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女鬼报情仇的文学史演进

最早的女鬼报仇，并不是报情仇。《后汉书》卷八十一《独行列传》写王炖担任郧令，夜宿肇亭+听到女子称冤之声。女鬼诉说游徼（巡查）杀了她全家十馀口。于是凶犯和同谋十馀人都受到应得的严惩。故事又见于常璩《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北堂书钞》卷七十九，《太平御览》卷四百三，俱本《益都耆旧传》。干宝《搜神记》卷十六也描写了一个名叫苏娥的女鬼，向前来巡行的交州刺史何敞诉冤，说她被鹄奔亭长龚寿逼奸不成而杀死，、鬟也死在凶徒的刃下。苏娥还告知自己衣鞋的特征，并祈求将自己的尸骨送归故乡。

自然，苏娥的大怨随即得以昭雪。

六朝时刘敬叔《异苑》卷六载，吴兴袁乞妻临终时问他再婚否，袁说不忍而后又更娶，于是死妇白日显形说：“君先结誓，云何负言！”接着“以刀割其阳道，虽不致死，人性永废”。

这种阉割负约丈夫的复仇方式，不仅在于其再娶，也是因其负盟，可谓开启女性以背盟誓而报情仇之先。

女鬼报情仇，在唐传奇《霍小玉传》中就已较为成熟，其中重要的结枸要素如男女盟誓已经明确出现：李益对霍小玉说：“皎日之誓，死生以之”，“粉身碎骨，誓不相舍。……

请以素缣，著之盟约。”而李生一旦负约，小玉郁郁而死，临终前也有庄严的复仇宣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但门第悬殊的偏见以及负心者本人尚有羞愧之心等，限制了女鬼复仇的力度与彻底性，仅仅以扰乱李生后半世的爱情生活来达到其报复目的。后世女鬼们却大多没有这么宽容。稍晚一些的《通幽记·窦凝妾》和《逸史·严武妾》（《太平广记》卷一百三十）的女鬼索命故事，结局就惨烈得多。窦凝娶妻崔氏，行聘前，竟忍心将旧妾并刚生下的二女实沙沉江，在窦妻生二女后，窦凝先后三次收到祖先报警，称杀妾事发。果然冤厉显形复仇，毫无惧色地与前来持咒的僧人争辩。复仇鬼灵虽未牵连崔氏，却将二女索命，以偿先前亲生二女被杀血债，窦凝也受尽折磨而死。《严武妾》说西川节度使严武少时诱一女私奔，被追踪时为解脱自己而缢杀之。后来虽事隔三十年之久，冤鬼仍寻至，责其太忍，并不顾其愧谢和“欲厚以佛经纸缗祈免”，以及道士的讲情，终究使之“至其日黄昏而卒”。这两则故事均强调了女鬼不为佛徒佛经所阻，排除干扰决计复仇的坚定意志。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弃妇对负心男子的仇恨，其实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刻骨铭心，像《诗经·卫风·氓》中的女主人公与汉乐府《白头吟》、曹植的《出妇赋》中的人物，其怨恨不过是“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痛一旦而见弃，心忉忉以悲惊。……嗟冤结而无诉，乃愁苦以长穷。恨无愆而见弃，悼君施之不终”。当时并不严格的贞节观念，使她们还有重新选择的馀地，继续生存的勇气。宋以后那些挣不脱礼教束缚的女子，其复仇心理却因动机的复杂而愈加强烈。负心者与女性卿卿我我之时，虽可能也曾有过爱情的真挚与温馨，但性格的软弱、名利熏心等导致的始乱终弃，使这些曾经动情称誓的“薄幸郎”更为人切齿而不可原谅。违誓与背恩在这里使他们更多了一重罪责，更强化了其遭报的伦理必然性。

这些女鬼生前或为多情的妓女，或为负义者的贫贱之妻，大多于报复对象有过扶助之恩。北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四，写妓女李云娘资助解普，但这虚伪的官吏却困家中有妻而推堕云娘于汴水。赴官后云娘显形痛责，解普竞刀剑相向，几天后冤鬼乘其舟行时，将其拉下水中，用这种“同态复仇”方式，惩罚了负恩忘义者。同书又称陈叔文因贫困无法就任远官，为得到富有的妓女崔兰英相助，他佯称未娶，与崔共赴任。三年后他卸任而归，途中担心带崔兰英回去，与妻争执兴起狱讼，竟忍心在途中推堕兰英共女奴于水。两位冤死者不到一年便显形找到了这忘恩负义的家伙，骗人空屋，索其性命。

北宋夏噩的《王魁传》，即王魁负桂英故事，为宋以后通俗小说及戏曲多所敷演，原因大致有三：其男主人公的特殊身分——及第状元具有大富大贵的典型性，此其一；男女主人公在去应试前曾同到海神庙设誓，各不负心，故事带有违背誓言后果必验性质，此其二；由于神案前设誓，有冥王判官做主，任是如何请道士修醮保禳也无法开解负心者性命，冥狱公正而冥报庄严，此其三。当然这些关目有的是后人附会上的，因年代早而自然增加了母题的殖生功能。王魁的“魁”，据胡士莹先生《话本小说概论》说非其名，“宋时大抵以状元连姓相称日某魁”，宋代时，据说的确有个名叫王俊民的状元曾因精神病发作，梦女子索命而死，于是这个负心遭报故事便愈益增饰丰满。(www.xing528.com)

不过，最集中写女鬼撮情仇母题的还是南宋洪迈的故事集《夷坚志》。《夷坚丁志》卷九“太原意娘”，写遭兵乱被杀的郑意娘鬼魂显形与丈夫韩师厚晤面，后者誓不再娶，后违约遭报。故事直启《古今小说》卷二十四“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后作中的负心郎连累再婚之妻也一并遭报，这位负约者也是被同来索命的原配之夫施报的。《夷坚丁志》卷十五“张客奇遇”，则写女鬼对交往素厚、取资约婚一去不返的杨生复仇，使之“七窍流血而死”。《夷坚志补》卷十一里则载，满少卿落魄时受焦大郎恩，通其女，后成婚，中进士升官后却另娶不归。于是这位当初曾誓“异时或有进，不敢忘报”的负心者，终被焦氏怨灵索命。此故事又直启《二拍》卷十一的“满少卿饥附饱舾，焦文姬生仇死报”。

从满少卿故事结尾提到的“此事略类王魁，至今百馀年，人罕有知者”来看，宋话本《王魁》这一相似母题结构的故事为作者所知。一系列相关谱系的故事，都有着“誓约——背约——遭报”的相同模式，因为传统女性极为重视定情誓约，她们应特别地将其看做爱情婚姻的一个保障。一旦负心者背约违誓，所受到的谴责惩罚就不单来自遭弃女性个人及超自然力，也就有了伦理谴责的意味。此故事为多种野史笔记记载收入，戏曲亦多为敷演。

有征兆必有应验，自《左传》而来的史文化、谶纬神学及至佛教经典，都持续不断地强固着这一神秘模式；而有誓约必如约而行，无爽于天理报应，更与此相通互补。很难想象，素有威严的复仇逻辑，超凡绝伦的复仇鬼灵，会容许信誓旦旦的盟约不若合符契地兑现。这将置公理的神圣、鬼灵的尊严于何地！

“誓约——背约——遭报”模式还体现出这样一种文化精神，在晚期作品中，复仇鬼灵的主体性更多地偏重在智谋上。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十三回“穆琼姐错认有情郎，董文甫枉做负恩鬼”写破产后不得已沦落风尘的金陵娼女穆琼琼，一心想找个靠得住的人来托付终身，不想却错识了轻情重利的嘉兴商人董文甫，后者与同伴马小洲串通，骗取了穆琼琼的赎身之银，返乡后杳如黄鹤，致使痴情女子忧病而殁。冤厉为了复仇，假称是主人之妾前来“借种”，结交了嘉兴商客卜少泉，随之乘船找到了董文甫。董文甫“被琼琼扭住道：‘负心贼！今日才寻着你！’董文甫也道：‘是我负心，姐姐饶我！’七窍中早已鲜血迸流，死于地下”。冤厉并没有向仇人同伙马小洲索命，因为他同自己没宥一重“情”——情变的关系，留下他还正可向众人昭明真相。

情仇索命一类亦波及到正常的夫妻感情破裂——离婚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上。由于男尊女卑的特定历史条件，传统社会中的离婚，一般表现为男子休妻。早期文学中“团扇之捐”的无可奈何的愁怨抒吐，渐渐表现为弃妻不甘于命运的安排，向喜新厌旧的负心人无情报复。

而这一类报复多以物我同态复仇方式实行。薛福成《庸庵笔记》卷六载，同治年问湖南某观察的长子娶某太守女为妻，憎其貌丑，纳妓为妾，后其妻因孕归娘家，观察之子竟听妾之诉，让弟弟写了离婚书来休妻，并称这位丑妻所生女不是自己的，于是弃妇先杀女，复自断喉而死。不久观察的次子便生病说鬼话，原来是受冤女鬼前来索命了。次子死后，观察又大病将死，称与该妇在阴府对质而不胜，必死。几天后长子本人亦死。而其妾暂存阳寿的原因，是复仇女鬼想让她也去尝尝守寡那难受的滋味。

颇有意味的是，在复仇方式上，女鬼们并不总是自身显形以强力索命，而是或设计或纵容，使仇人自己走上一条死路，从而恶贯满盈终受严惩。这种复仇方式体现了鬼灵文化同阳世官法的交汇补充。如《聊斋志异·窦氏》写农家女被富家子南某始乱终弃后，冤厉屡次借别的女尸惑乱仇人，陷其于发泵不义之地，终于使其获罪被处死。沈起凤《谐铎》卷六写线娘与某生欢会半载，后者“指誓山河，矢盟日月”，却背约他婚。愤而自经后，线娘冤魂不但不显出不满抱怨，反为仇人助考，代易不妥字句，登科后又助其谋作外任。最后，当仇人因贪赃纵法事败，判处弃市的前夕，冤魂才披露了自己的真实用意：“数年冤愤，而今始得伸也。吾所以佐汝功名者，因书生埋头窗下，何处得罹大辟？必使汝置身仕途，乃得明正国法，业镜高悬，折证正不远也。”故事同时出说明，即便在对复仇鬼灵能动作用的强调中，隐藏在背后的神秘的必然性仍时时透露出来，这恶有恶报的因果逻辑是不可逃脱的。复仇鬼灵们所做的，只是让仇人尽早地接近这一终极目标。阳世之法还不算是终极审判，冥法“折证”，才是复仇鬼灵为之翘首期待的冤报极致，大概这就是许多鬼灵作品极力渲染阴间刑罚残酷的一个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