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反文以载道与封建思想的抵制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里批评韩昌黎“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云：

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亦有同样主张：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

（二）思想——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之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夐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www.xing528.com)

在陈独秀的解释，所谓“文以载道”是“代圣贤立言”，是“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当然是封建的旧思想无疑。至胡适的“非古人‘文以载道’之说也”，虽未明说他所反对的“道”是什么东西，但也不难推知和陈独秀的所指是一样的。

“文以载道”的“道”，如是封建的旧思想，是当然应该反对的；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主要思想内容也就是反对这些。但若根本否认“文以载道”四字的意义，不了解任何时代的文学，必不可避免的都“载”了那时代的“道”，而主张“文”不应该“载道”，应该“言志”，以为“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吾辈心灵所至，尽可随意发挥”（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那就开近数年林语堂等“性灵”小品之先河，是昧于“载道”“言志”同为文学所具有；而且是玩物丧志的小摆设式的“性灵”小品之“始作俑者”了。

“文以载道”，既为任何时代的文章或文学所不免，我们看看历代古文或文言文，又何尝不“载道”，何尝“言之无物”呢？胡适解释他所谓“物”就是“情感”和“思想”，并没有一字说明这“情感”和“思想”的时代的性质。其实，许多古文或文言文的作品，何尝没有“情感”和“思想”呢？不过那些作品里面的“情感”和“思想”都是陈旧腐败的封建遗物罢了！“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的中心的意义，应当是肃清文学内容上的封建遗物——陈旧腐败的情感和思想，灌输富有时代意义的新的情感和思想。所以，“言之无物”的“物”，应当不是空空洞洞的“情感”和“思想”，而是富有时代意义的新的“情感”和“思想”。

胡适这种对于旧文学的思想内容之朦胧的不明确的认识，也见之于他的“八不主义”中的第二条——“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里面。他解释“无病呻吟”就是“痛哭流涕”的“牢骚之音，感喟之文”；可是对这“牢骚”“感喟”的社会根源，却完全没有提到。其实，文言文“无病呻吟”的症结并不在“牢骚”“感喟”，而在腐烂的封建意识；“无病呻吟”的空洞，完全是充满了封建意识的结果。所以，仅说不“无病呻吟”，不“牢骚”“感喟”，而不指明它的社会根源，结果是不能触到问题的中心，也不能真正的解除这种症结的。

综观胡适的“八不主义”，除了以上所说的第一第二两条（一、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是关于内容方面的改革，显示了模糊朦胧的认识外；其余六条都是属于形式方面的，也表示了妥协不彻底的态度。这留待下面讲“形式方面”的二段里再说。所以，胡适在这次文学革命运动中，只能算是“形式主义者”的“白话文提倡者”。这不仅因为他对于思想内容的无视，也由于像在上面所说过的他只看见历代文学的文言白话的形式的对立。然而，即此也有他的历史的价值和功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