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上面“反文言文的不彻底”,已经种下白话文不能与口语接近的根源;但那是属于消极的破坏方面的成绩,现在再来看看白话文的积极的建设的理论:
这可以拿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来做代表。现在先来节录他的原文:
有些人说:“若要用国语作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呢?”我说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语言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就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这话初听了似乎不通,但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国语的小说,诗文,剧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作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
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作白话的文学。我们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它;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造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预备的方法约有二种:
(甲)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www.xing528.com)
(乙)用白话作各种文学。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文作文:无论通信,作诗,译书,做笔记,作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作。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白话文建设的理论,表现出了怎样的弱点:
他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同时认为国语的文学就可规定“真正的国语”。但是怎样创造国语的文学呢?就是“从《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书学来”。不单是这一些书,就连唐宋的白话诗词,宋儒语录,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都是“模范的白话文学”。那么,他的白话能“白”到怎样程度,“如话”到怎样程度,已经不用说了!所以,白话文不能接近口语,实在是必然的事。
他既认定“水浒”,“西游”式的白话为唯一的“模范”,自然就完全忽视了当前通行的“口语”;可是另一方面,对文言文却还念念不忘。他说了“尽量采用《水浒传》,《西游记》……的白话”之后,接着就说“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当前通行的口语(今日的白话)对于白话文,只与文言站在同等的“补助”的地位;那么,白话文的脱离大多数人口里的“话语”,而趋于文言化,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据以上一、二、三、四、五各项看来,“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虽然有它不可泯没的功绩——在形式方面的反封建的解放斗争上,表示了前进;但在思想内容上则表现着模糊或朦胧。即在形式方面,也流露出非常动摇,游移和妥协的态度。这结果,一方面是给文言文留下了许多地盘,而另一方面,却在白话文内部也混进了文言文的成分。这就是以后“白话文言化”和一九三四年汪懋祖等的“文言复活”运动的根源,而这根源正是“五四”时代白话文运动者有意无意的种下的。虽然除此以外也还有它的封建残余的社会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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