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可以说是这次“文学革命的第一次正式宣言书”。虽然当他在一九一五年还留学美国时，和他的朋友任鸿隽、梅光迪通信，即主张白话诗文；但那只是几个私人的讨论，并未公开发表，故对社会无什么影响，所以本书不把它作为这次文学革命的开始。
《文学改良刍议》，主张改良文学须从八事入手：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此八条，后在他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改为“八不主义”即，——
一、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作“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作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www.xing528.com)
八、不避俗语俗字。
胡适当时的文学思想是历史进化的思想：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
——《文学改良刍议》
后在他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说得更详细：
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绝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愚惟深信此理，故以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白话之文学，自宋以来，虽见屏于古文家，而终一线相承，至今不绝。……岂不以此为吾国文学趋势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吾辈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学之趋势，而强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说不破，则白话之文学无有列为文学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将犹鄙薄之，以为小道邪径而不肯以全力经营造作之。
陈独秀接着《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一九一七年二月），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他说：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一九一七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内中钱玄同的意见可以补正胡适的主张：钱是章炳麟（太炎）的门人，精研音韵训诂学。他从文字学上证明古代言文一致，又修正胡适许多意见；如胡适说：“狭义之典，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钱玄同则以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一九一七年二月钱玄同《寄陈独秀书》）刘半农亦发表其《我之文学改良观》，对散文韵文的改良表示意见。
一九一八年的《新青年》内文章始完全改用白话。四月发表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大意说：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国语。
一九一八年冬，陈独秀等又办了一个白话的《每周评论》。同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出了一个白话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名字是“The Renaissance”，本义即欧洲十六七世纪的“文艺复兴”。这些杂志（连《新青年》在内）不但提倡白话，反对文言，而且反孔孟，反旧思想，攻击旧伦理，旧道德。于是守旧派就纷纷起而反对：北京大学内部的反对分子出了一个《国故》，一个《国民》，都是拥护古文学的。林纾在《新申报》上作了好几篇小说痛骂北京大学的人（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反对者又想运动安福部的国会出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也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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