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今古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
（乙）成语。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如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www.xing528.com)
胡适这种主张，表示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的文言文的影响，流露出游移，动摇和妥协的态度。“不用典”一项，原是反文言的很重要的一项，可是他首先就划出五种，说是“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既是可用可不用，那当然不在“不用”之列。接着，讲到狭义的典，在说了“吾所主张不用者也”之后，立刻又转了一个弯说：“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这样一来，直把“不用典”变成为不是反对用典，反而主张用典了——用典须工，拙者当痛绝之。
其次，在“七曰不讲对仗”里，胡适说：
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乎其大者”，不当枉费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这样，“有废骈废律之说”，并不是因为骈律根本要不得，只是因为暂时管不到罢了。于是，“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的让步说法，自然不足惊奇了。
还有，胡适曾作过一篇《白话解》，解释白话的意义说：“白话但须‘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字眼。”“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这样说来，自然唐诗宋词，宋儒语录，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都是“模范的白话文学”了。更何况《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呢？
这样，不单有意无意的给文言文留下许多地盘，同时使白话文本身连“如话”的地步都做不到，反夹杂着许多文言文的毒素，埋下了白话文“文言化”的根源。
（关于“不用典”，钱玄同在当时虽有和胡适相反的主张：“以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然只此一项亦不足表示当时白话文运动者“反文言文”的“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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