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新文学运动战胜了封建作家林纾等及进步的士大夫阶层“学衡派”以后,因一部分新文化运动者开始对封建势力投降,于是有所谓“整理国故”的问题发生:
在文学的方面,……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吴敬梓、曹霑,和关汉卿、马东篱,和杜甫、韩愈有同等的位置。故在文学方面,“也应该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每一个时代,还它那个时代的特长的文学,然后评判他们文学的价值”。
看出它们(指国学)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我们现在应该走的路,自有现时代指示我们,无须向国故中讨教诲。所以要整理国故之故,完全是为了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国故里的文学一部分整理了出来,可以使得研究文学的人,明了从前人的文学价值的程度更增进,知道现在人所以应作新文学的缘故更清楚,此外没有别的效用。
——顾颉刚作《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
要指出旧的文学的真面目与弊病之所在,把他们所崇信的传统的信条,都一个个的打翻了。……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去。……总之,我的整理国故的新精神便是“无征不信”,以科学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
这些是要“整理国故”的理由或作用,一句话可以包括:“还国故一个本来面目!”我们姑无论以当时的“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是否可以正确的达到这个目的;向当时的人士要求十年后郭沫若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眼光”和“方法”,也是不应该的。然而自己既然不能随着新文学运动前进,“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成仿吾作《国学运动的我见》)“要满足历史上的兴趣”,这本是“只要本着良心行动,各就性之所近,各就力之所能,原不当受第三者的干预”的事情;但是,“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郭沫若作《整理国故的评价》)今天你拟一个“国学必读书目”,明天我拟一个“最低限度国学必读书目”,真是“勾诱青年学子去狂舐这数千年的枯骨”(成仿吾语)!而整理的结果:“综观年来的成绩,我只见有考证几篇,目录几个。”(成仿吾语)且流毒所致,遗害青年;如李茂生在《国故大家应负的责任》里所说:(www.xing528.com)
国故大家且莫慌,待我来说得明白;你们自己治国故,是你们的自由,你们的兴趣,谁也不能非议你们;你们时常将自己的收获“发一发表”,将自己的方法“金针度与人”,我们也很感谢你们的盛意。但是这里边就有你们贻害于人的机缘潜伏着了。你们虽然说“我这一点是治国故而得来的,我是这般那般地治的”;然而人间缠夹二先生之多尤甚于夏天之苍蝇,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听得清楚你们这些话。他们只会麦柴当令箭,喊一声“得令!现在要奉国故,吃国故了”;——如国故毒的校长先生之类,你们虽不认他们是你们的同伴,而他们所中的确是你们的毒,岂不是你们害人不浅么?(他们的血分里本来有染疫性,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我尤其痛心的,就是你们侵占了教育上的权利,你们于中学的课程中涂上了国故的色彩;对于学生们作演讲,开书目,又复“笔锋常带情感”;是不是个个学生都要走上你们的路,才算得平平常常正正当当的人,这问题且不要论它;只问你们自己为金针度人,到底能够承受你们的金针的有几?住在寄宿舍中,伏在图书馆里,捧着线装书,看下去实在无聊,不看又觉得背时,因而闷闷不乐,只觉青年之就萎的,到底有多少人,我们是无从知道。我们可以看出版物上的青年作物,今天来一篇某某和尚的人生观,明天来一篇庄子的宇宙观,后天来一篇《学记》中的教育学说,大后天来一篇王阳明或什么人的评传,他们忘了你们的金针,只是这么横穿瞎缝,莫说是鸳鸯,连乱柴把也不大像,这是谁的罪过!坐令许多青年在乱草中盲冲乱撞,治是治不来,只弄得迷了方向,自己不认得自己,甚且奉国故吃国故起来,以为只此以外,别无他美,别无至味。你们固然始料不及此,然而你们的祸等于洪水猛兽了!
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吊青年的膀子;你们自去做你们的专门之业;你们自到大学的国学门中去当你们的教师(好在你们都已当了这职务了)。你们如有收获,结出某项某项的总账,我们也喜欢知道这些,作为我们的常识;如其编什么史什么史的时候,当然要采取你们的收获,作为饷与青年乃至非青年的粮食;惟有你们要有意的敲着鼓导引青年的缠夹性是不对的,所以我希望你们隐灭,像魔怪的倏尔消形一样。
我说这一些话似乎是无的放矢,其实我的确是有感而然。平日积在心头,似觉说出来也多事,于是不说了;近日看见国故毒的校长先生的议论,以及他学校里的会考题目,突然引起旧感,颇有点世道人心之忧。若是不说,就觉得我也负着一分罪孽,所以不得不写出一些。要知道给这样的校长先生中一点毒,就是毒死了,究竟是已过的人物,尚没有什么可惜;惟有他自己中了毒,还要当是一种唯一的补品,一一分给青年学生,这是前途的大悲观,决不是平平常常的事,“予岂好辩哉”!
况且尚有无数的青年学生直接从你们那里中了毒,治既治不来,吃下则不能消化,徒然弄得半死不活,国故大家休矣!你们安安静静做着自己的事罢,不要再向青年们乃至社会上提倡了!
“于中学的课程中涂上了国故的色彩”,影响所及,就一直到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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