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改良论》等五篇文章中的学衡派及其观点

据《中国新文学大系》和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二书所搜集的所谓“学衡派”在当时的反对的文章，有《中国文学改良论》、《评〈尝试集〉》（均胡先骕作），《评提倡新文化者》、《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均梅光迪作），《论新文化运动》（吴宓作）共五篇。除胡作为就文学范围说话外，梅吴二人文章不过以“反进化论”的思想咒骂“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化运动者”之余，主张文学应该“摹仿”而已，实在“不值一驳”。如：

一曰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

二曰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既讥他人为模仿家，而吴宓倒主张文学应该模仿；见下。——编者）

三曰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

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政客也。……

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国名家（如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及文学评论大家韩士立Hazlitt）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且谓西洋近世文学，由古典派而变为浪漫派，由浪漫派而变为写实派，今则又由写实派而变为印象，未来，新浪漫诸派。一若后派必优于前派，后派兴而前派即绝迹者。然此稍读西洋史，稍闻西洋名家诸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国人童呆无知，颠倒是非如是乎！……今之主文学革命者，曰文学之旨，在发挥个性，注重创造，须“处处有一个我在”，而破旧时模仿之习。易词言之，则各人有各人之文学，一切模范规律，皆可废也。然而彼等何以立说著书，高据讲席，而对于为文言文者，仇雠视之，不许其有我与个性创造之自由乎！

——梅光迪作《评提倡新文化者》

彼等之言曰，“顺应世界潮流”，“应时事需要”，其表示心迹，亦可谓直言无讳矣。豪杰之士，每喜逆流而行，与举世为敌，所谓“顺应世界潮流”，“应时事需要”者，即窥时俯仰，与世浮沉之意，乃懦夫乡愿成功之秘术，岂豪杰之士所屑道哉！今之“世界潮流”，“时势需要”，在社会主义白话文学之类，故彼等皆言社会主义白话文学。使彼等生数十年前，彼且竭力于八股与“黄帝尧舜”之馆阁文章，以应当时之潮流与需要矣。夫使举世皆以“顺应”为美德，则服从附和，效臣妾奴婢之行，谁能为之领袖，以创造进化之业自任者乎！（这似乎又承认有“进化”“创造”了。——编者）

——梅光迪作《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

今即以文学言之：文学之根本道理，以及法术规律，中西皆同。细究详考，当知其言。文章成于模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前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模仿而出者也。……

即彼新文化运动之所主张，实专取一家之邪说，于西洋之文化，未示其涯略，未取其精髓，万不足代表西洋文化全体之真相。……

——吴宓作《论新文化运动》

胡先骕在一九一九年（“五四”前）发表其《中国文学改良论》于《南京高等师范日刊》。名为“中国文学改良论”，其实自己毫无改良的主张和办法，只是与白话文学吵嘴。而且意义文词，都嫌笼统，不着边际。总其要义，不过是说，一，白话不能代替文言，二，语文不应合一。

且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且诗家必不能尽用白话，征诸中外皆然。……且无论何人，必不能以俗语填词。……

白话既不能“说理”，“作诗”，“填词”矣，他并且说文言其实也并不怎样艰深难学：

且古人之为文，固不务求艰深也。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今试以《左传》、《礼记》、《国语》、《国策》、论、孟、史、汉观之，除少数艰涩之句外，莫不言从字顺，非若“书”之《般庚》、《大诰》，《诗》之雅颂可比也。至韩欧以还之作者，尤以奇僻为戒，且有因此而流入枯槁之病者矣。此等文学，苟施以相当之教育，犹谓十四五龄之中学生不能领解其义，吾不之信也。进而观近人之著，如梁任公之《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噶苏士传》，何等简明显豁，而亦不失文学之精神。下至金圣叹之批《水浒》，动辄洋洋万言，莫不痛快淋漓纤悉必达，读之者几于心目十行而下，宁有艰涩之感。又何必白话始能达意，始能明了乎。凡此皆中学学生能读能作之文体。非乾凿度《穆天子传》之比也。若以此为犹难，犹欲以白话代之，则无宁铲除文字，纯用语言之为愈耳。

他主张语文不应合而为一，否则不但我们看不懂古人的书，将来的人也看不懂我们的书；如此，既不能接受文化遗产，新的文化也就不能“脱胎”了。其理由如下：

且语言若与文字合而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而变。……向使以白话为文，随时变迁，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此正中国言文分离之优点，乃论者以之为劣，岂不谬哉。且《般庚》、《大诰》之所以难于《尧典》、《舜典》者，即以前者为殷人之白话，而后者乃史官文言之记述也。故宋元语录与元人戏曲，其为白话大异于今，多不可解。然宋元人之文章则与今日无别。论者乃恶其便利，而欲故增其困难乎？抑宋元以上之学已可完全抛弃而不足惜，则文学已无流传于后世之价值，而古代之书籍可完全焚毁矣。

……人之异于物者，以其有思想之历史，而前人之著作，即后人之遗产也。若尽弃遗产，以图赤手创业，不亦难乎！某亦非不知文学须有创造能力，而非陈陈相因，即尽其能事者。然亦非既能创造，则昔人之所创造，便可唾弃之也。故瓦特创造汽机，后人必就瓦特所创造者而改良之，始能成今日优美之成绩。而今日之汽机，无一非脱胎于瓦特汽机者，故创造与脱胎相因而成者也。吾人所称为模仿而非脱胎；陈陈相因，是谓模仿，去陈出新，是谓脱胎，故史、汉，创造而非模仿者也。然必脱胎于周秦之文；俪文创造而非模仿者也。亦必脱胎于周秦之文；韩柳创造而革俪文之弊者也，亦必脱胎于周秦之文。他若五言七言古诗，五律七律乐府，歌谣词曲，何者非创造，亦何者非脱胎者乎，故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事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如斯始可望其成功。故俄国之文学，其始脱胎于英法，而今远驾其上，即善用其古产，而能发扬张大之耳，否则盲行于具茨之野，即令或达，已费无限之气力矣。故居今日而言创造新文学，必以古文学为根基而发扬光大之，则前途当未可限量，否则徒自苦耳。(www.xing528.com)

以上所引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中三段主要意见，罗家伦在《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刊一九一九年五月《新潮》）里均有详细评驳。如关于第一段白话文不能“说理，作诗，填词”，罗家伦说：“以白话文来表现批评人生，传布各种思想，真可以无微不到；以艺术而论，亦非第一流的艺术家莫办。胡君乃反谓其不能讲学理，我真百索不解。”“白话可以把人生表现批评得真切，而且声韵亦近自然：白话诗可以比文言诗好，自无疑义”；既然可以为诗，当然也可以代替词了。

关于第二段，罗家伦说：

今试分析胡君此段大意，约有两层：一，大家应该作韩欧以还八大家及桐城派的文章；二，此而不得，则亦当作《新民丛报》一派的文章，但是决不可以作白话。

胡君这两层意思，都是以为我们用白话文的目的，不过避难就易；今且就这两条意见而论：第一，文学最重要的体用，既是表现批评人生和传布最好的思想；今就前项而论，则韩欧八家，以及桐城派的不足以充分表现批评人生，已于那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作）中说得清清楚楚；就后项而论，则古文不能说理，非用白话不可，已有宋明诸儒的语录为证；而且曾国藩也说“古文无所往而不宜，惟不宜于说理”，曾氏的确“寝馈于”古文多少年，也算百余年来古文里杰出的人物，还说这句话，今胡君若是以为古文说理也宜，那胡君的古文程度，想必比曾氏还深了！

第二，《新民丛报》一类的文字，所以不及白话文的地方，有最大两种：（一）不以语言为根据，所以表现批评人生，不及白话文的真；（二）浮词太多，用来说理，不及白话文的切。总之这是一种过渡时代的文体，开始创造的梁任公先生，前次同我一位朋友谈起从前《新民丛报》里的著作，自己再三劝人莫提。现在梁先生自身作白话文已经许久，创作的人倒已经改了，胡君却劝人来学他的往辙，岂非怪事。

关于第三段，罗家伦说：

这一段文章，是一般“烧料国粹家”所击节叹赏的。照他的原意分析起来，约有三层大意：

（一）白话文容易变迁，不便后世；

（二）作白话文不能保存古籍；

（三）凡事只有“脱胎”，没有“创造”。

今先请就第一层而论。胡君以为白话变迁不定；一有变迁，后人完全不懂，则此日之文化全失，所以白话绝对不能作。这话似乎虑得周到，但是实在是“空着忙”。请问胡君知道凡事进化的阶段吗？语言的进化，是否今天用这种，明天忽而就全体改变得了吗？这种语言，或文字，若是完全适用，继起者自然能够保存。若是有不完备的地方，继起者当然能去改良；改良之后，自然有较良的保全存在。若是不适用，则胡君又何能强继起者以保存呢？若是专为后代考古家设想，则请问胡君还是现代人类的利害要紧呢？还是将来考古家的利害要紧呢？……宋元语录与元曲中虽有难懂之处，要亦极少，而且无害大意。现在看宋元诸家的语录和《元曲选》的人正多得很呢？想胡君亦有所闻。国语尚未成立，而白话文学保持至今，还有这样的成绩，实在难得。

第二层，胡君以为作白话文不能保存古籍。不知道作白话文是一件事，考古又是一件事。两个问题不一样，决不可合为一谈。请问胡君我们是为人生而有的，还是为考古而有的？（编者觉得在此地应该补充几句：“考古的人仍可继续研究古文，作古文，不预备考古的大多数人，不必跟着受罪。”）

第三层，只有脱胎没有创造的话，一般脑筋不清楚的人听了颇为点首。按照道理一想，实在是说不过去的。胡君所谓“创造”同“脱胎”的真正分别是什么呢？胡君谓“推陈出新，是为脱胎”；而对于“创造”，并没有定义。看“若尽弃遗产，以图赤手创业”一语，似谓“创造”系无中生有。如此则“创造”与“脱胎”的性质绝对不相谋。一件事有“创造”就不能有“脱胎”，有“脱胎”就不能有“创造”。而胡君论文，又谓“何者非创造。何者非脱胎”。这种惝恍迷离，各不相谋的话，律以逻辑，只有一笑。请问胡君现在科学上的所谓“创造”，是否绝对的无中生有，如宗教家所谓“上帝口里说有光就有了光”一样？……我们的“创造”学理，既以进化学说为根据，则自不能不用已有的材料。“用已有的材料方可从事创造”一句话我们是承认的。我们同胡君主张不同的地方，只是胡君所注重的仅是这句上半句“已有的材料”，而攻击我们“创造”；我们则注重下半句“从事创造”，当然以已有的材料为用。我以为没有创造，就没有自动的适合；人生当专守着已有的材料去等被动的适合；人类的文化也就危险了！有人以为我们创造新文学不用文言，就是不用已有的材料。这话真不值一驳。近代日日所用的白话不是已有的材料吗？文言以外就没有创造文学的材料吗？“略知世界文学潮流”的人，也不说这样的幼稚话！

胡君以“俄国之文学出于英法而今远驾其上”，诚然诚然。但胡君此语，适足以证明文学创造之功；因为俄国人受英法文学精神影响之后，就发生一种觉悟，用他们本国的白话，去创造了现在的新文学。这个情形，正同我们现在的文学革命一样。总之，人类文化是大公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原是不足为耻的事，中国这次文学革命，乃是中国与世界文学接触的结果，文学进化史上不能免的阶段，请大家不要少见多怪吧！

此外胡先骕在《评〈尝试集〉》里有一段说：

胡君创白话诗与白话文之理由：以过去之文字为死文字，现在白话中所用之文字为活文字；用活文字所作之文学为活文学，用死文字所作之文学为死文学。而以希腊、拉丁字以比中国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国白话；以自创白话文以比乔塞（Chancer）之创英国文学，但丁（Dante）之创意国文学，路德（Luther）之创德国文学。以不相类之事，相提并论，以图眩世欺人而自圆其说，余诚无法以谅胡君之过矣。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德法，外国文也；苟非国家完全为人所克服，人民完全与他人所同化（“与”字“所”字皆依原文），自无不用本国文字以作文学之理。至意大利之用塔斯干方言之国语之故（“国”字上“之”字依原文，胡适改作“为”字），亦由于罗马分崩已久，政治中心已有转移，而塔斯干（Tuscany）方言已占重要之位置，而有立为国语之必要也。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德法文，恰如汉文与日本文之关系。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学，其谁能指其非？胡君可谓废弃古文而用白话文，等于日人之废弃汉文而用日本文乎？吾知其不然也。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答复道：“其实胡适的答复应该是‘正是如此！’中国人用古文作文字，与四百年前欧洲人用拉丁文著书作文，与日本人作汉文，同是一样的错误，同是活人用死文字作文学。至于外国文与非外国文之说，并不成问题。瑞士人，比利时人，美国人，都可以说是用外国文字作本国的文字；但他们用的是活文字。故与用拉丁文不同，与日本人用汉文也不同。”

总观“学衡派”无论对于中国文学或西洋文学的主张，大有“古典主义”者的口吻，其站在守旧的立场，反对此次资产者的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也很有点“古典主义”的气息；可惜因为只是代表旧势力的最后挣扎，未能像西洋似的形成一种“古典主义”的文艺思潮，而且也没有什么作品。否则《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内容，将是“古典主义”的“学衡派”，“浪漫主义”的创造社，“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的排列下去（同时林琴南和章士钊也就都可以算是“古典派”吧？），那规模和次序也将与《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差不多了。但倘说新文学运动以前的二千年来的旧文学，是“古典文学”，也可以吧？不过那已经不是本书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