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以后,白话文便很广泛的流传开去。到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白话公然称为“国语”了。而反对的声浪并未全消:一九二一年南京出了一种《学衡》杂志,登出了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对新文化新文学都作激烈的攻击。
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内说:
彼等非思想家乃诡辩家也。……夫古文与八股何涉?而必并为一谈。吾国文学,汉魏六朝则骈体盛行,至唐宋则古文大昌;宋元以来,又有白话体之小说戏曲。彼等乃谓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以为今人当兴文学革命,废文言而用白话。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诚如彼等所云,则古文之后,当无骈体,白话之后当无古文。而何以唐宋以来文学正宗与专门名家,皆为作古文或骈体之人?此吾国文学史上事实,岂可否认以圆其私说者乎?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驳之曰:
这种议论真是无的放矢:正为古文之后还有那背时的骈文;白话已兴之后,还有那背时的骈文古文,所以有革命的必要!若古文之后无骈体,白话之后无古文,那就用不着谁来提倡有意的革命了。(www.xing528.com)
胡先骕作《评〈尝试〉集》两万余言,其中一段云:
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之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为死活。故荷马之诗,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乔塞(Chaucer)之诗,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梭和科(Sophocles)之戏剧,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席西罗(Cicero)之演说,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蒲罗大(Plutarch)之传记,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反而论之,……陀司妥夫士忌(Dostoevsky)、戈尔忌(Gorky)之小说,死文学也,不以其轰动一时,遂得不死不朽也!适之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适之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
此种诅咒式的理论,难怪胡适以为“不值一驳”,只在《尝试集》四版“自序”答之曰:
这几句话,我初读了觉得很像是骂我的话;但这几句话是登在一种自矢“平心而言,不事谩骂以培俗”(此为《学衡》杂志发刊四宗旨之一——编者)的杂志上的,大概不会是骂罢?无论如何,我自己正在愁我的解放不彻底,胡先骕教授却说我“卤莽灭裂,趋于极端”,这句话实在未免过誉了。至于“必死必朽”,倒也不在我的心上。况且胡先骕教授又说:“陀司妥夫士忌、戈尔忌之小说,死文学也,不以其轰动一时,遂得不死不朽也!”胡先骕教授居然很大度的请陀司妥夫士忌、戈尔忌来陪我同死同朽,这更是过誉了我,我更不敢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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