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由阻隔而生成的相思情感的抒发,文学作品生成了一系列有特色的表现模式。
其一,相思无人理解模式。相思之忱空怀无着,不为人晓,每每令柏思主体深感怅然若失。《古诗十九首》言“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承继了吴楚民谣《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表达出这种对象自我间的无法交流对话之痛。又清人贺贻孙《诗筏》如此品味《九歌·湘夫人》:
“思公子兮来敢言”,注不出,想不得,与古诗“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皆相思谱中佳话,用以降神,奇极!在这里,似乎阻隔不是一重而是多重的——最初的阻隔是空间的;由此形成的相思与心中的阻隔,而心中阻隔往往更能表现楚楚相思之苦。卢照邻《望宅中树有所思》有咏:“我家有庭树,秋叶正离离。上舞双栖鸟,中秀合欢枝。劳思复劳望,相见不相知。何当共攀折,歌笑此堂垂。”因见双栖鸟、合欢枝而愈加感受到“不相知”之苦。
其二,愈阻隔相思愈烈模式。由于相思之于对象的专注,往往体现为追求不得,而相思弥烈。《诗经·秦风‘蒹葭》约略察觉到阻隔对于相思的作用,相思并不因有阻而止,反而是有阻隔才有了相思:“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隐约可望又无法企及,情感冲动促使价值指数上升,“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越是思而不即,越思之不已,真如元杂剧郑光祖《倩女离魂》中张倩女所唱的:
可待要隔断巫山窈窕娘,
怨士鳏男各自伤,
不争你左使着一片黑心肠。
你不拘箝,我可倒不想,
你把我越间阻,越思量。
其三,人不如异类模式。鲍照《拟行路难》曾痛发激愤之语:“宁作野中之双凫,不作云间之别鹤!”宋人梅尧臣诗《一日曲》也有此惯常思路:“不如水中鳞,双双依绿蒲;不如云间鹄,两两下平湖。鱼鸟尚有托,妾心谁与俱?”人不如飞禽游鱼,在相思阻隔的痛苦情感支配下就很自然地在叙事性文学中产生人不如异类的想法。
其四,人宁愿化为异类模式。主体是思念到了极点,不禁慨然而顿生奇想:宁可化为异类,以摆脱相思之苦。张衡《定情赋》今已残佚,残句有咏“思在面为铅华兮,患离尘而无光”;《同声歌》则以女性的口吻唱出:“思为莞翦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霜。……衣解金粉卸,列图陈枕张。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继之蔡邕作《检逸赋》,也很有血性地表白:“昼骋情以舒爱,夜托梦以交灵”,甚至“思在口而为簧鸣”。应场《正情赋》承继而咏道:“余心嘉夫淑美,愿结欢而靡因。承窈窕之芳美,情踊跃乎若人。魂翩翩而夕游,甘同梦而交神。昼彷徨于路侧,宵耿耿而达晨。”直至陶渊明《闲情赋》的“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等等。试想,如果没有阻隔,何必这么处心积虑地要变形追随呢?唐代郎大家宋氏描写以古琴伴奏的相思歌咏“愿为双鸿鹄,比翼共翱翔”,则说出了试图超越空间阻隔的切切良愿。而有名的白居易《长相思》则将化为异类模式,同下面将要谈到的相思鸟、连理树母题结合:
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
二月东风来,草坼花心开。思君春日迟,一日肠九回。
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www.xing528.com)
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乏侧。蔓短枝苦高,蓉回上不得。
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
只要能冲破相思阻隔之苦,就宁可如此化为异类,哪怕一时间的变化也好。元人伊世珍《琊娠记》卷下引《贾子说林》称:“昔有一人与邻女有情,一日饮于家,惟隔一壁,而无由得近。其人醉隐几,卧梦,乘一玄驹人壁隙中,隙不加广,身与驹亦不减小,遂至女前,下驹与女欢。久之,女送至隙,复乘驹而出。觉甚异之,视壁孔中有一大蚁在焉,故名蚁日‘玄驹’。”以相思主体潜意识中有效地变形为异类般大小,来满足相思渴求,切实消解了相思,绝好地体现了相思痴想的程度。
其五,死后化为相思鸟、连理树模式。此与上述模式同中有异。所异在于它是生前不能实现、或不能持续相聚的痴愿,在死后世界里才得以变形实现。像《孔雀东南飞》写焦仲卿、刘兰芝二人美好的爱情被毁灭后,双双自杀,殉情后被合葬,“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祖冲之《述异记》中的一对恩爱夫妻合葬后,“未一岁,冢上生梓树,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树。每有双鸿,常宿于上”。《三吴记》载潘章和王仲先“情若夫妇”,死后竞也足化作连理树相思鸟。
后世的化蝶、化鹦鹉、化秦知了等等也当出于这一极有触发力的思路。而在南朝乐府清商曲中就有以草木缠绕谐男女情爱之缠绕的,如《襄阳乐》的“女萝自微薄,寄托长松表。何惜负霜死,贵得相缠绕”;《杨叛儿》的“落秦中庭生,诚知非好草,龙头相钩连,见枝如欲绕”,在现实中紧密相连的植物上看出了与阻隔相左的现象,也从相思情爱的角度产生了如此对象化的联想,可以说死后化作连理树之类的想象,当由此孳乳生发而出。
可以认为,类似的诸多情爱文学表现模式,正是距此不久即萌芽、并于后世绵延不绝的“离魂”母题、“邂逅仙女”母题等产生的文化心理基础和相关情感潮动的必要蓄积。相思无人理解,便设想生发出林林总总神秘奇异的表现对象来;愈阻愈相思,积聚了目标实现的焦虑、痛楚,构成了“蚌病成珠”的必要情感势能;抱着人不如异类的憾恨,这类憾恨很容易继续发展,派生增殖出虚构憾恨的诸多变相实现的母题——化鬼、遇仙、逢花精狐媚……
甚或索性自身变作异类(化为有双翼能超越空间阻隔者居多)。诸如此类,要言之,不过是以神秘思维、仙幻想象来消解相思、消释阻隔的置换方式。而这些期求曲折地实现相思的方式的活跃,不仅说明相思主体情感追求的顽强,更是礼教文化对人的正当情感需求束缚、古代男女交往受到种种限制的一个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应当进一步深入探讨。四、相思阻隔原动力对于文学与文化心态的影响相思情爱文学中的“阻隔”这一小小的情节单元,或日母题(Motif),在相关作品创作中的作用却不能算小,在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心态史上的地位也未可低估。
其一,对于阻隔的表现可影响现实的文化心理、习俗的形成。文学表现模式来自于现实生活,而形成了文学传统并且反复重温渲染的东西,又强化扩展了人们的习俗心理。现实中的相思阻隔令人焦虑痛苦,文学中却以此为尚,人们也以对此的品味重温为美感享受。其符合传统抒情文学的审美取向:“中国文人情诗,一个极显著的特质,即长于咏唱一种有缺憾的爱,从中表现一种惘惘不甘的情调。通观古代爱情诗词,诗人们极少去吟咏那一份正在爱中的欢乐意识,亦极少以乐观之眼光,去憧憬爱的明天,而是对消逝的往日之恋,一往情深。”作为对于儒家主流文化的一种冲击,阻隔相思又弘扬了个体的自由奋争的精神,有利于在爱情相思文学中突出人性、表现人的主体情感意志的顽强执着。相思的人性价值就在于要不为阻隔所折损,百折不挠地冲破阻隔,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磨难、灵魂挣扎特别是人的精神价值、人性的光辉,得以较多凸现。
其二,阻隔的设置,有利于文学作品中具体细微表现模式的跨文体汇通。“阻隔”不限于诗赋,还在戏曲小说中扩展并大量呈现。这一小小的情节单元的活跃,给传统文学的爱情表现带来了许多生机勃勃的气息活力,使得爱情相思这一受人喜爱的题材更能引起文学传统接受心理的青睐,这一题材主题赖此中介而受到较多的关注。
其三,阻隔的设置,有利于文学作品中艺术思维与神秘思维的相得益彰。“阻隔”的反复强调催发了人们要在想象世界里实现理想追求的创作动机,而“虚拟时空”的构建不能不借重超现实的神秘崇拜。神秘崇拜的活跃又为抒情的主观情意提供了生长点与温床。
其四,对相思阻隔的研究,还可导引我们揭示传统爱情文学中的民族特色与文化成因。
这一方面说明古代有着易造成阻隔的文化土壤,同时,它说明历代不乏对礼教禁锢的精神反抗。尽管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现实生活中的抒情主体未必痴情专一,但这不妨碍其仍然在文学作品中起劲地、动情地大咏用情专一的相思。阻隔与冲破阻隔的表现,使生活中的矫情者,也往往能够成功地运用喜闻乐见的抒情传统,写出看来不错的感人的篇章,文学创作与审美心态史及文化传统的联系互动,正在于此。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