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侠女求偶的历史发展

揭开侠女求偶帷幕的，还当推唐末杜光庭《虬髯客传》中的红拂女。她本是权贵杨素侍婢，然而在李靖以布衣身份拜见杨素时，她在一旁凝神注目，慧眼识英雄，于是连夜私自叩见李，坦率吐露：“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李靖“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何能不依。恰如虬髯客说的“一妹以天人之姿，蕴不世之艺。……非一妹不能识李郎，非李郎不能识一妹”。

然而侠女求偶故事的真正发达已是在明清易代之际。人们常说“明季（末）多奇女子”，这正是大量野记传闻和文学作品中侠女求偶模式的广阔民俗背景。一个突出的侧面是，江淮名妓多侠气。像余怀《板桥杂记》叙写，曾经被大文豪钱谦益称颂的寇家佳丽之一寇泪，适逢甲申之变，她以千金求人赎身，“匹马短衣，携一婢而归。归为女侠，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还。酒酣耳热，或歌或哭，亦自叹美人之迟暮，嗟红豆之飘零也”。李香君与侯朝宗的故事也广为传扬，后为孔尚任敷演成传奇名著《桃花扇》。名嫂不逊侠士，其才智、气度、节操在陵谷巨变中才更加焕发出来，衬托出侯朝宗辈懦弱文人的卑琐。秦淮名妓柳如是与钱牧斋的故事亦知之。当年陈寅恪先生写《柳如是别传》即大量取材于野史俗闻，寄慨遥深。风尘中人与落魄文人兄弟相谊，患难与共，成为明末清初人们瞩目的一个重要文化风标。清兵入关，名妓与文人的风雅华贵被现实际遇、外族蛮野冲击得一落千丈，他们更多地感受到沦落江湖的酸楚，类似的命运更加激起他们彼此的渴慕，以及摆脱现实恶势力利诱威胁的自由人格追求，这一切，几乎无不与侠的传统精神紧相联系。总之，社会动荡和文化变迁，造成了较有开放自由情性的名妓文人，将侠气追求作为对外在环境变化的愤激、挑战与抗争的手段。他们从民间汲取、向侠文化传统认同，又反过来结合自己的切身体验把侠义精神为内核的自由惰性、个性实现等意识扩散到下层民俗土壤中。应当说，清代侠女们爽朗开放的求偶态度，固然不能排除文真族粗犷习气的浸染，也是文人（书生）落难、名妓飘零等等朝代交替、雅俗文化融合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必然产物。传统被打破了，求嫁落难书生成为一种时尚，种种传闻由此丛生并至。

每一种较有普遍影响的文学母题，都有着相关的其他类似母题模式互补相生，作为该文本系列有力的横向依托。助夫共出走母题，便是其中一个。采蘅子《虫呜漫录》卷一描写，相传某书生为报雪家仇，学武进了少林寺。寺中有个规矩，凡是武艺学成的，要经过几道关，从大门打出去，尤其是二门有四个马猴把守，极难通融，书生几次往外闯都被马猴打败。一次他正在园中练技，来了个少女，自称是僧人外甥女。少女细细地询问了书生人寺学技始末，就与他较量起武艺，彼此相互产生了爱慕之心，于是私汀嫁娶之事。女教书生说，与猴战要用月牙铲，置灰其上，可以在交手时眯住猴的眼睛；大门口是由女子自己的母舅把守，可事先写封信交给他．不必交手便可出去。书生遵嘱行事，果然出了寺门，得以复仇，而后如约娶此女归乡。

故事令人联想起沈起凤《谐铎》卷五里的枝江卢生，他也是在女子帮助下——只不过这是自己和妻子（强盗的女儿）两人一起打出家门，一路上全靠妻子的招架，才算幸运地开始了新的生活。类似传闻，接近于神话与民间传说中的“新郎成婚考验”母题。女婿要得到岳家承认，必须完成几件艰巨的任务，像古希腊神话中的伊阿宋，就是在背叛家庭的美狄亚的帮助下获取了金羊毛。这一考验的过程突出了男女结合的来之不易，给女方亲族的容受以合理的根据。深层原因甚可归于文野雅俗或日异族间融会的必经撞击折磨。

丁耀亢《续金瓶梅》第五十一回写孝哥在流乱中削发为僧，改名了空，又遇见淮北大寇镇海天王李全手下土贼，被掳人山寨。其女锦瓶小姐见了空生得福相，知是大家子，便有爱慕的心。了空颇善自持，竞说服了锦瓶小姐皈依佛法，后来小姐特意劝了空出走，为其化装送出墙外。《野叟曝言》写文素臣赶赴辽东途中，路遇女盗卫飞霞，被其擒人山寨，两人就结成了秦晋之好。

另有一些故事，写普通女子在危急关头，表现出不同寻常的侠气，最终与意中人得配良缘。清代咸丰年间传闻，有个富家少年，到深山元君庙进香途中，病卧在客店里，不慎露出行囊中酌银子，店主夫妇磨刀商议劫掠，正巧其家：“有女及笄，与闻是谋，潜谓少年日：

‘吾父母欲不利于汝，汝将奈何？’少年惊悸，计无所出，女日：‘晚而待我于室，计脱汝。’既昏，女果至。少年扪壁，从女数转径一旷园，预设扶而登，遁去。夜既深，父持利刃索少年，少年已窜，乃诟女泄谋，女不伏，鞭女，女呼天讼父恶，夜亦逸。”不想少年在出逃途中，却只是把少女、当成“恩人”，像妹妹一样照顾，女病，他端粥送水，不想却被店佣乘机将病重无反抗能力的少女奸污，女自缢死，少年号呼着为其买棺收殓。突然有一只老虎衔走了店佣，人们始悟出肇事元凶。而此时少女亦从棺中复活，众人惊异中认为一对小儿女是天缘注定，遂为他们撮合成婚。

高继衍《蝶阶外史》卷三，则叙述了一个旁观者，嫁给有晾无睑的遇盗者的奇闻。

说是某公挟重金北上，赴江西岳家成婚。途中偶闻舟子窃窃私语，得知身处险境。打开窗子，见到邻舟一个姣美如仙的少女，女问：“视子丰采轩翥，何忧之深也？”公子顾虑男女授受不亲，少女却询问不已，终知详情。于是少女让公子将三千金放到自己船上，而后假意倾箧寻物，示意未携重资，让盗贼打消了谋杀企图。上岸后公子索金，女父愕然，女说明原委后却遭到父亲的训斥．说她不守闺训，而少女却胸有成竹地说道：“儿筹之熟矣。既救某，今生只有随某去耳。三千金还其半，留其半为父母娱老计。父母无念儿也，从我幸甚，不从，我有一死。”竟甘愿做公子妾，而公子的岳家以其对公子有救命之恩，也无话可说。作者认为，此女：“虑周志决，谈吐慷慨，何其侠也！”可见，见义勇为的侠之风范，已同不拘礼教陈腐陋规的侠情豪气，融会一处。少女救公子，虽有一定的私情“私心”，但在当时的险恶情境下，若想脱人包难，就必然考虑到与陌生男子交往后所产生的必然后果。这时，女子行侠，必有于侠之行径相符的开放性情爱观。

男女交往的“情境”构设，仍然借助不打不相识模式。例如有的侠女以具有男性武勇自傲，性别角色发生了某种错位，未必就主动求偶。但若有了比武招亲仪式的叙述，结亲便显得顺理成章。《七侠五义》第三十至三七回写丁二爷欲为表妹提亲，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遂运用激将法，说南侠展昭瞧不起闺中弱秀，激月华小姐与其比武。两人比试中小姐被不知不觉削去了耳环，默然而退。丁母随后说的一番话很能昭示比武仪式在这场女方主动求亲的结姻中的作用：

久闻贤侄名望，就欲联姻，未得其便。不意贤侄今日降临寒舍，实乃彩绳系足，美满良缘。又知贤侄此处并无亲眷，又请谁来相看，必要推诿，故此将小女激诱出来比剑，彼此一会。令贤侄放心，非是我世胄人家毫无规范也。

似乎没有这订盟前的打斗，下面的实质性关系缔结就显得突兀，不近人情。女性和女方家族的自尊，连同小姐的人格价值，就要打折扣；而有了这场打斗，女方主动求偶的欠妥之感就被消解了。

正是在这种渊深积厚的大量文本积累基础上，才有了晚清时期盗女求偶故事的创制高峰。这之中较为突出的就是林纾。在他笔下形成了盗女求偶的一个描写系列。

《裘稚兰》写康熙时才貌双全的书生吕秋士，被一个俏丽的女盗看中，以领巾飘堕吕生肩上为天缘，得以接近吕生，还赠其玉箫等奇珍异品。每当吕生接受前来议婚的庚贴，供到宗祖木主前，次日必有秀挺的草字题笺，日“勿许”。原来此女是一个被奸臣鳌拜忌杀的总共之女，她练成绝技想报仇。不料无意中“风掣领巾，一身茫茫，遂落情网”。作者评：

“天下爱情之束缚英雄，能使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如裘稚兰是也。……而女意则但悦吕生之美，想人都必闻其文名，故益属意。观庚贴上之署‘勿许’，入门时之矫妆出见，是直自荐耳。”故事揭示出沦为窃盗的女贼，未必都是谋财害命的恶人，很可能是有着不平遭际的良家子。她们有理由获得常人一样的享受情爱婚姻的权利。

《吕紫娥》中的曹州少女吕紫娥，父母以劫掠为生。当美风仪、能诗且武技高强的朱生，为几个外地客商重金被劫前来挑战，被技艺更高的紫娥父母擒获，女“睹生仪观，一顾旋仰，既又微属，艳媚之态，使人不可描画”；而朱生义正词严的责问，也给盗贼夫妇留下了好印象，少女索性明说：“客言殊凛烈有丈夫气，顾阿父已言为儿造福矣。”其实盗贼本身也是个隐藏民间的剑侠，他传授了朱生一身好武艺，同时了解女儿和朱生两人已经情热互恋，则迅即以女相托，赠金让他们早早离去。故事写出了盗贼家长对于女儿择偶的支持，说明他们赞同女儿不习此业的远见卓识。(www.xing528.com)

《郑问》写富商之子郑问幼时患病久不治，一老尼奇迹般地治好了他，并于临别时赠以一支小铁笛，说非有大难不要吹。几年后郑问随父航海．被海盗俘获，作为幕客带到家中。

在郑问眼中，海盗之女的风度，“如披月观音图画，美既无度，而清素之服，衬以玉貌，奕奕似有仙气”。而海盗夫人情知巢穴早晚要被官军剿灭，也想预先为女儿找个可托终身的人。

婚后夫妇两人十分恩爱，但盗女却常常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原来她本是官宦之女，八岁的时候被劫沦于盗窟，心里常耿耿于怀。于是伉俪二人从岛中暗道逃出，以铁笛呼船，驶向了大陆。似乎，作者认为郑生幸运地得此“天人”一般的盗女，也是有赖于盗之夫人乃是“女中有识者”，而这海盗本人“礼重文人”，“似不类海盗所为”。这昭示出，盗女所具有的角色错位，也往往是在某种必要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

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Geald Pince)在其《叙事学词典》中，给互文性下了一个较为清楚易懂的定义：“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问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一”对于林纾上述几个故事也可作如是观。它们都承继综合了前代相关故事的模式和倾向，而细节各异地重现了旧有人物类型的风采。

同时，探讨同一位作家的笔下若干个同类作品也是有意义的。每个作品中的人物都构成了对其他另外作品中人物的更深入的理解，而仅仅就一个作品中人物来评价和发挥是不够的。在这一理论视野下，也可以注意到此类作品存在着描写模式的互文性：

1、盗女美艳非常，多情而执着；

2、意外的男女接触使青年男女一见钟情；

3、盗女一方的家长往往是支持女儿找到意中人的；

4、在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前提下，小夫妻总是双双离开盗巢旧地，洁身远隐，改弦易辙。

从互文性角度评价系列故事，还会得出一些普遍性的结论。其审美价值在于，它所形成的审美效应是内在的文本有机网络，易于构设类型化人物。而人物之间“种系”的集合特点恰恰是作者对于这类人物较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一再出现于不同人物个体身上的共同之点——也正是作者所萦怀于心，情不自禁要强调表现的。这样，就不难发现其中凝聚的民俗心态。

文化人类学家在剖析美拉尼西亚人社会时注意到，家庭和亲族是作为竞争对手出现的，它们的目标互相排斥，“当家庭和亲族并列存在的时候，一个所得到的，也就是另一个新丧失的。家庭关系的加强，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亲族关系的削弱；亲族关系的加强，又只能以削弱家庭关系为前提，因此，亲族和家庭是在彼此斗争中成长的”。毕竟与其他普通女性一样，古代侠女兼具着多重社会角色，她既是自己母系亲族成员，又或迟或早地成为异姓父系家庭的妻子和母亲，所谓“女儿是外姓人”，指的就是这母系大家族的女儿，最终要成为夫家——父系小家庭的重要成员。侠女要符合自己心愿地自择配偶，从长远眼光看，为的就是日后小家庭的美满、夫妻鱼水之谐，但她这样做，往往不得不违背和损害自己母系亲族的意志利益，甚或成为家族的叛逆。这样做，不是需要她拿出相当充足的勇气与决断力吗？

固然，在上面的传闻与作品中，有由来久矣的正邪之辨、盗良官匪之别的歧视与偏见，盗女无一例外地企慕仕子书生，但凡一遇机会就急不可耐地拉郎配；而上天又格外垂青，赐予这些幸运的侠女盗妹们以艳丽迷人的容颜，识大体，有远见，果决刚烈又多情多义。命运还为她们特意准备好了，让深入险地或处境垂危的才貌双全书生遇难呈祥，得到佳人良配。

然而无论怎样说，临危相救与邂逅偕偶，的确突出了这些巾帼英雄们的侠晴豪气，从而使盗女求偶的气魄胆识，成为这类人物坚毅性格外在袁现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亦给作品增添了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传奇性、幽默感和喜剧性情调氛围。

叛亲族自择夫家，在宗法制强固、家族意识浓郁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反传统反文化的大胆举动，一般要有一层更高的伦理价值召唤，才能在某种伦理转换中得到认同。以“大义灭亲”善恶之“义”的实现，来达到摆脱亲族束缚、寻求小家庭新生，是侠女择偶自由追求的一种极端化形式。

剔除明显的贵贱之别、正邪之辨的说教味儿，从母题中可看出侠豪纵不拘等个性奋争情结深在作用于这类特定身份、性格的女性，使她们某种程度上为侠的自由纵放情性所激发，超越传统的纲常规范。而她们那种非常态的生活方式——游历江湖、披戎上阵，义强化了非常态的爱情表露甚或结合方式，她们从自己当初的猎取对象或敌手身上，对象化地发现自身久久追求的性爱，也发现了确证自身女性价值的最佳方式，不光表明情爱乃至人性的力量，也展现了“侠之所在，即情之所钟”，侠这种伟大的同情及其亚文化伦理，怎样在男女情爱领域中泛化移置，给予侠女以追求佳偶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