罚等是愚蠢的、无效的，是朝向健康的笨拙摸索。

有些非常类似的情况也同样适合道家风格的教师、父母、朋友、爱侣的新模式，最后也更加符合道家风格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