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思潮：写实主张与社会思想

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除了所揭举的“三大主义”，表示了主张“写实文学”和有点朦胧的社会思想倾向外，并说：

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共同之缺点也。

他所反对的是这种不以“人生”“社会”为内容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他所提倡的是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但未曾指出这三种文学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所以显得有些笼统。

胡适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讲到“收集材料的方法”云：

中国的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志，寿序，家传之外，几乎没有一毫材料。因此，他们不得不作那些极无聊的“汉高帝斩丁公论”，“汉文帝唐太宗优劣论”。至于近人的诗词，更没有什么材料可说了。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留学生，女学生之可作小说材料者，亦附此类。）除此以外，别无材料。我以为将来的文学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约如下：

（甲）推广材料的区域　官场，妓院与龌龊社会三个区域，决不够采用。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之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

（乙）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　现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关了门虚造出来的，或是间接又间接的得来的；因此我们读这种小说，总觉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痒的，没有一毫精彩。真正文学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个根底，不能做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www.xing528.com)

这是胡适在当时发表的几篇重要文献里，所仅有的对于社会生活的注意；然而仅止于叫人向社会各方面去取材料，连陈独秀的朦胧的社会思想也没有的。虽然在他后来的作品《尝试集》里倒有了肤浅的人道主义的社会思想了。

稍稍补充了陈独秀的朦胧的社会思想，并较具体的说明了“人道主义”文学的，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周作人发表的《人的文学》：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不免觉得失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吗？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

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二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混，其实却大有分别。譬如法国莫泊桑的小说《一生》，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库普林的小说《坑》，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些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

周作人在当时虽然不知道达到“人的理想生活”的方法（他以为是“可惜知道的人还少”，所以“不能立地实行”），但他的社会思想已显然是“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的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里是可以看出来的。

他对于人道主义文学的解释，纯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立场上，不是彻底解放人类的文学思想：他反对不把人当作人的封建思想和吃人的礼教；他反对以游戏的态度，无批判的描写封建社会的糜烂生活，也就是非人的生活的《肉蒲团》和《九尾龟》。但是莫泊桑的《一生》和库普林的《坑》，又岂是有正确的思想或世界观的作品呢？周作人在当时当然不会知道。不过他对于文学的这种意见，在那时已经是较具体较进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