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思潮演变：从五卅到九·一八的社会背景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乃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我们分析这次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与其全部发展过程之变化，就不难看见它是在如下的条件与成因之下勃发起来的：

一、国际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与竞争，在大战以后日益加剧；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不惟没有缓和列强在中国的矛盾，松解中国的束缚，抑且使国际资产阶级的冲突日益尖锐化起来。历次的军阀战争就是为诸帝国主义所操纵的争霸战；这样就加剧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危机，整个的国民经济亦窒息于外国资本的毒烟之中。“五四运动”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然这个斗争尚未扩大为反抗一切帝国主义的运动，不过由此展开了反帝的民族革命之序幕。到了“五卅运动”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劳动阶级领导之下，一般有觉悟的大众，开始认识了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解放的主要敌人，不推倒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中国的枷锁是永远莫想解除的。

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世界大战中不可否认的得到了一度暂时的发展。在产业和商业方面由于世界战争的猛烈，中国的民族资本有着显著的活跃。可是大战以后，中国的民族工业经不起外国资本的竞争，就逐渐衰落下去了；这种情形特别在纺织等轻工业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国的资产阶级至是不得不幻灭了，他们要求中国的关税自主，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甚至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觉醒，最初表现于“五四”时代，到了“五卅”时代更是扩大化具体化了。可是资产阶级始终没有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他们一方面惧怕帝国主义的强力压迫，一方面亦惟恐国内勤劳大众的抬头，所以结局他们是表示降服于帝国主义并与封建势力妥协了。

三、国内的产业劳动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榨取与封建势力压迫之加强，亦在逐渐膨胀其战斗的力量，提高其阶级的觉醒。他们认识了封建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狼狈为奸，认识了资产阶级对于他们残酷的掠夺；觉悟非团结起来作革命的斗争，谋自身的解放，是没有更好的出路的。所以从“二七运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反吴佩孚的大罢工）以来，劳动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反资本剥削的斗争，就日益强化起来。他们成了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主力军和领导者。

四、辛亥革命并没有消灭国内反动的封建势力，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失败以后，封建的军阀与官僚都变成为国际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勤劳大众（农民与工人）最得力的代理人。军阀，官吏，地主与豪绅，对于农民的剥削只是有加无已：捐税，地租，高利贷，兵差，以及各种的封建榨取，使大多数的贫农甚至中农沉沦于饥饿线之下。而军阀的混战，各种人为的天灾，都足以使整个的农村经济加速的崩溃下去。因此广大的农民群众在这一次大革命中成了劳动阶级的同盟军，完全不是偶然的。

五、进步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国际帝国主义与反动的封建势力猖獗的情况之下，亦感觉得除了革命而外没有出路。他们多数加入了革命的队伍，特别以知识分子居多。然而他们极易动摇，在革命需要一严重的转变时，除了少数脚跟站得稳固的分子而外，大多数是动摇，甚至反叛革命了。

六、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以及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放弃旧俄在中国的一切权利，亦是诱发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原因。中国有觉悟的民众都认识苏联乃是中国民族解放的良友；同时觉悟中国只有效法俄国革命的精神实行革命，才可以实现中国民族的解放。所以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后，即有“联俄”政策之决定，就是中俄革命民众携手的一个具体表示。(www.xing528.com)

以上就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社会经济原因与阶级基础。至于由“五卅”到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后的社会政治各方面事实的演变，这里没有叙述的必要。

这一大革命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就是革命文学以至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与反对，很鲜明的表示了当时代表上面所说的各社会层的文学者对于这一文艺思潮的态度。

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一班人，在“五卅运动”前一二年已大改变其文艺态度，批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为要不得了。在一九二六年已经提出“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以后即陆续发表主张“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的文章。到一九二八年始在文学界引起广大的注意。这一方面固然因为这一文艺思想运动的本身的成绩，而也由于对当时二大著名作家鲁迅和茅盾的进攻，但鲁迅和茅盾又不是反革命或根本反对革命文学的人，他们不过对于革命文学提倡者的个人言动表示不满而已。由于这样错认了敌人和精力的误用，创造社虽然办了许多刊物，造成了中国文坛上的很热闹的“论战”；然而开始既忽略了对真正敌人（如“新月派”的资产阶级的绅士和鸳鸯蝴蝶派的封建文人）的批判或斗争，继之又缺少世界进步的文艺理论之绍介与研讨，“运动”虽然掀起了，但这一文艺思想的内容却尚并不可观。虽然也曾由笼统的“革命文学”改进到“无产阶级文学”较鲜明的口号，而对于鲁迅的阶级性还纠缠不清：就“时而资产阶级，时而小资产阶级，时而封建余孽”，并且时而又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太阳社的钱杏邨也在抓住了笼统的“时代”作文艺批评，以致有“死去了的阿Q时代”的错误。

这创造社和鲁迅茅盾诸人的“论战”，可以说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内讧”。那知正当双方“战”得正酣的时候，“《新月》的态度”表示出来了，要以资产阶级的“健康”与“尊严”扫荡文坛上的一切；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则不但根本否认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还向双方都表示了敌对。

封建的文人，虽然没有能力参加“论战”，但也在小报上幸灾乐祸的捏造些无聊的文坛消息，他们的“作品”也并未因革命文学运动而受到影响，依然在毒害大众。

对于革命文学的真正敌人的认识，和感觉世界进步的文艺理论有赶快多方绍介的必要，是创造社太阳社停止了对鲁迅茅盾的攻击，和鲁迅大量的翻译了进步的文艺理论著作与作品的原因。而这也就是发展到一九三〇年以双方为基干的“中国左翼作家的联盟”成立的基础。这样由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至“左联”的成立，及其以后的左翼文艺的发展，都是以从“五卅”前后的劳动阶级的兴起和发展为背景的；不过苏联的和世界的无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的影响，也很重要。创造社太阳社的一般人不过以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路人”的形态，倡导了这一运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