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冲突升级与格局恶化

一、冲突升级

HIIK定义中度和高度冲突从“危机”状态开始，“危机”指在紧张张力下，至少一方使用了暴力制造零星突发事件；而在“危机”之上的“严重危机”指暴力被组织化，并且反复出现，最严重的冲突是“战争”，“组织化系统化地持续使用某种武力造成长期和大规模破坏”⁽¹²²⁾。宗教功能单位的冲突格局恶化与普遍意义上的冲突升级有所区别。例如，冲突中的死亡人数是衡量冲突程度的一个指标，但是随着冲突手段发生变化和人道主义日渐被广泛接受，二战后各种冲突、战斗过程中的死亡人数和死亡危险性都呈逐年下降趋势，冷战后这一表现就更为明显。⁽¹²³⁾在尊重生命的政治文化生态里，冲突爆发后以联合国和北约为代表的外部军事力量进驻冲突地区，该地区的人员是维持和平部队必须要保护的对象，但是建筑却不是。“科索沃水晶之夜”就是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控制下发生的，科索沃阿尔巴尼亚示威者针对科索沃境内战后存留下来的塞尔维亚珍贵文物和塞尔维亚东正教修道院的破坏行为，这在塞尔维亚军队驻扎科索沃期间是很难想象的。⁽¹²⁴⁾和这之前的内战时期的情况相比，塞尔维亚人死亡人数大大降低，但是所有科索沃境内的东正教的宗教功能单位和阿尔巴尼亚族宗教生活中心清真寺之间的冲突状态明显恶化了。冲突升级:国家分裂和碎片化，地区冲突外溢引发多方混战，霸权国和国际组织的武力干涉都有可能改变宗教功能单位之间政治背景力量对比，而使宗教功能单位不得不有所行动。

1.分裂主义和独立运动是冲突升级的表现之一。这是指对立群体之间相互排斥到无法共同生活，其中一部分人脱离原来国家，或者致力于原来国家宣布独立成新的更小的主权国家。分离主义将改变群体力量布局，正如科索沃没有宣布独立之前，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徒是塞尔维亚整个国家的主体民族和宗教，但2008年2月18日后，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必须面对“少数民族”这个新的民族和宗教地位。1995年前后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也曾经遭遇过类似的身份转化所带来的冲突升级。分裂和独立运动中主体宗教转为少数宗教地位的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偏好发生改变，这些宗教功能单位由强化内部聚合、努力阻止分裂转换为分裂之后强调外部聚合以更多关注保证自身安全。从原来少数边缘宗教地位转换为主体宗教群体的宗教功能单位则相反，它们由争取更多支援以支持分裂的外部聚合转换为偏重内部聚合以避免新的分离。比如波黑战争期间1993年5月15日，波斯尼亚克纳齐那（Knezina）山村之中的一座圣母石头修道院内，沃克（Voja）牧师为聚集在修道院里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沃伊斯拉夫·舍舍利（Vojislave2elj）和同行的18位塞尔维亚游击战士举行荣耀战斗者烛光仪式，允许他们亲吻银十字架和圣经，并且祝福了这些在其他民族看来的大塞尔维亚极端分子。⁽¹²⁵⁾1995年《波黑和平框架协议》生效，波黑拥有主体地位，其内部有波黑联邦和塞族共和国联邦两个政治实体，战争各方被要求尊重彼此之间主权平等。⁽¹²⁶⁾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东正教群体不再频繁在教堂里提及“部族”（enthnophyletism）这样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东正教神学词汇，1998年，波黑比哈奇佩特罗瓦治（Bihac-Petrovac）里佐斯顿（Hrizostom）主教在比哈奇的一场聚会中说宗教被波黑的政客们利用了，他呼吁所有宗教社群都要去政治化，这场集会结束后，这位主教亲自组团拜访比哈奇大穆夫提，这是波黑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跨宗教的会面。⁽¹²⁷⁾(www.xing528.com)

2.暴力冲突事件的影响外溢引起更大规模的冲突对抗，是冲突升级的另一表现。伴随全球化的发展，跨国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更为紧密，政治决策和决策后果会外溢出政治群体的边界。⁽¹²⁸⁾不同的宗教移民散居者们“造就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精神”⁽¹²⁹⁾，却也易使宗教冲突外溢，影响到宗教文化亲近群体。比如美国“9·11”独立调查委员会《“9·11”调查报告》提出，“美国发现自己正在卷入与整个文明的冲突，在特定的情况下穆斯林世界发生的冲突会外溢到非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移民社区”⁽¹³⁰⁾。更多的外溢发生在相邻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现任副总统乔·拜登（Joseph R.Biden）分析伊朗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他认为伊朗宁愿伊拉克保持现在这个让美国陷入泥潭并且不断流血牺牲的状况，而伊拉克内战却也绝对不符合伊朗国家利益，因为伊拉克的内战会很容易地外溢过伊拉克边界导致区域战争，恶化地区间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关系。⁽¹³¹⁾冲突外溢所造成的地区政治宗教结构变化会带来更大规模的对抗，新加入冲突的宗教功能单位大都关注其战略利益，因而多采用外部聚合的行为模式在武力的支援下推广其价值观，而暴力冲突前线的宗教功能单位面临更激烈的武力对抗，其基本生存安全根本利益尚无保障，因而多采用内部聚合的行为模式，以身边的信仰群体团结来保卫自身以减少受对方破坏的几率。以中东地区为例，巴勒斯坦阿拉伯基督徒是身份模棱两可的群体，他们既支持巴勒斯坦民族独立，却也总不被其他主体阿拉伯穆斯林人群所认可。从英国统治时期到今天，阿拉伯基督徒都是被阿拉伯穆斯林攻击的对象。中东战争（The Arab-Israeli Conlict）期间，巴勒斯坦清真寺的讲经布道都把阿拉伯基督徒猛烈地抨击为殖民者和犹太复国主义的通敌者，⁽¹³²⁾排挤非穆斯林而使穆斯林群体内部更团结。同一时期，黎巴嫩的萨布兰（Talal-Zaatar，有黎巴嫩境内最大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萨布兰是个基督教信徒集中的区域）巴勒斯坦难民营的清真寺周围人们正忙着把黎巴嫩的国旗换上巴勒斯坦的旗帜，教长们在清真寺里热情地向往着故土。⁽¹³³⁾

3.霸权国家和国际组织武力干涉暴力冲突地区，是冲突升级的第三种变现方式。干涉方是霸权国和国际组织，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有能力“强迫冲突各方接受所订决议”⁽¹³⁴⁾的第三方世俗力量，干涉的外部力量与宗教功能单位之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直接利益冲突。冲突各方的对立宗教功能单位在干涉主义面前偏向共同选择强化外部聚合，即为己方争取更多元的援助和交流空间以避免被边缘化，同时也因为外力强大宗教功能单位必须尝试改变形象以避免被妖魔化。宗教功能单位趋向于接受国际规则制度的设置而较少选择挑战国际机制，在维护自身根本利益之外，也寄希望于对暴力最终因干预而弱化从而推进其重要利益的实现。客观上，宗教功能单位在武力干涉冲突升级结构的变化环境下所起到的作用是世俗团体所无法企及的，宗教功能单位以信仰为突破口，为冲突的己方推进更广阔的联盟。仍然以波黑战争为例，战争爆发之后，波黑的天主教主教们和塞尔维亚正教会的宗教领袖们的行为方式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他们都普遍地不断声讨各种罪恶，但是并不专门指出自己所属种族群体侵害其他族群的反人权暴行。转机出现在1994年，随着北约和联合国介入波黑战争，开始逐渐有冲突前线的宗教功能单位正视自身群体的暴行。比如米约·德佐兰（Mijo Dzolan）神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自己领导的位于Scit的圣方济各拉玛修道院（Franciscans’Rama Monastery），成功地阻止了克罗地亚军队占领布戈译诺（Bugojno）。这其实是变相承认了克罗地亚军队对当地穆斯林的威胁性。德佐兰神父积极地倡导放弃部分宗教努力而推进Prozor地区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之间调解对话的努力和他本人的宗教经验背景，使他成为这一地区联合国缓解种族紧张调解人经常咨询的顾问，这所圣方济各修道院为自己和所在地区内牧养人群强化外部群体聚合，向干涉力量争取了和平的机会。