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一四年《新青年》发刊，反对儒家的旧伦理旧思想；至一九一七年胡适陈独秀反对古文提倡白话文以来，代表封建文化势力表示反对的，最著名的是当时古文家林纾（琴南）。他先在《新申报》上作小说痛骂北京大学的人。如《妖梦》一篇，用元绪影北大校长蔡元培，陈恒影陈独秀，胡亥影胡适；内容龌龊，有失学者器度，现在可以不引。还有一篇《荆生》，写田必美（陈）金心异（钱）狄莫（胡）三人聚谈于陶然亭，田生大骂孔子，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隔壁一个“伟丈夫”——
趫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椎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蝟，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
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这篇小说的末尾有林纾的附论，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这话说的很可怜。当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来作荆生，但荆生究竟不可得。结果还是林琴南自己出马了。于是他先作了一篇《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重要的主张是：“即谓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实则此种教法，万无能成之理：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其实不必等到“百年”，林纾自己已经迫不及待的来“正其非”了。遂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写信给蔡元培，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致蔡鹤卿太史书》。蔡作《复林琴南书》答他。这两书是代表当日“新旧之争”的重要文献。林书说：
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弟年垂七十，富贵功名，前三十年视若弃灰；今笃老，尚抱守残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弟闻之失笑。任公非劣，何为作此媚世之言？马班之书，读者几人？将不革而自革，何劳任公费此神力？
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英之迭更累斥希腊拉丁罗马之文为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虽躬负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国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
且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则凡京津之稗贩皆可用为教授矣。若《水浒》《红楼》皆白话之圣，并足为教科之书，不知《水浒》中辞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编》，《红楼》亦不止为一人手笔；作者均博览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若化古子之言为白话演说，亦未尝不是。按《说文》“演，长流也”，亦有延之广之之义，法当以短演长，不能以古子之长演为白话之短。……
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此书上后，可以不必示复；唯静盼好音，为国民端其趋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万死万死！林纾顿首。(www.xing528.com)
蔡元培复书说：“原公之可责备者，不外两点：一曰‘覆孔孟，铲伦常’，二曰‘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请分别论之。”于是先辩述大学讲义并无“覆孔孟”之说，“若大学教授，于学校以外，自由发表意见”，则“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悉听其自由发展”。何况“《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次察‘铲伦常’之说”，详述无论学校教科或大学教员在校外发表的言论，均无不合情理的“铲伦常”的主张。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果是否能达古书之义？（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申述的结果是“大学并未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讲解古书，非用白话不可，白话当然能达古书之义”。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仅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中宝玉黛玉相埒，其言果有价值欤？熟读《水浒传》，《红楼梦》之小说家，能于读《水浒续传》、《红楼复梦》等书以外，为科学哲学之讲演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览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明诸君；公何以证之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
蔡元培已经和胡适的偏重白话文的形式不同，他说“若内容浅薄”，即使是“漂亮之京话”，也没有什么价值了。至于“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我看倒不一定“亦并不能为白话”！现在虽然也还有不少人主张“要想白话文作好，须文言文有根底或先读一些古文”，抱着和林琴南一样的见解；然而古文的章句词汇的不足表现现代生活的一切，已是众人周知的事实，除了使白话文部分的文言化以外，我们在文言文里能学些什么呢？何况“内容决定一切”（形式也能影响内容），我们现时代的“内容”已经不是古文时代的了。
譬如鲁迅在《写在〈坟〉后面》就说过这样的话：
有些人却道白话文要作得好，仍须看古书。……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也说起要作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作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但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
不过蔡元培也极力主张白话，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国文部演说：“我们中国文言同拉丁文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不改为白话。……虽然现在白话的组织不完全，可是我们决不可错了这个趋势。”又在女子高等师范讲演《国文之将来》说：“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有人说：文言比白话有一种长处，就是简短，所以省写读的时间；但是脑子里翻译的时间，可以不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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