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中国文艺思潮的对立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正当一部分落伍者去“整理国故”，一面应付“学衡派”及章士钊进攻的期间，国外资本主义各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正源源的输入了进来。这影响，就形成了“为人生的”“写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与“为艺术的”“浪漫主义”的创造社的对立。当然除了这外来的影响以外，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急遽的复杂的不平衡的发展，也是主要的原因；与欧洲的“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发生的社会背景，也大致相像。写实主义暴露现实，浪漫主义否定现在，理想未来；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虽取径不同，其反封建和反不合理的现社会则一。犹之欧洲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同为资产者社会的文学，其创造方法不同一样。而此二大文学团体，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建设，都尽了很好的努力；对于后起作家和中国社会改造运动，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兹分别略述如下：

（一）文学研究会

一九二〇年郑振铎、耿济之等在北京计划组织一个文学团体，出版一文学杂志，发表创作，介绍西洋文学，整理旧文学。适商务印书馆编译馆所长高梦旦北来，郑耿等在蒋百里处与之谈及此事，高亦颇赞成。后商务董事长张菊生亦北来，又言此事，始决定将商务所出之《小说月报》改组，尽量登载新文学作品，但名称则不改。同年十一月廿九日在北京大学开第一次文学研究会筹备会，讨论组织办法。公推郑振铎起草文学研究会会章。十二月四日在耿济之家开第二次筹备会，公推周作人起草宣言。发起人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共同列名。至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在北京的中山公园内来今雨轩开正式成立大会。《小说月报》改组后，由文学研究会会员沈雁冰主编，郑振铎则为之在北京集稿。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文学”，提倡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如郑振铎的《新文学观的建设》和沈雁冰的《什么是文学》，大意都主张：“文学是人生的自然呼声，人类情绪流泄于文字中的；因此，我们反对‘文以载道’，同时也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文艺的对象，应该是被侮辱与被践踏者的血和泪！”文学内容应采用有意义之社会题材，不应写身边琐事；应苦心创作，不应凭灵感随笔挥洒。

文学研究会在当时提倡“为人生的艺术”，虽得到无数人士和青年的拥护，同时也遭到几方面的反对：一、为创造社，后面再说；二、是留学英美的绅士派；三、是《礼拜六》派。绅士派以为文学是用以供绅士淑女的消遣的，对于“被压迫者的血和泪”的口号，不但觉得有失文学的尊严，并且颇为恐悸——恐其“引人误入歧途”。当时吴宓即作有文章，言真不知为何有人竟喜描写下流社会。《礼拜六》派可以说是封建文艺的代表，《红玫瑰》，《红杂志》，《紫罗兰》均属于此派，而以《礼拜六》的资格为最老。这类杂志所登载的小说约有三类：一、黑幕小说，专以揭发人之阴私为主；二、鸳鸯蝴蝶派小说，以骈四俪六的文章，叙述红男绿女的爱情；三、笔记小说，千篇一律，文字模仿《聊斋志异》。《小说月报》常载攻击《礼拜六》派的文章，商务虽因专出此类杂志之书商的提出反对，而将沈雁冰调往“国文部”，继任编辑郑振铎，对《礼拜六》派仍继续抨击，彼辈亦无可如何。

文学研究会在当时并无严密组织，凡是赞成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人，几乎都可以加入作会员；故在各大文化城市都有分会，成一大规模的文学组织。后因会员思想渐渐分化，周作人、俞平伯等组织“语丝社”，后称“语丝派”；徐志摩则成为“新月派”之台柱；仅余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维持此团体的生命。以后此会即无形中解消。《小说月报》于“一·二八”后亦未再出版。

（二）创造社

创造社为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几位留日学生所组织。一九二〇年正式成立，但到一九二二年五月始出版《创造季刊》，后又刊行《创造周报》和《创造日》。他们的文学主张开始与文学研究会相反：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反对“为人生而艺术”；主张唯美主义，反对功利主义；倾向浪漫主义，反对自然主义写实主义。

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中说：

至今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纵或它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而它所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慰安，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

他又在《真的艺术家》中说：

真的艺术家只是低头于美，他的信条是美即善即真。他所希求的是永远，他所努力的是伟大；名利不能动他的心，更不足引他去追逐。(www.xing528.com)

他们又主张“自我表现”，以为作品即是作者的自叙传。如郁达夫在《六七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1]里说：

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客观的态度，客观的描写，无论你客观到怎样的一个地步，若真的纯客观的态度，纯客观的描写是可能的话，那艺术家的才气可以不要，艺术家存在的理由也就消灭了。

他们以为文学的产生，基于灵感；有灵感始能写出好作品。又崇拜天才，以为有价值的作品，惟天才始能作出；至于注重结构，布局，剪裁等等，乃为非天才者所做的蠢事。

《创造季刊》一出版，对于文学研究会即采挑战的态度，指斥文学研究会垄断文坛；其实不然，茅盾（沈雁冰）说：外边人看见文学研究会除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外，又有许多周刊旬刊附在各地日报内，而这些周刊旬刊又标明了某处文学研究会分会主编的字样，遂以为凡诸一切都是文学研究会在那里有计划的进行。但事实恰正相反，这一切都是文学研究会同人各自的行动，并没有总机关在那里有计划的布置。这是人自为战。而所以有此人自为战的情形，当然不是想包办新文坛，而是要打破旧文学观念的包围，文学研究会颇重介绍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故多致力于翻译；而创造社则重视创作，轻视翻译；以为创作乃处女，翻译无异媒婆。如在文学研究会之译本中发现一二误译处，则特作长文指摘。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在反封建文学一点上完全一致；而其所以攻击文学研究会者，则诚如郭沫若以后所云：“只是封建社会下培养成的旧式文人气习之相轻，更具体的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

“五卅”前后，因社会进展，环境变迁；创造社的重要分子多转换方向。遂骂浪漫主义，唯美主义，骂天才，“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到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时，创造社便无形取消。

郭沫若对创造社作自我之批判曰：

个人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根本精神。他们在这种意识之下，努力行动了，努力创造了；然而结果是同样受着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不能遂其自然成长的诅咒，他们所创造出来的结果，依然不外是一些不具体的侏儒；划时代的作品在他们一群人中也终竟没有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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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如此。——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