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说鱼》曾精当地论述过“鱼”与“欲”的联系，认为古人以鱼之得水喻夫妻和谐。那么，春恨的原意与所象征的广泛社会意义间也有这种必然联系吗？春季是人的性欲勃动最盛之时。明代邓志谟小说《咒枣记》第一回写女子对男性的引诱，即以鱼游春水作比：“君子，妾今日来此，实非淫奔之女，却是天赐良缘，留宿贵庄，一见君子温润如玉，妾实爱之，君子何不与妾贴胸而睡，交股而寝，两意和好，效鱼游春水之乐乎？”这里的春、春水以及鱼的象征意旨是楹切相连的。
《礼记·乡饮酒》称：“东方者春，春，为之言蠢也，产万物者，圣也。”《尚书大传》日：“东方者，动方也，物之动也。何以谓春？春，出也。物之出，故谓东方春也。”《楚辞·大招》其开篇也称：“青春受谢，白日昭只。春气奋发，万物遽只。”王逸《楚辞章句》如此解释：“言岁始春，青，希用事，盛阴已去，少阳受之，则日色黄白，昭然光明，草木之类，皆含气，芽蘖而生”；“春，蠢也；发，泄也”；“言春阳气奋起，上帝发泄，和气温燠，万物蠢然竞起而生，各欲滋茂。”这里，分明在力图揭示“一天”与“一年”起始的类同对应性质。因此，早年学者指出：“卜辞中，凡称四方者，无不以‘东南西北’为次序，余不备举，而见于古代载者亦然。……四方之所以自东始者，实本于四时之自春始，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是地理与天文之密切联系，亦我国古代文化科学与哲学之结晶，历代相承，莫敢更易者。”
于是，就在这一年中最有意味的季节，最容易激起人怀春、思偶的时序，古人的抒情性咏叹变得具有了非个别性的性质，而带有了普遍一般性的人性意趣，可以说，它是最易于表露和发泄人情欲的季节，当是毫无疑义的。
阮籍《咏怀》其十一言：“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刘履《选诗补注》如是解释：“春气感心，言春气发动，鸟兽孳尾之时，人心不能无感。《诗经》言有女怀春，亦此意也。”这方面国外汉学家亦多属意。像法国汉学家所探讨的采桑女母题即然。《墨子·明鬼》称：“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所属而观也。”桑林，不仅是祭祖场所，也是男女相舍祭祀高裸求子场所。《诗经·郦风·桑中》里的：“美孟姜兮，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小雅·隰桑》的“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魏风·十亩之间》的“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魏风·汾沮洳》的“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等。男女相亲的故事都发生在春季的桑林之中。
由于春季桑林这一特殊场合允许性放纵的远古遗风，诗歌中所出现的春季采桑女形象，似乎总带有性挑逗的意味。尽管由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伦理观念介入，像汉乐府《陌上桑》等总是歌咏采桑女拒斥挑逗，但诗中季节有关性的桃色色调却始终难泯。傅玄《秋胡行》咏赞贞妇，仍描绘着“百草扬春华，攘腕采柔桑。素手寻繁技，落叶不盈筐。罗衣留玉体，回目采流章”．难怪远来的秋胡先生邂逅一遇，就不禁为之感悦生心，把持不住。更不可忽视鲍照《采桑》一诗的主题史意义：
季春梅始落，女工事蚕作。
采桑淇洧间，还戏上宫阁。
卫风古愉艳，郑俗旧浮薄。
灵愿悲渡湘，宓赋笑腓洛。
盛明难重来，渊意为谁涸？
君其且调弦，桂酒妾行酌。“上官”一语，本自《诗经·酃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毛传》解释：“桑中、上官，所期之地。…‘宓赋”指曹檀《洛神赋》。此将采桑女思春与人神通合母题结合起来，其意明矣。沈约也作《采桑度》七首，其五日：“春日采桑度，林下与欢俱。…欢”显然指情郎，因而音乐文艺史家任半塘先生《教坊记笺订》认为“采桑”是大曲名：“梁时另有《采桑度》，《乐苑》谓为渡采桑津之意，而辞则蚕女之情歌也。唐大曲之《采桑》，可能与古‘相和曲’《陌上桑》之内容有关。”此论甚确。(www.xing528.com)
缘此春恨也就与相思主题类似，易于由其弹性结构孽乳派生出许多有机联系着的变体。而深层底色的相似，又使“采莲女”母题很自然地同采茱萸求子联系起来。梁简文帝萧绎《茱萸女》咏：“茱萸生狭斜，结子复衔花。偶逢纤手摘，滥得映铅华杂与鬟簪插，偶逐鬓钿斜。东西争赠玉，纵横来问家。不无夫婿马，空驻使君车。”唐人万楚同题诗中季节的象征意蕴，较此还要显豁突出。其中的“九日”，表明故事发生季节是在九月，秋与春置换也并未影响作品的主题表达：“山阴柳家女，九日采茱萸。复得东邻伴，双为陌上姝。插花向高髻，结子置长裾。作性恒迟缓，非关诧丈夫。平明折林树，日入反城隅。侠客邀罗袖，行人挑短书。蛾眉自有主，年少莫踟蹰。”诗中作为“采集者”的年轻女性，即使她们不是艳帜高挂，这种盛装外出采撷的举动，也难免令人产生“桑中”之疑。而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十三将这两首诗排在北魏胡太后思念情人所作《杨白花》歌辞后面，作为同一类别的诗作互为映衬，不正分明窥见此潜在含意吗？
清人吴闯生《诗义会通》卷三指出《大雅》中的《瞻印》、《召曼》二诗，“皆忧乱之将至，哀痛迫切之音。贤者遭乱世，蒿目伤心，无可告诉，繁冤抑郁之情，《离骚》、《九章》所自出也”。有赖于此，深得春恨之神的屈赋才在情感上深化发展，成为春恨主题的真正源头。其诱使评论者偏离作品客观实际，往往像拟作者的情形一样，“在对历史上某些事件发生兴味时，设身处地，幽然思古，试着想弥补一些历史的缺憾，给它多增加一点完满性和戏剧性”。不光对先秦作品，对汉唐之作也知此阐发。陈沆《诗比兴笺》在这方面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如其在《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下笺日：“《楚辞》……‘睢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然则感盛年之易阻，而伤遇合之不再，固放臣同情也。……案‘倡女’者，未嫁之名，以譬己未遇时；‘荡子行不归’，则譬仕吴不见用也；‘难独守’者，云行有反期，君思终偿还也。”这也是从反面证实了春恨主题涵括内容的广泛性、可延展性，不确切的议论反倒点出了主题的复杂内涵与社会性的本质。
日本学者指出：“就文人文学来说，‘闺怨’诗的本来模式是男性以女性为主人公或借女性的心进行歌咏，而且可以说咏男女之情的诗几乎全部如此。这是中国这类诗的重大特色。”此论虽有偏颇处，但已注意到了诗歌是后世词曲等艺术形式中“男子（创作主体）作闺音”模式的先行者。其实这一模式即春恨主题。也有论者体会到，“落花+伤春”的时间意识是宋词的基调。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古代文人文学有涉男女之情的诸多抒情作品，的确可以用“春恨”主题模式的角度去解悟阐释，春恨的本质是借特定的物候与女性的口吻发自我本质不得实现的怅恨之忱，如《牡丹亭》中杜丽娘，正是通过春恨，抒发了许多难言之憾，内心隐衷，以及对美好自然与膏春的向往，对自由与爱情的热望。这是被束缚的人性的解放。
而有了自我意识的觉醒，才会见出春景的不同昔日：“凭今春关情似去年？”联想自身美貌青春不为人赏：“天啊！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官之客？”春恨文化积淀于小说中也不胜枚举，其往往同人物性格尤其是女性心理紧密联系着，如《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二回中的诗句：“嗟怨，自古风流误少年，哪堪暮春天”，“空教我黛眉蹙破春山恨”。
在繁如过江之鲫的明清小说（特别是以才子佳人为中心人物的言情小说）中，春恨之于女性的心理描写几乎是不可或缺的。
叙事文学中的春，似也“春恨”，特定人物行为往往与因春感情而又不得实现至为相关。浦安迪也注意到，季节象征，在文人小说中作为一条中心结构原则受到特别重视，如吴承恩《西游记》，“作者运用季节的标签和母题来塑造妖魔本身和他们的巢穴是不足为奇的。
不过当他设法恰好用春天的意象让猪八戒演出入伙一幕（老猪是作者用来表示世俗活力和野兽精气的图像）……我们确实感到四季转换的节奏是出于有意的安排。在这些以及其他事例中，作者充分显示出他对冷热循环交替及相互补衬一事的敏感”。论者还指出第五十三、七十三、九十三各回，“有色欲含意的事件都放在春天也出于同样的原因”。按，第五十三回写的是师徒四人在“几处园林花放蕊，阳回大地柳芽新”的早春，来到西梁女儿国，唐僧与八戒误喝子母河的水而受胎；第七十二回“又值春风明媚”之时，师徒一行途经盘丝洞，被七个漂亮的女妖怪百般纠缠，孙悟空变鹰叼走了洗澡女怪们的衣服，而猪八戒仗着自己水性熟，则变作鲇鱼在水中大加奚落之。第七十三回里的引诗居然有着人仙之恋的明显意味：“双双野鹿，忘情闲踏绿莎茵；对对山禽，飞语高鸣红树杪。真如刘阮天台洞，不亚神仙阆苑家。”
以刘晨阮肇天台山邂逅仙女的故事，来形容当下与女怪同堂学艺道士的宅院，虽则不伦不类，在此却也似非闲笔，未必没有来头。又第九十三回写唐僧经天竺国，被金主选驸马的绣球击中，其实后来补叙，这公主原是个玉兔精假冒，想要“破我圣僧师父的元阳”；第九十五回则有意地提示，这事件也不是发生在别的季节里，而也恰恰是发生在“杜宇正啼春去半”之际。
类似的颇带有人类学意味的叙事思路也适用于《红楼梦》。按弗莱1951年发表的《文学的若干原型》中，把春与传奇、夏与喜剧、秋与悲剧、冬与讽刺联系起来，作为文学表现的原型模式。那么，《红楼梦》主题的整体结构原则也极为符合这种物候变化的发展模式，这一思路，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吴宓先生《石头记评赞》即提出：“依主要情史之演变，而全书所与读者之印象及感情，其atmosphere或mood，亦随心转移，似有由春而夏而秋而冬之情景。但因书中历叙七八年之事，年复一年，季节不得不回环重复。然统观之，全书前半多写春夏之事，后半多写秋冬之事。”而据充分的内证可见，小说《红楼梦》前三十回主要写了宝黛、宝钗的爱情传奇；与偷情纵欲密切相关的秦可卿、贾瑞和秦钟之死表现的讽刺传奇；兴建大观园与元春省亲盛况（此为宝黛关系发展预设了氛围）。而第十九回随着春天到来，宝黛青春情欲由渐萌发展到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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