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后化为相思鸟、连理树模式，能使得男女二人生前在阳世不能实现、或不能持续相聚的痴愿，在死后世界里变形实现。古代典籍中这类故事很多。像《孔雀东南飞》写焦刘二人双双殉情后被合葬，“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玉台新咏》卷十《古绝句四首》的“南山一桂树，上有双鸳鸯。千年长交颈，欢爱不相忘”；同卷还载有《近代杂歌》三首之一：“青荷盖绿水，芙蓉发红鲜。下有并根藕，上生同心莲。”
任时《述异记》还称“昔战国时，魏国苦秦之难，尝有民从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叶皆向夫所在而倾，因谓之相思木。今秦赵间有相思草，状如石竹，而节节相续。一名断肠革，又名愁妇草，亦名霜草，人呼为寡妇莎，盖相思之流也。”
祖冲之《述异记》中的一对恩爱夫妻合葬后，“未一岁，冢上生梓树，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树。每有双鸿，常宿于上”。仿佛阳世间的痴情良愿，就是可以在冥间绵延，这另一个世界中的幸福伴侣，也还偏偏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顽强地在先前存在过的尘俗世界里表现，向仍旧活在世上的人们炫耀。晋人干宝《搜神记》卷十一写道：
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日：“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
臣苏贺对日：“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
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表。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日：“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带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日：“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呜，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日“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淮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这里的梓树、鸳鸯，分明是韩凭夫妇精灵的化身，他们虽已不复为人类，但却朝夕相伴相依，有什么比这更加值得钦羡的呢？《述异记》则说：“吴黄龙年中，吴都海盐有陆东美，妻朱氏，亦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离，时人号为‘比肩人’。夫妇云：‘皆比翼，恐不能佳也。’后妻卒，东美不食求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岁，冢上生梓树，同树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树。每有双鸿，尝宿于上。孙权闻之嗟叹，封其里日：‘比肩’，墓又日：‘双梓’。后子弘与妻张氏，亦相爱慕，吴人又呼为‘小比肩’。”阳世的“比肩”，实际上与阳世不能比肩而死后化为连理的，其实都是一种精神意念，只是两种表现形式罢了。
可见，相思鸟与连理树意象，其在文学史上一发生就彼此两相呼应，相伴而日渐丰满。
那么，何以在这些故事传说中，总是每每将相思鸟、连理树并举？
其一，动植物都是人精灵的化身，两者并举，带有互相印证互相补充的效应。其二，相思鸟，往往是连理树的进一步发展，鸟可以更直接地理解为灵魂的寄寓体，前举干宝《搜神记》所谓鸳鸯“即韩凭夫妇之精魂”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三，也不排除这类故事的同源性，在流传的过程中，才逐渐孳乳派生和变异，但其以变形了的树、鸟为核心的内在结构却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就抒情文学来说，其总是将故事传说中的母题，加以有效的延伸和扩展。情诗，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自然不会放过相思鸟、连理树意象这样缠绵缭绕的绝妙思路。在南朝乐府清商曲中，就有以草木缠绕，谐男女情爱之缠绕的，如《襄阳乐》的“女萝自微薄，寄托长松表，何惜负霜死，贵得相缠绕”；《杨叛儿》的“落秦中庭生，诚知非好草。龙头相钩连，见枝如欲绕”，在现实中紧密相连的植物上，人们看出了与柏思阻隔大相悖左的诸多自然现象，也不可避免地从相思情爱的角度产生对象化的联想，可以说，那些死后化作连理树之类的想象，当由此孳乳生发而出。(www.xing528.com)
在意象和母题演进的过程中，各文体之间往往起着互为补充生发的功能，所谓“互文性”在这里是跨越诗歌、小说，超文体、乃至超文学的。矧E史》卷二十六《杜铨传》附《杜正藏传》：“开皇十六年，举秀才。时苏威监选，试拟贾谊《过秦论》及《尚书。汤誓》、《匠人箴》、《连理树赋》、《几赋》、《弓铭》，应时并就，又无点窜。”（《隋书》卷七十六《文学·杜正藏传》稍异）而为《全隋文》漏收。这说明，关于连理树的文化积累，当时已是相当丰厚。
于是，赋，对于诗歌惯常思路的艺术建构作用，也未可低估。
在相关传说典故的应用过程中，诗歌又形成了其自身的一套话语模武。王建《春词》：
“庭中并种相思树，夜夜还栖双凤凰。”张籍《忆远》：“唯爱门前双柳树，枝枝叶叶不相离。”
白居易《长相思》：“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李商隐《无题》：
“身无彩风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在西方，也有以棕榈为相思树或合欢树的说法：而传奇中也每每称道两个有情人死后，似乎相爱之情不泯，催发冢上生树，枝叶并连。无疑这是一种类似的思维之间互渗现象。诗歌情感积淀，借助于文本中最小元件——意象母题的流传，持久地在人们。晴爱心态上产生着影响，对于小说传闻中此类话题花样翻新地呈现，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功绩。
本来，在人类各民族民间传说里，就有关于树木隆盛与人命运联系征兆的信奉。现实生活中树木生长为连理形状，的确较为多发。笔者统计，《宋书·符瑞志》便记录了各地“木连理”消息达一百零九起之多，均被认为是国家统一昌盛的征兆。也有例外，唐人撰修《晋书》卷二十八《五行中》，却将木连理当作妖异：“孝怀帝永嘉……六年五月，无锡县有四株茱萸树，相樱而生，状若连理。先是，郭景纯筮延陵堰鼠，遇《临》之《益》，日：后当复有妖树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倘有此，东西数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后徐复果作乱，亦草妖也。”将连理木看做叛逆作乱的先兆。但所谓木生连理，即连理树，其总体趋向是正面的良性的，特别是随着相思鸟连理树的故事母题不断传播，逐渐整合了其他相关传闻，使之愈来愈向美妙的爱情理想化实现的趋向发展，终于固化为有关爱情必然成功——不在钟情男女生前，必在其死后的文学母题。
比起相思情爱传闻中的较为稳定性的连理树意蕴，上面的有关连理树妖异的传闻，却远远没有扩散开来。可以认为，在这之中，对美好爱情的瞩盼同情及其情爱民俗心理的价值取向，为相关传说的选择、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对于说明民俗心理取向与情感思维同文学母题形成固化的关系，是较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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