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揭示：神话13导致创伤记忆被压抑！

神话13　个体通常压抑对创伤经历的记忆

不久前，有位28岁的女商人来找本书的作者之一林恩博士咨询，她想以性侵犯的罪名对她的三名同事提起诉讼。她叙述了以下事件。

两年前，我在中国开展两周的业务。一天晚上，在上海的一家俱乐部跳舞之后，我倒床酣睡。3小时后我醒了，回想起来我刚刚做了非常色情的性梦。我越想越觉得那是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的。

因为第二天早上我回想不起任何事情，所以我想知道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我抑制了一些可怕事情的记忆。于是我联系了在医学院做催眠研究的人士。在第二次催眠的过程中，我努力回忆发生了什么，我记起来，我公司里面的某个男同事对我实施了性侵犯。当时我与他在提升方面有直接的竞争。我觉得，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女人以为她是老几？这是给她的一个教训”。

她回忆起的有关创伤性的性侵犯的记忆多大可能上是真的？我们很快就会查明，但是现在我们要指出，她在这样一个有争议问题上的深入关注，涉及人们是否能将可怕的记忆在意识层面恢复出来，这样才能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并在后期治疗中导向可能的康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医生指出，对创伤性或压力性事件回忆能力的缺失是无法用一般的遗忘来解释的，这是分离性遗忘症（dissociative amnesia）。

从19世纪晚期至今，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大行其道以来，有关人们是否可能将创伤性的记忆从意识中抹去的辩论已经激起了无数思维的火花。很少有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人们记住的事情可能一直是准确的，此外，事情发生后，人们一旦记住这些事情，哪怕是有段时间，甚至好几年不再考虑，人们也忘不了。有争议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个特殊的抑制的机制，使得人们忘掉了创伤性的经历。记忆的抑制是创伤性事件发生后的缓冲，还是像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说的那样“一条缺乏令人信服证据支持的心理学传说”。

如果从大众媒体描述抑制的角度来看，我们永远都猜不到这个话题在科学共同体中是多么的具有争议性。在电影《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2004）、《诱惑肌肤》（Mysterious Skin，2004）、《蝙蝠侠重现江湖》（Batman Returns，1995）和《抑制》（Repressions，2007）中，对痛苦事件的记忆抑制——发生范围从儿童虐待到目睹父母被谋杀和曾经从事谋杀行为——看起来仿佛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许多流行的自助书籍不把抑制描述为一种对创伤性事件的典型反应，也把它描述为自然而然的反应。例如，朱迪斯·布鲁姆（Judith Blume）写道“半数的乱伦幸存者都不记得这种虐待发生过”。雷内·弗雷德里克森（Renee Frederickson）指出“上百万的人终其一生，或在其整个童年阶段尘封了不堪回首的受虐待的经历”。

或许并不奇怪，许多外行人都觉得这些说法可信。根据乔纳森·戈尔丁（Jonathan Golding）和他的同事对613名本科生的调查，多数受访者都表示相信记忆被抑制的说法。在一个评分尺度为1-10的量表上，男性评估其可能性为5.8，女性为6.5。89%的人报告说，他们在个人或媒体所报道的层面，有一些记忆抑制的体验。多数人都认为在法庭上被抑制的记忆应被采信为证据。

大众关于被抑制记忆的观点，我们可以追溯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学说，即强迫观念和歇斯底里症是个体抑制了童年期性虐待经验的产物。弗洛伊德把抑制看成是对不愉快记忆或冲动的无意识的动机性遗忘（motivated forgetting）。今日务必要指出的是，抑制性记忆的观点是一些种类的精神分析和记忆恢复疗法的中心。这些治疗所参照的基本观点是，来访者无法解决他们心理问题的根本原因，除非他们挖掘出被压抑的、经常是性虐待这样的童年创伤。这种想法的许多方面反映了代表性的启发式（见引言）：就像我们必须处理或拔掉化脓的牙齿，以防止其进一步溃烂一样，同理，我们必须擦掉被抑制的创伤记忆，才能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

的确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调查显示，许多治疗师正忙于从心灵深处查出被抑制的记忆。在调查了超过860名精神治疗师以后，迈克尔·亚普科（Michael Yapko）发现，近60%的人相信抑制是遗忘的主要原因，大约40%的人认为，因为人们抑制了创伤性事件，所以人们记不住太多童年往事。黛布拉·普尔（Debra Poole）和她的合作者在两项研究中调查了美国145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执业精神治疗师，并在另外一项研究中调查了57名英国精神治疗师。他们发现，超过3/4的治疗师报告至少使用了一种记忆恢复技术，例如催眠、意象导引或重复提问和暗示（“你确定你未受虐待？请认真思考这一问题”），以“帮助来访者记起童年期遭受的性虐待”。此外，25%的以成年女性为治疗对象的受访者相信，记忆恢复是治疗的关键步骤，他们相信早在第一次会话时就能鉴别出患者具有被压抑的，或其他难以获得的记忆内容，他们使用两种或更多记忆恢复技术来提高患者对过去事件的回忆。一年后，梅利莎·波伦斯内（Melissa Polusny）和维多利亚·福利特（Victoria Follette）在另外一项有关治疗师的调查中报告了类似的发现。(www.xing528.com)

记忆恢复程序的流行，体现在不正式的临床报告要多于严格控制的研究中。事实上，有许多轶闻报告人们在精神治疗中似乎重新记起了数十年前的受虐经历。然而，在综述了60年间有关抑制的研究，发现没有令人信服的实验室证据之后，戴维·福尔摩斯（David Holmes）挖苦地建议道，之前任何使用这个概念都应附上下面这句话：“警告。抑制概念还未获得实验室研究证实，它的使用可能会对临床行为的准确解释带来危害。”最近，理查德·麦克纳里（Richard McNally）仔细分析了相关文献，得出结论认为，对于抑制性记忆，所获科学证据的支持是微弱的。他指出，许多个案的历史被指出支持分离性遗忘症，但无法确定创伤性事件的真实性，故而，在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用记忆丧失，即普通的遗忘来解释，而不是抑制。

与抑制假设相反，研究表明，多数人对大屠杀和自然灾害这样的创伤事件记得很好——有时记得过于好了——以让人烦恼的记忆闪回的形式。此外，在精神治疗中，存在这样的事实，即有些人回忆起被抑制的记忆内容，却没有事实证明、让人难以置信，例如，广为流传的撒旦教活动和外星人绑架等，这使在治疗中患者回想起来的许多其他可信记录的准确性也蒙上了可疑阴影。问题是治疗师经常不能区分准确记忆的“信号”和错误记忆的“噪声”。

理查德·麦克纳利对于患者如何延迟回忆起童年受虐经历提供了如下解释，他将这种解释作为抑制假设的一种替代方案。正如同他所指出的，儿童遭遇亲戚的性骚扰以后引起的迷惑可能要多于不安，而多年以后当他们意识到事实上这是性骚扰时，他们在回忆的时候会伴随强烈的反感。有些人有时忘记了事故、住院治疗这样较大的生活事件，甚至在事件发生一年之后，在这样的人身上，对事件的延迟回忆也时有发生。

然而，另一个有关分离性遗忘症的问题是，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人们报告不出某件事并不意味着他们抑制或甚至忘记了这件事。盖尔·古德曼（Gail Goodman）和她同事们的工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在事故发生13年后，他们重复性地访谈175名记录有童年期性虐待经历的人。在研究中共有三轮访谈，首轮访谈中19%的人未报告记录中的事故。然而，在后来的电话访谈中，16%的人未报告事故，第三轮访谈（面对面）中，只有8%的未报告。很明显地，即便是最初被试未报告，他们在脑海中仍然保有对事故的记忆。大概人们太过强调患者在初次会话时报告受虐内容，或需要好几种方式来想起这些事件。

给普通的或无法解释的遗忘现象贴上抑制的标签，这种倾向似乎已深深嵌入到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精神病学家哈里森·蒲伯（Harrison Pope）和他的同事给科学共同体提出了一项有趣的挑战。他们在专业性的网站上发布一条通知，许诺给首位提供因创伤事件而患有分离性遗忘症案例的人1000美元奖励，案例可以是虚构或非虚构的作品，以任何语言，1800年以内的都可以。尽管有超过100条回复，没有人能找到一份关于分离性遗忘症的清晰描述。作者推测道，如果分离性遗忘症就像幻觉和妄想那样是自然存在的心理现象，应该在非虚构或虚构的人物中找到证据。蒲伯和他的同事总结认为，被抑制的记忆看起来是我们自19世纪以来的近期文化产品。

在21世纪初的10年里，科学共同体内有关被抑制记忆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逐渐降级，大家达成了如下共识，诸如催眠、意象对话和重复提问这样的方法可能会导致创伤事件的错误记忆，延迟了的对事的正确回忆常常是由于普通的遗忘和记忆，而不是由于压抑。

就开始时所描述的那位28岁的女商人而言，考虑延迟回忆的替代性解释是至关重要的，这样才能提高可信度，举例而言，可能是被邪恶的崇拜所虐待了。例如，这位女士在本案中描述的感觉有人躺在她的床上，这可能由于一个陌生却令人称奇的普遍现象，称为睡眠瘫痪（sleep paralysis），是由睡眠周期性被打乱而引起的。有（1/3）～（1/2）那么多的大学生至少曾经历过一次睡眠瘫痪。睡眠瘫痪经常与恐怖感相关联，也伴有可怕的身体接近自己或压在自己身上，而自己却不能动弹。睡眠瘫痪的可怕记忆与她试图重组催眠过程中发生的事情相结合，可能让她觉得她被性侵犯了。当听到这个解释以后，她决定不再起诉她的同事了。

我们以警示性的说明作为结尾。并不是所有的对数年或数十年忘却事件的记忆恢复都一定是错误的，故此，精神治疗师在采信所有回忆起来的儿童期受虐的新记忆时都必须要特别小心。如果他们仍然未能获得确证的事实，他们不应认定恢复的记忆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