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最高潜能只有在“良好条件”下才有可能（在大基数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点已经很清楚了。或者说得更直接些，优秀的人需要良好的社会作为其成长的环境。相反地，我认为应该明确，生物学的规范的哲学必然涉及良好社会的理论，良好社会是指“推动人类潜能充分发展、促进人性充分发展的社会”。我认为，乍一看这可能会使传统的描述性生物学家有点惊讶，因为他们曾学着避开“好”和“坏”这样的字眼。但是，稍做思考他们就会明白，这类事实在传统生物学的某些领域中早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例如，基因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称为“潜能”，它们的实现与否取决于基因自身、细胞质、有机体（通常情况下），以及有机体自身所处地理环境等作为直接环境的作用影响。
只引用一组实验[11]，我们就可以说，对于白鼠、猴子和人，个体早期生活中有刺激作用的环境，对大脑皮层沿着我们一般所谓期望的方向发展会产生非常特殊的影响。在哈洛的灵长目动物实验室进行的行为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当被隔离的动物丧失了某种能力并超过了一定程度后，这种丧失往往成为不可逆的。杰克逊在位于巴港的实验室进行的研究发现，让狗脱离人的接触，在野外流浪或在野狗群中撤野，它将丧失被驯养的可能性，再也不能成为宠物狗了。
最后，如目前报道中所说，印度的儿童由于食物中缺乏蛋白质而遭受了不可逆的脑损伤。如果我们一致认为，印度的政治体系、历史传统、经济和文化，都与这一匮乏的产生有关，那么人要成为优良样品需要良好的社会背景这一观点也很明了。(www.xing528.com)
一种生物学的哲学在与社会隔离的状态下发展，在政治上完全中立，不需要成为乌托邦、尤赛琴（Eupsychian) 、改革的或革命的，这种情况可以想象吗？我的意思不是说，生物学家的任务是参与社会行动。我认为这是个人兴趣的问题，虽然我知道的确有某些生物学家出于对他们的知识被废置不用的愤怒而涉足政治，通过政治手段使他们的发现得到认可，但我对生物学家的建议完全有别于此。我认为，他们应该认识到，一旦他们认可了对人类或其他物种的规范化研究，也就是说，一旦他们把发展良好样品作为自己的责任，那么，研究有助于良好样品发展的所有条件以及阻碍这种发展的条件也同样成为他们的科学责任。显然，这意味着走出实验室而进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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