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觉醒及要求民族解放的运动。除了在政治外交方面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官僚的作用以外，作为这一运动的主要内容而且比较有成绩的，就是新文化运动。
所谓“新文化”，在“文化”之上加上一个“新”字，是指资本主义文化，不是指比资本主义低一级的封建文化，也不是指比资本主义高一级的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和封建文化的没落，是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封建经济的没落的。在十八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势力非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可的时候，相应着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化，出现了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不灭的光辉的“启蒙运动”。在英国，在德国，在俄国，以至在其他各国，在新旧经济关系的蜕变之中，必然有一次新的文化运动出现。那么，“五四”的新文化运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什么时候奠定的呢？
中国的机械工业，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东侵以后的产物。所以张之洞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新旧转变期中的意识的反映，也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三民主义的鼓吹和国民革命的胜利，粉碎了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建立了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民国。可是在辛亥革命之前，资本主义势力仍非常幼稚，经济的未成熟性，使文化运动不能与社会政治运动配合起来，使文化运动不能作社会政治运动的有力的连环，民国终于流了产，变了不伦不类的共和制。
但是，辛亥革命后的三年，震撼全世界人士视听的世界大战发生了。在这四年的血战中，因为无论协约国方面或同盟国方面，都专心一意应付战场上的敌人；既不能在东方市场伸张势力，而国内食粮及其他日常用品，反靠东方各国的供给和补充。只剩下初期中立的美日两国，仍在中国市场上纵横驰骋。尤其是日本，在金融上，在财政上，在工业上，布置了新的天罗地网。然而在那时候，中国的新兴工业也膨胀起来了，中国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的压迫放松中兴起了。
代表这兴起的民族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除外），希望排除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独占与割据，希望实现中国的工商业自立，同时希望刷新中国的政治，所以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也日益显著起来。“五四”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正是在此种觉醒状态之下勃发起来的。（俄国的“十月革命”也给这一运动以很大的影响。）相应着这种经济政治的情势，于是在文化方面就有“新文化运动”的出现。
新文化运动的标帜，是提倡民主，提倡科学，提倡怀疑精神，提倡个人主义，提倡废孔孟，铲伦常。如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新青年》六卷一期）里所举出的新文化的两大任务。一是拥护“德谟克拉西”，二是拥护“赛因斯”：
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www.xing528.com)
这些内容，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就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封建思想。如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形态；科学是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个人主义，怀疑精神，是指示个人的解放，对独断，对礼教，对盲从，对迷信的一种抗议。对孔孟，对伦常，提出废止或铲除，那是表示对一二千年来束缚人们的礼教的抗议。虽然这一种运动是由中间层知识分子喊出来，但这资本主义性的文化运动，却有与它相一致的社会经济基础，所以由于急进知识分子一呼，北京学生的一动，全国各层民众就来了一个广泛的响应了。
这种基于经济原因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无论是传播新思想或评判旧思想，封建文化的表现工具——文言文，无论如何是不能担当这新的使命了。故必须用接近口头语的浅显明白的白话文，来表情达意，来做表达科学，表达新思想的工具。这是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内容”变了，要求表达它们的“形式”非变不可的缘故。个人的努力（如胡适、陈独秀等的提倡）固不能否认它的作用，但社会的原因则实为基本。白话文的提倡或新文学运动，虽然起于“五四”的前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一九一七年发表），但获得了波澜壮阔的发展的，则仍在“五四”以后；可以说，“五四”使白话文很广泛的流传开去，“五四”使新文学得到了一日千里的发展。
在提倡白话文，攻击古文或文言文，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领域里，所反映的思想倾向，与在其他文化范围内是一样的：反对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反对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反对迂晦的艰涩的逃避现实的山林文学；要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反对摹仿古人，因袭旧套，主张“表现自我”；反对用烂调套语，反对用典和讲对仗，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反对“文以载道”，不过这里所说的“道”是指的儒家的封建思想；反对过去一切古文或文言文的作品，而推崇白话化的词曲和白话小说。在文学思想方面，主要的是进化论的思想；其他如朦胧的社会思想和人道主义的思想，也萌了芽；反封建的思想，当然是充满了新文学运动的整个内容了。
这样蓬勃的发展的反封建的新文学运动，倘有一往直前的独立强壮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土壤，是很可以开出一些较好的文艺的花来的。所可惜的，是中国资本主义有先天和后天的缺陷：先天的缺陷是资本主义不能全靠自力诞生，而必须靠外力促成；后天的缺陷是新兴工业在外压力的松懈中兴起，一等到大战平息了，旧有的外压力回复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是遇着最大的暗礁了，停滞了。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以后，外国资本对中国的掠夺战日益加剧，幼稚脆弱的民族资本，终于抵抗不住如潮水一般的外国商品与资本之侵入了。中国民族工业在外资的压迫之下大多数宣告失败。于是资产阶级消沉下去了，“五四运动”在民族解放运动上不能不承认为流产了。
以这先天不足，后天夭折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基础，反映到新文学运动上来的，是先有代表封建古文势力的林纾，“学衡派”（梅光迪、胡先骕等）及“甲寅派”（章士钊等）的进攻，后有新文学运动的首脑人物的投降，胡适等“整理国故”去了。这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内的分化：一派向着整理国故的路上走，一派向着科学的世界观的大道上迈步前进；代表着社会阶层的两种势力：一种是投降于封建势力的资产阶级，一种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自然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劳动阶级的势力是要到“五卅”才抬起头来的。
“五四运动”的结果，在民族解放上是流了产，在政治上也未得丝毫的刷新，依然是漆黑一团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和不断的内战。而新文化因为受了外来的学术思想的影响，却走向了科学的发展；新文学也并不因有些人去“整理国故”而埋没在故纸堆中，由于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的输入，是从反对旧的，同时向世界文学的浪潮里冲去了：于是中国也有了它的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作品和思想，这就形成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对立，也就是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辩论。中国贫弱的资本主义的资产者文学的创作方法论，算是在这里作了一下反映。因为“五卅”时代的到来，中国文学不但早已不再“为艺术”，而且也不再笼统的“为人生”了，它有了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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