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文学的宣传与改良

“文艺是广义的宣传工具”，这在现在，除非是艺术至上论者，大约没有不同意的了。但是，在十年前，因为当时的革命文学作品的标语口号化，因为当时创造社的文艺理论还未足以透彻的解释这一问题；“文学是宣传”的一句话使许多人大不以为然，尤其是“新月派”的“梁实秋们”。创造社对于这一问题在当时是怎样解释的呢：

一切的艺术，脱不了将自己阶级的思想感情及意欲，具象的织入作品之中的一途，因此称它为宣传的艺术。所以由这个意义讲，无论它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无产阶级的艺术，都可称之为宣传的艺术。所以，辛克来说：

“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的不可避免的是宣传；有时是无意识的——大抵是故意的宣传。”

——谷荫作《检讨“检讨马克思主义阶级艺术论”》

生活组织的文学：

“文学是人性的表现”这话是没有意义的，上面已经指摘了。

文学即使是作家的“内心的命令”（这是限于个人主义作家产生的作品），也不能决定它“不曾负着什么改良生活的担子”。比如，象征主义的文学，一见和社会生活是没有关系，然而，这流派发生的社会根据，却植根于对现实生活的失望，而在空虚的神秘的王国中找寻理想。神秘的理想主义当然不是实生活的理想，然而，也不能因此抹杀它是求生活的调和的“内心”的要求的文学；若是它的自身可以离开人类生活，主张自己的独立性；那就不是人类所需要的东西。为议论的明快起见，我们引用下列的一段文章：

“我们看过，科学把人的思想系统化，秩序化，纯粹化；从矛盾解放，从知识的断片，碎布，缝成一件科学的观念及理论的衣裳。然而，人是不单思索而且感情：他烦恼，快乐，希望，欢喜，悲哀，绝望等。他的感情可以是无限的复杂而纤细；他的精神的体验，也可以有时以这个有时以别个音义谐和调子。艺术或以语言，或以音响，或以运动（如跳舞），或以其他手段，总之，以技巧的形态，表现这些感情，因而使感情系统化。这又可以换言如下：艺术是感情的社会化。”(www.xing528.com)

——布哈林作《史的唯物论原理》

艺术（文学亦然）是生活的组织，感情及思想的“感染”；所以，一切的艺术本质的必然是“煽动”“宣传”（这不拘艺术家自身有意或无意）。中国的旧戏作家，不论他是意识的无意识的，以“上京求名”的事实写脚本，这作品是官吏阶级的“升官发财”思想的宣传：这是客观的，从批评家的主观独立的事实。这样，中国旧戏替以前社会的支配阶级尽了许多义务；然而，社会已渐次变化，新戏要把旧戏责任取来负担。这事情说明艺术负有组织生活的秘密。空洞的主张“文学的价值”，内心的要求，不过要装面子。

——冯乃超作《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

茅盾先生又说：“我们的革命文学新作品，即使不是有意的走入了标语口号文学的绝路，至少也是无意的撞上去了。有革命热情而忽略于文艺的本质，或把文艺也视为宣传工具（狭义的），或虽无此忽略与成见而缺乏了文艺素养的人们，是会不知不觉走上了这条路的。然而我们的革命文艺批评家似乎始终不曾预防到这一着。”他的意思如果是说应该巧妙的应用文艺的武器宣传，那是对的；如果说应该顾虑文艺的本质，不应该把它当作宣传的工具以致踏上这条路，那是不对的。文艺本来是宣传阶级意识的武器，所谓本质仅限于文字本身，除此以外，更没有什么形而上学的本质。我们知道一切过去的作品在于生活的描写，而现在最要紧的，在于如何应用文学的武器，组织大众的意识和生活，并推进社会的潮流。至于还要我们顾虑到资产阶级所给予于文艺的本质，那全是时代错误了。

——克兴作《评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

说文艺能“组织生活”，固然犯了布哈林的唯心论的错误，但由以上各段也可以看出“文艺是宣传”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