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消除歧视、制衡权力

警惕以税为名行歧视之实

若从现在上溯30多年，相信没有人会打着税收的旗号推行自己的主张，这不光是因为那时的国人没有权利意识，更因为其时的税收早已被污名化，不是“苛政猛于虎”，就是反动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税收已被正名，它是国民的“公器”，亦是履行义务的证明，某种程度上它还和“贡献”相联系。于是，我们就能时不时地看到，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以税收为名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

例如，前些年，有北京某区人大代表提议，对在京居住两年以下的外地人员单独征收商品房税，理由是：北京的公共设施是北京纳税人的钱建设起来的，非北京人购买北京房产，使用围绕房产的一系列公共设施，应该尽纳税人的义务，否则就是对北京人的不公平。（2006年1月19日《新京报》）

再如，浙江省政协委员周建桥建议，如果居民不纳税或者年纳税低于5万元，就没有资格购买汽车。他的理由是，国家在道路交通设施上的投入来自纳税人，如果居民不纳税，购车占用公共设施就是不合理的，“给国家增加了额外负担”，为了治堵，应该限制不纳税的居民购车，只有企业或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个人才有购车资格。（2011年1月17日《东方早报》）

还如，2010年以来，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相继出台了房产限购、限贷政策，其中规定，对不能提供在当地1—5年不等的纳税证明或社保证明的本地和外地居民不能购房或暂停发放住房贷款。

以纳税为名限制购房、购车，一则是将纳税作为义务与一些权利联系起来；二则是将纳税与贡献联系起来，纳税越多似乎就对城市、对社会的贡献越多。

如果不细究的话，这样的理由冠冕堂皇，还真能堵住一些人的嘴。(www.xing528.com)

但只要稍稍了解中国的税制结构以及税收原则的话，上述理由就难以站得住脚。

首先，我国的税制是以流转税与所得税为主的双主体结构，2009年，流转税占税收总额的比例达到56％以上，而所得税只占26％左右，其中个人所得税占比只有6.63％，其余则为财产税和行为税等小税。我国的流转税因为具有转嫁性质，纳税人与负税人并非同一主体，其税负基本都是由最终消费者负担的。这一性质，在向商品征收的增值税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价税在设计上就是分离的，消费者可以从企业和商家开具的发票中清楚地看到自己具体承担了多少税款。据此，可以说每一个国人都是纳税人，因为不论什么人都要消费。我理解，上述代表、委员建议中所说的税收，应该仅指个人所得税，因为目前只有个人所得税才开得出纳税证明，而流转税则因为种种原因不可能开出纳税证明。但要知道，个人所得税只是对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个人征收在此收入以下的民众并没有纳个人所得税的义务。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有7.9亿的劳动力，2010年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数为6900万。”也就是说，有能力纳个税的不到十分之一，按此规定，岂不是将那十分之九的人都挡在上述城市之外了吗！

其次，我国以及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税收方面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公平，其又可分为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有相同收入的人纳相同的税，纵向公平是指有不同收入的人纳不同的税，具体说就是“量能纳税”只要民众遵循税法履行了义务，那么他就享有与他人相同的权利，而不能因为相对数额较少，就在权利分配上予以降格。

如此，不难看出，上述以税为名的建议一是对纳税人的界定含糊不清，导致前提不成立；二是违反了税收的公平原则，实际是对收入较低的纳税人的歧视以及对他们市场自由交易权利的限制；说再严重点，则违反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权利。

其实，类似的以税为名的限制在历史上不乏其例。15世纪欧洲的英国法国等国就对民众的议会选举权施加了财产和纳税的数额限制，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下，只有极少数封建领主和城市工商业者才能达到规定的数额，这就把大多数的庄园佃农和城市贫民排除出去了。由此，确保了封建领主和城市大工商业者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只是到工业革命以后，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经过近200年的不懈斗争才最终获得了没有财产和纳税限制的普选权。

虽然选举权和交易权是两个范畴的权利，但其性质却是一样的。如果漠视的话，很可能会加剧撕裂当今社会已有很大裂缝的贫富对立！这是需要旁观者深加思考和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