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春恨情感历史揭示

春恨最初是与故国之恋联系在一起的。《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后，汉末战乱别离与魏晋仕宦羁旅，使春恨基因向挚友亲明等人际关系上进一步拓展。如《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等等，均因春生怀人之情。曹植《感节赋》览阳春之景发感时忧生之慨；阮籍《咏怀》之十八咏“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之四十四“荧荧桃李花，成蹊将夭伤”，陆机的《春咏诗》也在芳春之盛时看出了悲凉：“节运同可悲，莫若春气甚。和风未及燠，遗凉清且凛。”其《悲哉行》更是前此少有的刻画春恨由景及情的细致入微之作。再像江淹的《别赋》：“君结绶兮千里，惜瑶草之独芳”，这种巨大的失落感又怎能不令人为之感喟：“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

南朝末到隋唐之际的富体诗，使春恨基因得以在男女情爱意绪中进一步扩展。如萧绎《春别应令》：“昆明夜月光如练，上林朝花色如霰。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

萧纲《倡妇怨情》：“荡子无消息，朱唇徒自香”；刘希夷《春女行》：“自怜妖艳姿，妆成独见时；愁心伴杨柳，春尽乱如丝”；其《代白头翁》：“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都市的繁荣，一大批经常接触文人且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职业歌手——青楼女子的出现，使含悲吐怨的春恨主题又抹上了新的凄凉色彩。从先秦巫娼、奴娼到两汉的官妓与魂晋的家妓，娼妓文化在六朝至唐代空前鼎盛。像苏小小、薛涛、刘采春及名不可考的太原妓、武昌妓、舞柘妓等才华出众的女性才人，都留下了不少千古传颂的趣闻佳话，她们的活动亦极大地刺激了春恨文化的扩散。如薛涛的《谒巫山庙》“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自斗眉长”；襄阳妓的《送武补阙》：“无限烟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悲王孙”；朱彝尊《词综》卷二十五收集着一些妓女循此模式填作的春恨词章，像盼盼的《惜春容》：“而今老史惜花深，终日看花看不足。”在她们的创作参预下，春恨渐露女性化特质。

在相思主题中，春恨的女性化特质，使得主题在诗演变为词的文体过渡中起了重要作用。因其汇集的题材、格调、意趣等艺术触觉能较深入地伸展到文人情感世界里，尤其能够较多地介入到配乐演唱、刻画文人与女性交往时那微妙复杂情绪心理的文体中。春恨的相关意象母题极具有触发文人艺术思维的活力，许多类似的春恨相思旨趣，启悟了词作者的惯常思路。如宋人张炎《词源》所言：“簸弄风月，陶写性情，阋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故其燕酣之乐，别离之愁，回文、题叶之思，岘首、西洲之泪，一寓于词。”词的诸多体性特点，使其不能不格外偏爱于春恨主题，而主题又颇适合多愁善感、爱作女性口吻（男子作闺音）吐怨的文人积习。可以说，年年春恨，春恨年年，这不只是个别文人的情绪体验，而是面对春的特质与爱情失意，时时进行有机联系的整个文人阶层的共性心态特征。晚唐五代那些风云气少、儿女情多的词集，几乎离不开感物伤怀、触目惊心的春恨模式。冯延巳《鹊踏枝》：“谁道闲情抛却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孙光宪《生查子》：“春病与春愁，何事年年有？半为枕前入，半为花间酒。”竞启悟了《花间集》、《樽前集》两部词集的名称，预示着通过这离不开女性的文人慨叹，春恨愈加社会化的历史走向。(www.xing528.com)

当然，春恨模式还常用以抒写那些以男女情爱派生出的社会性喻意，其以自然物候、爱情人生为表皮，社会内容为血肉，主体自我意识为神髓，是屈原香草美人象征的继续。每逢乱世风云，特定文化氛围的触发，这种以春恨喻家国忧思的作品即勃然而兴。如辛弃疾《粉蝶儿·和晋臣赋落花》：“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偶风憾。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

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以大好春光的两度流逝喻抗金时机的一失再失，对春天由热望而至失望的复杂情感，使得哀忱悲慨分外凝重。他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汉宫春·春已归来》等也是如此。陈亮《水龙吟》词尤为颇具美学眼光的清人刘熙载激赏，其《艺概’词曲概》认为：“恨芳菲世界，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言近旨远，直有宗留守大呼渡河之意。

表层含义是大好春光不为游人所赏，深层意旨是金人占领着大好河山，仿佛抗金名将宗泽满怀着失落的痛苦，在弥留之际大呼收复失地，北伐中原，春恨至此，主体的历史走向又趋于社会性因素渐渐增强，尤其到了晚清近代，这种趋势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