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腾物意象在中国抒情文学中的基本表现

《诗经》中的投木桃报琼瑶，美人贻彤管，“赠之以芍药”，“杂佩以报之”，以及《左传》中夏姬赠袒服等，已见出上古时男女交往中赠物表情的悠久民俗风习。钱钟书《管锥编》评《诗经》第二十八则曾注意到，所谓“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是“施薄而报厚”：“作诗者申言非报先旅，乃缔永好，殆自解赠与答之不相称欤？颇足以征人情世故。”又说学者们考察初民礼俗，赠者必望受者答酬，与物乃所以取物，这是初民物物交换贸易的一种途径。而“后进文胜之世，馈遗常责报偿，且每望其溢量逾值，送礼大可生利。不特人事交际为然，祭赛鬼神，心同此埋”。这里，其实已注意到了人事交往中的赠物与男女交往中的赠物的同异——其都是在以物赠对方时期待着回报的，但人情交往中的赠物，是期待着对方更大的物质回报（只不过后世演变为各种方式的回报）；而男女交往中的赠物，则指望着对方明白物之中的情感价值，期许着用物质尺度难于衡量的情感回报。

屈原赋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义，也多以情物相赠。似乎不借此就不足以显露女性情爱活动的性质和特色。如《离骚》的“解佩禳以结言”。人与神或神神相恋也无不如此，像《山鬼》写人神恋爱，要“折芳馨兮遗所思”；湘君和湘夫人在相思念绝时，都不约而同地将“余佩”、“余襟”遗弃于江中，而若希望尚存，则先想到要赠对方以“杜若”香草。在汉魏六朝相思之作里，这类情物多为钗、簪、珠、镜等人们室内与近身的佩饰之物。在西晋咏物赋“尚实”之风和齐梁官体诗的促进下，这一表达方式更加在抒情诗赋中定型化为几不可或缺的模式。

因物及人，见物思人，相思情物往往是相思主体身边之物（连枝条也是亲手所折），带有鲜明的主体性印记，其意旨多半在提高相思意趣的精神品类，表达相思的强烈与迫切。(www.xing528.com)

金玉之饰等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但其情感价值却无法估量。东汉秦嘉《赠妇诗》日：“诗人感术瓜，乃欲答琼瑶。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又《古诗十九首》的：“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不管怎样觉得“此物何足贡”，还是要借此言“但感别经时”。不独为自己找到了情感附着物，也为相思对象找到了寻解情感符号的物质实体。

特定的情感表达，需要通过一个对象载体来中转，来集散，人与物的关系巧妙地变成了人与人心灵间的特定关系。繁钦相思诗的言情之咏，赠物多达十一种，但一般的相思之作则是以一件明意，点到即可。这赠物之于相思爱恋的结情成体几乎不可或缺，像曹植《洛神赋》的“愿诚素之先达，解玉佩以要之”；南朝乐府民歌《西洲曲》的“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谢惠连《代古》“客从远方来，赠我鹄文绫。贮以相思箧，缄以同心绳”；鲍照《拟行路难》咏爱情失落后，“还君金钗玳瑁簪，不忍见之益愁思”；南齐时释宝月《行路难》也以赠物状写思妇相思：“夜夜遥遥徒相思，年年望望情不歇。寄我匣中青铜镜，倩人为君除白发。”梁代刘孝绰之妹刘令娴，作有《摘同心支子赠谢娘因附此诗》：“两叶，虽为赠，交情永未因。同心何处恨？支子最关人。”唐前诗赋已使这一母题基本定型，直到后世李清照《孤雁儿》怀悼赵明诚，还得以此明言：“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足见相思主题中这一模式的顽强而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