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浪漫主义旗帜与唯美派文学主张

倘把郭沫若和鲁迅二人论创造社的文章放在一块看，是颇有趣的：

郭沫若在《创造社的自我批判》里说：

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突起的，因为这个团体的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他们在当时都还在日本留学，团体的从事于文学运动的开始，应该以一九二二年的五月一号《创造季刊》的出版为纪元（在其一两年前，个人的活动虽然是早已有的）。他们的运动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又算到了第二个级段。前一期的陈、胡、钱、周，主要在向旧文学的进攻；这一期的郭、郁、成、张，却主张在向新文学的建设。他们以“创造”为标语，便可以知道他们的运动精神。还有的是他们对于本阵营的清算的态度。已经攻倒了的旧文学无须乎他们再来抨击。他们所攻击的对象却是所谓新的阵营内的投机分子和投机的粗制滥造，投机的粗翻滥译。这在新文学的建设上，新文学的价值的确立上，新文学的地位的提高上，是必经的过程。一般投机的文学家或者操觚家，正在旁若无人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由本阵营内起了一支异军，要严整本阵营的部曲，于是群议哗然。而创造社的几位分子便成了异端。他们第一步和胡适之对立，和文学研究会对立，和周作人等“语丝派”对立，在旁系上复和梁任公、张东荪、章行严，也发生了纠葛，他们弄到在社会上成了一支孤军了。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说：

这后来，就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的出现。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那出马的第一个广告上，说有人“垄断”着文坛，就是指着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看重翻译的，是注意于绍介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这些都是小国度，没有人懂得他们的文字，因此也几乎全都是重译的。并且因为曾经声援过《新青年》，新仇夹旧雠，所以文学研究会这时就受了三方面的攻击。一方面就是创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艺术，那么看那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研究会自然就是多管闲事，不免有些“俗”气，而且还以为无能，所以倘被发现一处误译，有时竟至于特作一篇长长的专论。……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有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加流氓式的。

郭沫若是把当时的创造社说成为“异军突起”，“向新文学的建设”，“严整本阵营的部曲”，并向一切进攻“成了一支孤军了”。鲁迅则说这一切的结果是成了“才子加流氓”。孰是孰非，我们还是看看当时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吧：

创造社所树立的是浪漫主义的旗帜；而其批评主张，大半是持着唯美派的一种见解的。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里说道：

所谓艺术的艺术派便是这般。他们以为文学自有它内在的意义，不能长把它打在功利主义的算盘里，它的对象不论是美的追求，或是极端的享乐，我们专诚去追从它，总不是叫我们后悔无益之事。

艺术派的主张不必皆对，然而至少总有一部分的真理。不是对于艺术有兴趣的人，决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画家肯在酷热严寒里工作，为什么一个诗人肯废寝忘餐去冥想。我们对于艺术派不能理解，也许与一般对于艺术没有兴趣的人不能理解艺术家同是一辙。

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与“美”，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纵或它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而它所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安慰，这些美的快感与安慰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

而且文学也不是对于我们没有一点积极的利益的。我们的时代对于我们的智与意的作用赋税太重了。我们的生活已经到了干燥的尽处。我们渴望着有美的文学来培养我们的优美的感情，把我们的生活洗刷了。文学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的食粮，我们由文学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欢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跃！

我们要追求文学的全！我们要实现文学的美！

他是反对文学的“功利主义”的。他以为文学对于我们的“一点积极的利益”，乃是由于这种“精神生活的粮食”，使我们可以“感到多少生的欢喜，可以感到多少生的跳跃”。

他又在《艺术之社会的意义》里替“为艺术的艺术”辩护说：

艺术界里面，有许多人的艺术被别人称“为艺术的艺术”，他们尤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人所集矢。这也不能说是公允的事。既是真的艺术，必有它的社会的价值；它至少有给我们的美感。我们不能因为它的社会的价值低微便责备它，因为它也是艺术发展上的一种诱导——也可以说是一种阶级。艺术的活动比别的活动更贵自由，差不多自由便是艺术的生命。自然界的花草在能自由生长时才能成为美好，艺术也是一样。我以为像“各取所需”为社会经济的原理一般，“各尽所能”是我们应当对于艺术家认容的一个原理。眼光远大一点的社会学者，如基欧如罗素之类，多注意艺术上的自由，这是我们所当服膺的一点。

末几句的“艺术自由”说，用意在反对“艺术为人生”的不自由，但也就犯了上面所说的周作人的一样的错误了。至于“真的艺术必有它的社会价值”，岂仅“真的艺术”而已哉，就是假的艺术，坏的艺术，也有它的社会的“价值”！问题是在这种价值是属于社会那一方面的。当时的有些人之所以要艺术为人生者，我想，也就是这缘故吧？

郭沫若也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里说“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www.xing528.com)

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个曲，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天才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是无所谓目的。我还可举几个例子来证明：小孩的游戏乃成人艺术的起源，一种内心智慧表现的要求；从孩子们的用小石建筑，唱歌舞蹈等可以看出。他们将全个自我贯注于游戏，有时甚至跌伤流血，还是不休止，不退缩；但他们并没有所谓目的。婴孩每天吃母亲蜜甜的乳，睡在温暖的摇床中，不饥不寒，生活是很满足的了，但那红嫩的小口中仍要不时的发出呀呀的歌声，但他有什么目的呢？

所以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

我们文明人类的原始时代艺术的生活，现在虽不能十分的证明，但我们可从遗留着的原始民族的特质的现代野蛮民族中考察出来。知道他们是特别着重艺术的，除却艺术则生活一天也难维持下去。达尔文曾到一个野蛮民族中去考察他们的生活状况，那种蛮民还不知道穿衣服，达尔文赠他们一块红布，他们却拿来撕成小条分赠同伴作装饰品，并不拿着做衣服穿。这很可相信人类的婴孩时代就有美的要求。

郭沫若这种艺术的起源于游戏说，及脱离实用仅仅是原始民族的装饰说，不等别人评驳，就是几年后的“革命文学”时代的他自己，也就完全推翻了。

郁达夫在《艺术与国家》里也着重艺术的“美”：

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么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上的核心。自然的美，人体的美，人格的美，情感的美，或是抽象的悲壮的美，雄大的美，及其他一切美的情素，便是艺术的主要成分。德国至定美学定义为“美与艺术的科学”，即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美与艺术的关系如何了。艺术对于我们所以这样重要者，也只因为我们由艺术可以常常得到美的陶醉，可以一时救我们出“世间苦”，而入于涅槃之境，可以使我们得享乐我们的生活。

以上是根据郑振铎编《文学论争集》（新文学大系），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及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的《当代中国文艺论集》三种书里面所搜录的创造社诸人的“为艺术而艺术”和“唯美主义”的言论。（这三书里面还有他们别一方面的意见，留在下一节“对立的统一与革命文学思想的萌芽”里再说。）那么，在文学研究会的人看来，创造社的这种言论或他们当时的文艺运动，对于中国的新文学的影响如何呢？或者说创造社的历史的功罪是什么呢？在敌人（文学研究会）看来，也许未免过“贬”的，但姑引用茅盾的文章来看看吧。

茅盾在一九二九年作的《读〈倪焕之〉》里说：

为什么伟大的“五四”不能产生表现时代的文学作品呢？如果以为这是因为“新文学”的初期尚未宜于产生成熟的作品，那就不是确论。单就作品之成熟与否而言，则上述诸作家（鲁迅，王统照，郁达夫，张资平）何尝没有成熟的作品！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当时的文坛议论庞杂，散乱了作家的注意。更切实的说，实在是因为当时的文坛上发生了一派忽视了文艺的时代性，反对文艺的社会化，而高唱“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这样的入了歧途！

在这里应该略略提起当时的一番事情：

现在讲到文艺的时代性，社会化等等话头，所谓革命文学的批评家便要作色而起，大呼是“太旧，太灰色”了；但想来大家也不曾忘记今日之革命的文学批评家在五六年前却就是出死力反对过文学的时代性和社会化的“要人”。这就是当时的创造社诸君。即使人们善忘，总还记得当时创造社的中坚郭沫若和成仿吾曾经力诋和他们反对的，被第三者称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的一部分人的“文学须有时代性和社会化”的主张，为功利主义。在当时，创造社的主张是“为艺术的艺术”，说过“毒菌虽有毒而美，诗人只赏鉴其美，俗人才记得有毒”这一类的话。感情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调子，充满在他们那时候的作品。去年（一九二八）成仿吾所痛骂的一切，差不多全是当初他自己的过犯，是一种很有意味的新式的忏悔。

当时创造社的主张颇有些从者，何以故？因为那时期正是“彷徨苦闷”的时期，因为那时候“五卅”的时代尚未到临，因为那时期创造社诸君是住在象牙塔里，因为“彷徨苦闷”的青年的变态的心理是需要一些感情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权当一醉。“五卅”时代的尚未到临，创造社诸君之尚住在象牙塔里，也说明了当时宣传着感情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的创造社诸君，实在也是分有了当时的普遍的“彷徨苦闷”的心情。而当时他们的遁路，却是拾起了他们今日所自咒诅的资产阶级文学的玩艺儿以自娱，不但自娱，且企图在人海中拱出一个角儿。可是就在那时候，近在中国，则“五卅”的时代已在酝酿，远在西欧，则新兴的无产文艺已经成为国际文坛注目的焦点（不过日本的无产文艺运动还是寂然）。假使当时成郭诸君跑出他们的霞飞路的“蜗居”，试参加那时的实际运动和地下工作，那么，他们或者不至于还拾起“资产阶级文艺的玩艺儿”来自娱吧。再说得显明些，并且借用去年成仿吾的话语，如果那时候他们不要那么“不革命”，不要那么“小资产阶级性”，那或者成仿吾去年的雄纠纠的论调（指“革命文学”的论调——编者）会早产生了几年吧。谁知道此中的机缘呢？怕只有“时代先生”罢哩！

我这一番话，并非是翻旧账簿，不过借此说明了时代对于人心的影响是如何之大，从而也指出了何以六年前板着面孔把守了“艺术的艺术之宫”的成仿吾，会在六年后同样的板起了面孔来把守“革命的艺术之宫”，正自有其必然律，未必像有些人的不客气的猜度所说的竟是投机，是出风头，并且借此只说明了当时他们因为不曾参加实际运动和地下工作，而错误地拾起了“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以自娱的影响，竟造成了“引人到迷途”，像他们今日所切齿诅咒别人的。所以“五四”时期的没有反映时代——自然更说不到指导时代——的文学作品，决不是偶然的事。

试看当时“资产阶级文艺的玩意儿”把文坛推进了一个怎样的局面。想来大家还记得感情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唯美主义的“即兴小说”，充满了出版界。许多作者视小说为天才的火花的爆发时的一闪，只可于刹那间偶然得之，而无须乎修炼——锐利的观察，冷静的分析，缜密的构思。他们只在抓掇片段的印象，只在空荡荡的脑子里搜求所谓“灵感”；很少人是有意的要表现一种时代现象，社会生活。“即兴小说”一类的作品所反映的，只是个人的极狭小的环境，官能的刺激，浮动的感情，而“非集团主义”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也成为彷徨苦闷的青年的玩意儿，麻醉剂。在这灰色的迷雾中，文艺没有时代性，更谈不到社会化。

直到地下工作的第一次果实的“五卅运动”爆发时，这种迷雾还是使人窒息。但是时代的前进的轮子，这一次却推动了象牙塔里的唯美主义者。大概是一年以后吧，创造社有了改变方向的宣言。

以上茅盾的话虽然有“贬”无“褒”，但对“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和伤感主义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的时代背景，倒说明白了。创造社诸人之所以如此，“正自有其必然律”；那么，我们即使撇开浪漫主义的反抗黑暗，憧憬光明的积极意义不说，他们这种应该“贬”的地方，也不就是时代社会的一面的反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