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与革命文学创作方法

作者的世界观是创作方法的基础，但除此以外创造社还提出了其他的意见：

最后茅盾先生还提出了文艺技巧的问题，这却是大问题。不过据我看，以后革命文艺是应该推广到工农群去；那么，文句应该通俗化，应该反映工农的意识。因为他们的社会生活是现实的工作，所以他们的意识是具体的现实的；作抽象的虚玄的描写，他们根本不会了解的。这么一来，“新写实主义”也许是客观环境所要求。……工人的意识是使新写实主义发生的大原因。茅盾说有两点不能把新写实主义移来：“第一是文字组织问题，照现在的白话文，求简练是很困难的。”这也未见得；我们真正的白话，是传达我们的感情思想最简便的武器，真能照白话作文艺作品，怎么一定会繁杂呢？第二个理由，说简练了的描写是否在他们（小资产阶级）了解上发生困难，这完全不成立。……至于茅盾又说：“不要太欧化，不要多用新术语，不要太多了象征色彩，不要从正面说教似的宣传新思想。”这也要看当时的客观情形来决定，不是预先可以立条文的。如果一般的文化程度高，欧化一点，倒也可以扩张国语。至于说以前的作品却全犯了这个毛病，那是对的。

——克兴作《评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

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

创造社素来对于完成我们的语体非常努力，它的作家们没有一刻忘记这一方面的努力；实际上他们的成功由于这一方面努力的亦不少，但他们以前的三个方针：A．极力求合于文法，B．极力采用成语，增造语汇，C．试用复杂的构造。他们在应用这三个方针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会与现实的语言相离那么远！

——成仿吾作《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关于作品所用的文字，一致主张“应该通俗化”或“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而克兴说“欧化一点，倒也可以扩张国语”，成仿吾则对于白话文的文言化和欧化忏悔似的说：“极力采用成语，增造语汇”，“试用复杂的构造”，“做梦也没有想到会与现实的语言相离那么远！”同时冯乃超在上面引过的一段文字里，也说白话文是“非驴非马的‘中间的’语体”。一九三二年的“大众文艺”问题和一九三四年的“大众语”的提倡及反白话文的论争，都在这里看到一点萌芽。这是关于创作方法的文字形式的，至于创作的理论方面应该怎样呢：

革命文艺家应该用辩证法唯物论的眼光，来分析客观的现实：把这客观的现实再现于他的作品。即是讲，革命文艺不可不立足于客观的具体的美学上。如果革命文艺真正站在客观的具体的美学上，才能真正同旧文学根本对立，才能真正化为无产阶级文学。(www.xing528.com)

——克兴作《评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

我们的文艺，当然不是孤立的个人的描写，不可不是阶级的集团的自我的描写。我们的描写当然不是抽象的，以认识曲线的一部为全体，而无限的扩张，使它成为一朵虚玄的花。因为我们的描写，是由无产者的客观的认识，观察现实的生活，由事物的媒介性，事物的过程上全体性上，内的联络上观察而来的。……

我们怎能达到创作这种文学的目的呢？当然第一，是离不了具体的革命的行动。第二，要把由矛盾的发展得来的现实生活的印象，调和的，全面的，实验的去描写。第三，由这方法所创造而来的全体，应该为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当作组织的斗争的工具去使用。自然这三个条件不可不完全统一的去实行：如果缺乏第一个条件，全体不过是虚构；如果缺乏第二个条件，那么，我们就没有了艺术（自然不是指从来的艺术）；如果缺乏第三个条件，那种作品不过是作者个人的手淫。

——克兴作《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

譬如我们要表现“五卅”，我们即使没有跳在那个漩涡之中，我们可以去访问那时的当事的人，可以考核当时的文献，经过相当的缜密的研究，我可以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生出一个伟大的直观，激刺我们的创作欲。又譬如我们要表现工人生活也是一样，我们率性可以去做工人，去体验那种生活。像辛克来（Upton Sinclair）的《石炭王》一类的作品，那没有到炭坑里面去研究过是绝对写不出的呀！

——郭沫若作《桌子的跳舞》

仅有进步的世界观（这也须在实践中才能得来），仅有文艺创作的理论知识，是不够了；必须要有“具体的革命的行动”，必须要“去体验那种生活”；换句话讲，就是创作应以实践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