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思潮近20年汇总：甲寅派与新文学运动评述

据“新文学大系”（郑振铎编《文学论争集》）所收存“甲寅派”的文字共有四篇，即《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答适之》都是章士钊（孤桐）作的；其余一篇则是瞿宣颖的《文体说》。《甲寅周刊》（即《甲寅续刊》）于一九二五年发刊，而章士钊的《评新文化运动》则早在一九二三年即先发表于上海《新闻报》，因无人理他，所以再登之于《甲寅》。这四篇文章的内容和“学衡派”诸公的意见差不多，不过说些白话如何不好，文言如何好，以及旧文化旧文学如何可贵，文化无所谓新旧……之类，再加上一些对于主张白话及新文化者的咒骂。文章是比“学衡派”作得更“古”了，也就是有些人所称赞的“合于逻辑”或者“模范的逻辑文”吧，而矛盾，不通和肉麻之处倒并不少。（见下）

胡适在《老章又反叛了》（一九二五年作，载《国语周刊》）说到章士钊（行严）的《评新文化运动》：

我们试翻开那篇文章看看。他骂我们作白话的人“如饮狂泉”，“智出英伦小儿女之下”，“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隳载道行远之业，……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这不都是悻悻然和我们生气吗？……他在《甲寅周刊》里早已屡次对于白话文学下攻击了。他的广告里就说：“文字须求雅驯，白话恕不刊布。”这真是悻悻然小丈夫的气度。再看他攻击白话文学的话：“白话文字之不通”，“陈源……喜作流行恶滥之白话文”，“文以载道，先哲名言。漱溟之所著录，不为不精，断非白话芜词所能抒发。近年士习日非，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梁任公献媚小生，从风而靡，天下病之。不谓漱溟亦复不自检制，同然一辞。”“计自白话文体盛行而后，髦士以俚语为自足，小生求不学而名家；文事之鄙陋干枯，迥出寻常拟议之外。黄茅白苇，一往无余，诲盗诲淫，无所不至；此诚国命之大创，而学术之深忧！”他这些话无一句不是悻悻的怒骂，无一句是平心静气研究的结果。有时候，他似乎气急了，连自己文字里的矛盾都顾不得了。例如他说陈源君“屡有佳文，余摈弗读，读亦弗卒，即嘻嘻吗呢，为之障也。”既“摈弗读，读亦弗卒”，章君又何以知是佳文呢？有“嘻嘻吗呢，为之障也”，而仍可得“佳文”的美称，章君又何以骂他作“恶滥之白话文”呢？这种地方都可以看出章君只闹意气，全不讲逻辑了。

涤洲在《雅洁和恶滥》（见《国语周刊》）里，批评到这“模范的逻辑文”：

古文和白话，那一种容易恶滥呢？我想恐怕还是古文吧？例如“万一钧座因而减膳，时局为之不宁；内伤燕廷知隗之明，外增七国诛错之号。钊有百身，亦何能赎？”“士钊侍执政之日长，可效之智不一，亦惟恳沛鸿施，暂期息事而已。”这些话何等肉麻！读了真要作“恶”！又如“家有子弟，莫知所出。……钊有三儿。即罹此困”。这几句妙文，就是要迁就那合乎义法（？）的古文句调，于是竟把“家里孩子没处上学”这一句话说成“不知自己儿子的准父亲”了！这古文是何等的误事！至于“已馁之鬼不灵，既锻之羽难振”这两句话，本是反复声明不得不辞职的理由；若没有辞职的决心，就不必说这么郑重的话。只因为文章要有几句对仗，嵌几个响亮字眼，于是不得不作这样两句骈文，顾不及将来变卦与否了。这岂不是古文易“滥”吗？

谈到“雅洁”，……即如孤桐总长停办女师大呈文中说，“诸生荒学逾闲，恣为无忌”；又说“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从而推波，伪托文明，肆为驰骋；谨愿者尽丧所守，狡黠者毫无忌惮”。这中间什么“逾闲”啦，“竟体忘形”啦，“尽丧所守”啦，闭目想想，他把女师大的学生说成什么样的人物？倘用白话，个个字要有一个明白的解说，大概不至于说出这样污蔑女子的不“洁”的话来吧？我想，他的良心或者未必愿意胡造这样的谣言，只因为又要摇头晃脑的过文瘾，就只顾了字面，忘了涵义了。所以平心而论，这雅洁二字，也是白话文容易办得到些。

于是我又想了：古文既有这么大的危险；社会上又已承认它不适于现代之用，何以这位先生偏这样拼命恭维，热心提倡呢？啊！有了！也许是这样：白话是“声入心通”，“尽人皆解”的，你说一句雅话，人家知道你在说一句雅话；你说一句丑话，人家听了你一句丑话。但你若说一句古文，那懂得的人就少得多了；少数懂得的人还要推敲你用字是否精练，揣摩你下笔是否合于义法。这样，至少可以分一部分咬嚼文章本质的精神，于是你就可以“恣为无忌”地到处拍马屁了。自己方面呢，口里说不出的话也可以下笔硬写，反正都还要翻译一回，怕什么？你想，“毁法辨”啦，“执政辨”啦，“朴壮生逸”的恭维啦，……倘若一一用白话说出来，我想谁也不至于那么厚脸皮吧！

涤洲的这些话不仅在说章士钊，实在也说明了文言文所以还能存在的理由以及它的“妙用”所在。

鲁迅在当时发表的《答KS君》（见《华盖集》）里，有这样一段话：

你这样注意于《甲寅周刊》，也使我莫明其妙。《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的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挦扯，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即如他那《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有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笔了。但比起何栻《齐姜醉遣晋公子赋》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来，就显得字句和声调都怎样陋弱可哂。何栻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钊的文章更于何处讨生活呢？况且，前载公文，接着就是通信，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了。我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实在没有过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借此可以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来开口。至于别的用处，我委实至今还想不出来，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倘要开头，他们还有一个更通古学，更长古文的人，才能胜对垒之任。单是现在似的每周印一回公牍和游谈的堆积，纸张虽白，圈点虽多，是毫无用处的。

章士钊的《评新文学运动》，内容如章氏自己所说：“右举各条。皆就胡君词中，稍稍论之，义取消极，辞止答辩。”乃批评胡适当时在武昌的一次演讲，并非对整个的新文学运动而言。所以，成仿吾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的《创造周报》上发表一篇《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说：“胡氏演词，仅胡氏一人之说，它的是否，还待研究，实不应据以为评新文学运动之对象。”这是说，章氏首先就把题目弄错了。

以下是成仿吾对《评新文学运动》的批评：

章氏这篇文章，在数目上虽仅寥寥数千字，而不通的地方却实不少。我现在按章氏本文的次第，就事实与理论两方面指摘他的误谬。

（甲）事实方面之错误

（一）章氏谓：“人性即兽性，其苦拘囚而乐放纵，避艰贞而就平易，乃出于天赋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劝而能者也。……胡君创为新文学，被荷如彼其远，而乃不言而人喻，能收大辩若嘿之效者以此。”

这是极端误解事实的话。……新文学运动所以动播甚速的原因是因为一般青年的心里，对于旧文学早有不满的念头，一部分早已使用白话，而他方面因为对于国事极端愤激的结果，认旧文学为衰弱的象征，不足表现生机勃勃的青年人的朝气，所以有人振臂一呼，遂不觉全国的青年都响应了。

（二）章氏谓：“以英人而治Chaucer即号难读，自非大学英文科生，解之者寥寥；吾则二千年外之经典，可得朗然诵于数岁儿童之口。韩昌黎差比Macaulay，而元白之歌行，且易于Byron，Shelley之短句，莎米更非其伦。死之云者能得如是之一境乎？且文言贯乎数千百年，意无二致，人无不晓，俚言则时与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诵习往往难通。”

这种说法直是诡辩。Chaucer诚不易解，然二千年外之经史，数岁儿童究能朗诵吗？纵能朗诵，究能理解吗？元白之歌行易于B、S之短句，亦不尽然。

（三）章氏谓：“一乡中其得层累而进之徒，较之前清赴省就学考试，洋洋诵其场作，自鸣得意者，数尤减焉。”

此亦与事实相反。纵有这种事实，也是教育没有普及的缘故，是一个纯粹的教育问题，与文言白话之争没有关系。

（四）章氏谓：“文言死于二千年前，是距今千九百年以至演义出版之日，中国无文化也。”

此千九百年不知是如何算出来的。这些地方虽然不关紧要，然也可看出章氏是信口雌黄，论理错乱。

（乙）理论上之误谬

（一）章氏以新文学之勃兴为避难就易之结果。旧文学对于现代的青年，确是困难的功课，然而我们在这地方还当考察下列的两点：

（A）古人创造文字之初，也是这样强人以所难能的吗？我们知道先有声音，没有文字。安知古人读书识字不是和我们今日读白话文一样容易的吗？

（B）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保留这困难的功课？

对于最后一点，章氏必曰：“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然而文言亦不过一种容器，假使我们把这些所谓国性群德，移植别种容器之中，那么，文言便不是绝对必要之物了。不仅不是绝对必要之物，而且假使我们理想的国语告成，文言直是不必要的赘累。我们在这过渡时期的人，处处受尽了这种二重人格的苦。使将来的青年可不再空费精力与光阴，去苦记一些无用的文字与无用的问法，实是我们应当努力做到的一大事业。所以章氏所谓避难就易，应当改为去繁务实。而且这种行为的动机，亦决不如章氏所言全是从兽性出来的，这里面的理性作用是很重要的。这种因时制宜的行为，实是我们民族自觉的一个证据，与章氏所盛称的古之圣人创为礼文的行为，同出一途，理无二致的。

（二）胡氏以旧文学为死文学，章氏为下定义谓：“凡死文学必要迹象与今群渺不相习，仅少数人资为考古而探索之，废兴存亡不系于世用者也。”若依章氏定义，则今日之文言实可以称为死文字。它的迹象有许多实在与今群渺不相习，仅少数人迷恋不舍，废兴存亡与世无涉。章氏又谓：“死之云者能得如是之一境乎。”章氏之意大约以为须有Chaucer与现行英文间之差，才可谓死。然而这未免把Chaucer时代的文字看得太难，把我们的文体之艰涩看得太易了。现在的青年读近代文，已经有点像读外国文要加注释，再过数年，章氏所谓“如是之一境”将更一天一天的显现起来了。那么，纵令旧文学现在还未尽死，然而它的死期真是指顾间事。其实，在文学内分死的活的，是极不容易而不妥当的事情，我们立刻可以碰着两个难问：

（A）希腊拉丁之文学，由文学的价值而论，究竟能不能说是死文学？

（B）Chaucer时代的文学，文体与现在的差异无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它视为仅仅字体上的蜕变？关于第一问，我们可以毫不迟疑的承认它们在文学上的价值，承认它们不是死文学。关于第二问，我们知道Chaucer的诗文是用Midland dialect写的，他的文字助长这种白话成为了英国的国语；他的文字好像很难，然而实是因为字体的变易很多之故。英国人称他为第一个近代的英国诗人，所以他的文学亦决不能定为死文学的代表。

其实，文学之死活，比较这种外形的问题，还有更重大的两点：

第一，在实用上能使大多数人理解而应用的才是活文学，否即是死文学。(www.xing528.com)

第二，在表现上常能供给新鲜的表现的，才是活文学，否即是死文学。

看明了这两点，旧文学的死活问题自然瓦解。章氏所谓：“二千年外之经典，可得朗然诵于数岁儿童之口，……且文言贯乎数千百年，意无二致，人无不晓，俚言则时与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诵习往往难通。”此皆不重事实的话；末了忽提出俚言，尤为诡辩。

此外章氏所言，如“文字限人之说，未或前闻”，及“世界语之无生气”等等，皆无稽之谈，不复多辩。不过后面对于胡氏的几句话，倒还说得爽直：“而又自相矛盾，以整理国故相号召，所列书目，又率为愚夫愚妇顽童稚子所不谙，己之结习未忘，人之智欲焉传。”关于这件事情，我们曾经屡次痛论。然而这是胡氏个人的行为，与新文学运动无涉。

从成仿吾这末段话看来。章士钊的反对，固恰如鲁迅在上面所说是文言白话之争的终结，不是争的开头；而新文学阵营内也已起了分化，胡适等其实已经投降了章士钊去整理国故去了，不过还想维持着他的白话文提倡者的光荣历史，于是懒洋洋的招架着章士钊说“老章又反叛了”。

章士钊还有一篇是《答适之》，就是对于胡适在《老章又反叛了》里面说他“悻悻”“小气”“怒骂”……等等的答复，辩明他其实是“垂涕泣而道之”，并非“悻悻”……云云。

对于瞿宣颖的《文体说》，荻舟在《国语周刊》上有一篇《驳瞿宣颖君〈文体说〉》，说：

读了第六期《甲寅周刊》登载的瞿宣颖君的《文体说》，很觉得好笑。国语运动经过了好几年，反对的理由仍然不外乎起初的那几种，这真足证明中国人思想的难得进步。（岂能料到这九年以后的一九三四年还有汪懋祖等又以和这差不多的几种理由来反对白话，提倡文言！——编者）本不想加以辩驳；但他既说了“好为捧心之妆，适以自翘其丑”的话，倒应当把那已经成了“老生常谈”的理由再摆出来，看看这两句考语究竟应属于那一方面：

（一）文言并不是古文；

（二）白话同文言一样有时代的变迁；

（三）白话不及文言的活泼而适用。

现在逐条加以讨论：

（一）……任凭瞿君怎样说文言不是古文，但他若肯用历史的眼光追溯上去，一定可以找到言文分歧的痕迹，一定可以知道古文就是古代的口语，一定可以明了文言就是古文，作文言就是想模仿古人的说话，只不过因受时代的牵掣，模仿得不能全然相同罢了。所以瞿君说文言并不是古文，乃是他不明白文言的起源，他没有历史的眼光。

（二）文言和白话同有时代的变迁，这是不错的。作文和说话都是要发表自己的思想情感，而自己的思想情感又决不能不受“风俗习尚之殊，事务制度之变”，等等环境的影响，决不能古今一致。但是我们要注意，文言的原祖本是古人的口语，而现在适合于时代的却是所谓“白话”。我们背逆着时代去模仿那已死的古人的语言，又终于跳不出那时代的高墙，仍不过作出些“民国十四年之文字”；它和白话所差的，只是白话可以自由的发表意见，它不能；白话有多数人看得懂的功用，它又没有：如是而已。

我们觉悟了文言只不过是模仿古人的语言，并没有什么大道理在内，所以主张活人要说活人的语言，没有模仿死人的必要。我们明白了现代的趋势，已不容我们只顾摇头晃脑地讽咏古文，应当腾出这种精神来研究一切有用的学问，好与世界各国相抗衡；所以主张要写那“得心应手”的白话。我们更痛恨这号称有四千年文明历史的古国，因为受了“文言”的拖累，害得那些“蚩蚩者氓”全没有一点常识，俯首贴耳地任贪官劣绅和帝国主义者来宰割；同时少数贵族式的文人，又成天价舞文弄墨地借着它作工具，“假公济私”，“谄上骄下”，……作出许多不要脸的勾当；以至于偌大的国家到今天几几乎在这世界上存留不住；所以我们主张改用白话，减少文字上的障碍，使教育易于普及，国民都可以得到相当的常识；同时一般知识阶级的人们，也可以腾出讽咏古文的时间，来做些有益于社会的工作。

（三）讲到这一点，我愿意先把瞿君赞扬文言的原文节录几句：

“缘其组织之法，粲然万殊，既适于时代之变迁，又便于个性之驱遣。……世间难状之物，人心难写之情，类非日用语言所能足用，胥赖此柔韧繁复之文言，以供喷薄。”

呵呵！好文言哪！你真是万能的法宝哇！可是我有点疑问：所谓“组织之法粲然万殊”是怎么个解释？是说文法上的组织吗？决不会有什么“万殊”。是说“作者之笔墨蹊径不同，靡不自成抒（？）轴，盖难概目为一体”吗？这是作者的作风关系，犹如说话时彼此口气不同一样；这在白话文中更加显著，如《呐喊》的作风决不同于《自己的园地》的作风，徐志摩先生的文章决不同于疑古玄同先生的文章。至于“适于时代之变迁”这句话，我不高兴在它的本身上加以辩论；我只说这不足为拥护文言的理由，因为瞿君在前一段已经明明白白承认白话也是随时代变迁的了。

我以为“世间难状之物，人心难写之情”，只有用日常语言才能表达出来。要是语言都不能表示的情感事物，那就再没有什么可以表达的好方法了。我没见过瞿君，不知道他谈话的时候，遇到难以形容的事物，怎样用“文言”去表示的。若据我自己的经验，总觉得“便于个性之驱遣”的还是白话。讲到“活泼”，笔下写的已经远不及嘴里说的那样活泼了。不过笔下写活语言，比较的还是活泼的；写死语言，则更僵死了。

以上叙述与“甲寅派”的论争既毕，现在引用郑振铎在编“新文学大系”的《文学论争集》里所作的“导言”里面几段话，作为这一论争的结语：

“甲寅派”这次的反攻，并不是突然的事，而是自有其社会背景的。“五四运动”的狂潮过去之后，一般社会又陷于苦闷之中。外交上虽没有十分的失败，而军阀的内哄，官僚的误国之情状，却依然存在。局势是十分的混沌。一部分人是远远的向前走去了。抛下新文学运动的几个元勋们在北平养尊处优的住着；有几个人竟不自觉的挤到官僚堆里去。

新文学运动在这时候早已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之中，而“甲寅派”却只认识着几个元勋们，而懒洋洋的在向他们挑战。而这种反动的姿态，却正是和军阀官僚们所造成的混沌局势相拍合的。章士钊也便是那些官僚群中的重要一员。

胡适写了一篇《老章又反叛了》，吴稚晖也写了一篇《友丧》，也都是懒洋洋的在招架着他的。根本上不以他为心腹之患。倒是《国语周刊》的几位作者，却在大喊着“打倒这只拦路虎！”（这是用的健功作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因《甲寅周刊》封面画一只虎，即鲁迅所谓“老虎报”者。——编者）

这一场论辩，表面上看来是很起劲，其实双方都是懒洋洋的，无甚精彩的见解，有许多话都是从前已经说过了的。

终于他们是联合成了同一群。在这时候，白话文言的问题，已不成其为问题了。成问题的乃是别一种更新的运动。这新运动的出现威胁着官僚军阀们乃至准官僚们，知识分子们，联合成为新的一个集团。故对于白话文言之争的事，立刻也便浑然的忘怀了，不再提起了。

这可见这一场的争斗，双方都不是十分有诚意的，都只是勉强的招架着的。

真实的冲突，却是语丝社和章士钊，及现代评论社的争斗。那倒真是货真价实的思想上的一种争斗。不过已不是纯然的关于文学方面的问题了，故这里也便不提。

这以后，便进入另一个时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一个时期。

“五卅运动”在上海的爆发，把整个中国历史涂上了另一种颜色，文学运动也便转变了另一个方面。

以另一方式来攻击，来破坏传统的文学乃至新的绅士文学的运动产生了。又恢复了“五四运动”初期的口号式的比较粗枝大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的情态。新文学运动的“第一个十年”便终止于这样的一个“革命时代”里。

这就是“五卅”以后的“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但在这一新的运动未起以前，与“学衡派”和“甲寅派”论争的同时，有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人生”和“为艺术”的辩论，在新文学的阵营内倒是带着进步性的发展的。我们在下章就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