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研究：写实主义的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会活跃时期的开始是一九二一年的春天。这时候，《小说月报》，这个以后有了十几年历史的文学刊物（后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停刊）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们的支持之下，全部革新了；几乎变成了另一种全新的面目。和《小说月报》相呼应的有附刊在上海《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这旬刊由郑振铎主编，后来刊行到四百余期方才停刊。这两个刊物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他们是比《新青年》派更进步的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的。他们不仅推翻传统的恶习，也力拯青年们于流俗的陷溺与沉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纯正的文学大道。他们排斥旧诗旧词，他们打倒鸳鸯蝴蝶派的代表“《礼拜六》派”的文士们。他们翻译俄国，法国，及北欧的名著，他们介绍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安特列夫，易卜生以及莫泊桑等人的作品。他们提倡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文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文人们不是住在象牙塔里面的，他们乃是人世间的“人物”，更较一般人深切的感到国家社会的苦痛与灾难的。

沈雁冰（茅盾）在《什么是文学》里把他们的主张说明了一部分：

名士派重疏狂脱略，愈随便愈觉得他的名士风流；他们更蔑视真实，譬如见人家作一篇咏陶然亭的诗，自己便以诗和之；名胜古迹，如苏小小墓，岳武穆墓，虽未至其地，也喜欢空浮的写几句，如比干之坟，实在并没有的，而偏要胡说，这真所谓有其文，不必有其事了（这两句便是他们不注重“真”的供词）。所以他们诗文中所引用的禽鸟草木之名，更加可以顾行文之便，不必核实了。新文学的写实主义，于材料上最注重精密严肃，描写一定要忠实，譬如讲佘山必须至少去过一次，必不能放无的之矢。

名士派毫不注意文学于社会的价值，他们的作品，重个人而不重社会；所以拿消遣来作目的，假文学骂人，假文学媚人，发自己的牢骚。新文学的作品，大都是社会的；即使有抒写个人情感的作品，那一定是全人类共有的真情感的一部分，一定能和人共鸣的，决不像名士派之一味无病呻吟可比。新文学作品重在读者所受的影响，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将个人意见显出自己文才。新文学中也有主张表现个性，但和名士派的绝对不同；名士派只是些假情感或是无病呻吟，新文学是普遍的真情感，和社会同情不悖的。新文学和名士派中还有很不同的地方，新文学是积极的，名士派是消极的。新文学描写社会黑暗，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诗中多抒个人情感，其效用使人读后，得社会的同情，安慰和烦闷。名士派呢，面上看来确似达观，把人间一切事务，都看得无足重轻，其实这种达观不过是懒的结晶而已。

所谓“描写社会黑暗，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便正是写实主义者的描写的手法。

沈雁冰有一篇《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发挥了文学的积极性：

所以近来论坛上对于那些吟风弄月的，“醉罢美呀”的所谓唯美主义文学的攻击，是物腐虫生的自然的趋势。这种攻击的论调，并不单单是消极的，他们有他们的积极的主张：提倡激励民气的文艺。

我自然不赞成托尔斯泰所主张的极端的“为人生的艺术”，但是我们决然反对那些公然脱离人生的而且滥调的中国式的唯美的文学作品。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我们希望国内的文艺青年，再不要闭了眼睛冥想他们梦中的七宝楼台，而忘记了自身实在是住在猪圈里。我们尤其决然反对青年们闭了眼睛忘记自己身上带着镣锁，而又肆意讥笑别的努力，想脱除镣锁的人们，阿Q式的“精神上胜利”的方法是可耻的。

巴比塞说：“和现实人生脱离关系的悬空的文学，现在已经成为死的东西；现代的活文学一定是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的。”国内的文艺青年呀，我请你们再三的忖量巴比塞这句话！我希望从此以后就是国内文坛的大转变时期。

沈雁冰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及《社会背景与创作》，把这主张更阐发得明白：

真的文学也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我们现在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社会背景？应该产生怎样的创作？由浅处看来，现在社会内兵荒屡见，人人感着生活不安的苦痛，真可以说是乱世了；反映这时代的创作应该怎样的悲惨动人呀！如再进一层观察，顽固守旧的老人和向新进取的青年，思想上冲突极厉害，应该有易卜生的《少年社会党》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样的作品来表现它。……这样的反映时代的创作，现在还不能看见。不特大成功的没有，便连试作这企图的作品也少概见。在这一点上看来，似乎现在的创作家太忽略了眼前的社会背景了。……总之，我觉得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更应该注意这社会的背景。

——《社会背景与创作》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是他们共同的见解。“我觉得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更应该注意这社会背景”；以及《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里所说的“注意社会问题，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便是他们的宣言。（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里，也有这样的话，如：“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

他们曾在《小说月报》上出过“俄国文学专号”及“被压迫民族文学专号”。（？）并且他们在创作上也曾多少的实现过他们的主张。（以上据郑振铎《文学论争集》的“导言”，由编者加少许材料。）

主张文学应该“为人生”“为社会”的，还可举出以下几个人的文章。如耿济之在《前夜》的“序”上说：

文学作品的制成应当用著者的理想来应用到人生的现实方面。文学一方面描写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他方面从所描写的里面表现出作者的理想。其结果：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这才是真正文学的效用。

他主张在“描写的里面表现出作者的理想”了，已不赞成纯粹客观的“写实”。事实上这样的“写实”作品也是没有的。(www.xing528.com)

周作人在《新文学的要求》里，于解释“艺术派”“人生派”之后，“就取了人生的艺术派”，并且说“我们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

艺术派的主张，是说艺术有独立的价值，不必与实用有关，可以超越一切功利而存在。艺术家的全心只在制作纯粹的艺术品上，不必顾及人世的种种问题：譬如做景泰蓝或雕刻的工人，能够做出最美丽精巧的美术品，他的职务便已尽了，于别人有什么用处，他可以不问了。这“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固然是许多学问进步的大原因，但在文艺上，重技工而轻情思，妨碍自己表现的目的，甚至于以人生为艺术而存在，所以觉得不甚妥当。人生派说艺术要与人生相关，不承认有与人生脱离关系的艺术。这派的流弊，是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正当的解说，是仍以文艺为究极的目的；但这文艺应当通过了著者的情思，与人生的接触。换一句话说，便是著者应当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他对于人生的情思，使读者能得艺术的享乐与人生的解释。这样说来，我们所要求的当然是人生的艺术派的文学。在研究文艺思想变迁的人，对于各时代各派别的文学，原应该平等看待，各各还它一个本来的位置；但在我们心想创作文艺，或从文艺上得到精神食粮的人，却不能不决定趋向，免得无所适从。所以我们从这两派中，就取了人生的艺术派。但世间并无绝对的真理，这两派的主张都各自有它的环境与气质的原因；我们现在的取舍，也正逃不脱这两个原因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应该承认的。如欧洲文学在十九世纪中经过了传奇主义（即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两次的大变动，俄国文学总是一种理想的写实主义：这便因俄国人的环境与气质的关系，不能撇开了社会的问题，趋于主观与客观的两极端。我们称述人生的文学，自己也以为是从学理上立论，但事实也许还有下意识的作用；背着过去的历史，生在现今的境地，自然与唯美及快乐主义不能多有同情。这感情上的原因，能使理性的批判更为坚实，所以我们相信人生的文学实在是现今中国唯一的需要。

周作人不赞成“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一种坛上的说教”。实际上，文艺不但早为伦理的工具，而且向来作着“政治”的工具，原来就是“一种坛上的说教”。周作人这种“文艺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一直到现在并没有变更，而且有这种思想的也并不止他一人，如以后“新月派”的人们，“语丝派”的有些作者及“第三种人”等。不过先前那些人是以为文艺确可以不作什么的工具，因而那样主张；但一九三〇年以后，进步的文艺理论已经输入了中国，告诉了我们文艺究竟是什么东西了。既然知道了文艺向来作着什么的工具，而还装着不知道，骗人的说，文艺应该自由呀，独立呀，反对干涉文艺，利用文艺呀！那就不能与“五四”时代的人们相提并论了。

郑振铎当时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中也有与周作人相同的这种思想：“如以文学为传道之用，则一切文学作品都要消灭了。”他反对文学中的“教训主义”。固然狭义的“传道”和“教训主义”的文学是应该反对的。

我们要晓得文学虽是艺术，虽也能以其文字之美与想象之美来感动人，但却决不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反而言之，却也不是以教训，以传道为目的的。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泄于文字上的。它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它的使命，它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诗人把他的锐敏的观察，强烈的感觉，热烘烘的同情，用文字表示出来，读者便也会同样的发生出这种情绪来。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也无所为而读。——再明显的说来，便是：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是为宣传，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作者把自己的观察，的感觉，的情绪，自然的写了出来。读者自然的会受他的同化，受他的感动。不必，而且也不能，故意的在文学中去灌输什么教训。更不能故意做作以娱悦读者。……

如果作者以教导哲理，宣传主义为他的目的，读者以取得教训，取得思想为他的目的，则文学也要有加上坚固的桎梏的危险了。自然，文学中也含有哲理，有时也带有教训主义，或宣传一种理想或主义的色彩，但却决不是文学的原始的目的。如以文学为传道之用，则一切文学作品都要消灭了。因为文学是人的情绪流泄在纸上的，是人的自然的歌潮与哭声。自然而发的歌潮与哭声，决没有带传道的作用的。优美的传道文学可以算是文学，但决不是文学的全部。大部分的文学，纯正的文学，却是诗神的歌声，是孩童的，匹夫匹妇的哭声，是潺潺的人生之河的水声。

总之，娱乐派的文学观，是使文学堕落，使文学失其天真，使文学陷溺于金钱之阱的重要原因；传道派的文学观，则是使文学干枯失泽，使文学陷于教训的桎梏中，使文学之树不能充分长成的重要原因。我们要想改造中国的旧文学，要想建设中国的新文学，却不能不把这两种传统的文学观尽力的廓清，尽力的打破，同时即去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就是：

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

而沈雁冰在他们之中，主张究竟较为彻底，识见也较为进步的；如他倒想通过介绍西洋文学以“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这就承认文学是可以“传道”了。看他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里说：

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凡是好的西洋文学都该介绍，这办法于理论上是很立得住的，只是不免不全合我们的目的。虽则现在对于“艺术为艺术呢，艺术为人生”的问题尚没有完全解决，然而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我们应是不承认的。西洋最好的文学其属于古代者，现在本也很少有人介绍，姑置不论；便是那属于近代的，如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人生装饰观”的著作，也不是篇篇可以介绍的。王尔德的“艺术是最高的实体，人生不过是装饰”的思想，不能不说他是和现代精神相反。诸如此类的著作，我们若漫不分别的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于成就新文学的目的是太不经济的。所以介绍时的选择是第一应得注意的。

此外他当时在《文学与人生》一篇文章里，已把泰纳的《社会学的文学论》介绍进来了。他说文学与“人种，环境，时代”和“作家的人格”都有关系。除了“作家的人格”是他添的外，“人种，环境，时代”三个因素是泰纳用来解释文学的主要内容，也是泰纳学说的全部。这种“社会学的文学论”的思想，当时的创造社诸人无论，即在文学研究会范围内，大家也都不过了解得朦朦胧胧，仅仅知道“文学是人生的表现或社会的反映”而已。

他在《什么是文学》里又极力的反对颓废主义唯美主义和感伤主义：

颓废派在西洋文学中，自有相当的价值，不过国内青年却把他们和古来的名士风流的观念混合在一起，以致弄成了变相的洋装的名士风流了；一般年轻学子，喜欢研究文艺的人，多不拘小节，不肯节俭，欢喜挥霍，而又自叫穷苦，有意做成名士行为，这又何苦呢！还有所谓唯美派的，他们痛骂文学的社会倾向，以为是功利主义，是文学的商品化；他们崇拜无用的美，崇拜疏狂不羁的天才派的行为，在他们自己，以为这是从西洋来的新花样，不知其实已经落了中国古来所谓名士风流的窠臼了。更有甚者，满口艺术，满口自然美，满口唯美主义，其实连何谓美，何谓艺术，都不甚明了呢。

我又觉得现文坛上太多了感伤的作品，这是件可虑的事。一般青年的作品小说，多含着绝望的悲观。……中国现在正是伤感的时代，社会上可伤感的事情随时都有，接触太多，已成了时代的色彩，所以不以为奇了。青年中了伤感主义之毒的，往往有神经过敏之症，忽而乐观起来，就像天堂即在目前，忽而悲观起来，又像立刻会自杀。青年的心理如此，一半是时代背景所造成，一半也是伤感的文学作品所酿成的。而伤感的心理，便能造出伤感的文学，因果相循，纯粹的文学元气，就要受损了；而且伤感的文学在艺术上是没有地位的！如果我们永久落在伤感文学的圈子里面，那么，新文学的前途真可深虑呢。

他虽然也反对传统的“文以载道”，但是反对那所载的封建的儒家的“道”；与周作人不赞成“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和郑振铎的反“传道”反“教训主义”，都是不大相同的。不过他所反对得最厉害的，则是唯美主义与颓废主义；除了《什么是文学》和《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二篇差不多全是对这两种主义的攻击以外，还有一篇《杂感》，也是同一性质的文章，他在这篇末尾说：“青年文艺家！你们得从空想的楼阁中跑出来，看看你周围的现实状况，如果你不打算明天就死，你大概觉得这种的现实生活有点难堪吧！你也觉悟到现在这种政局和社会，不是空想的伤感主义的和逃世的思想所能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